唐朝又在高祖、太宗、高宗三代君主的经营下，建构了中原核心—周边外围组合的二元制复合型的盛世王朝。
二、内外的融结与“兴盛”的出场唐朝之强盛，最终的促成要素是人而非物，即人群构成的方式发生了新的变化。如果说唐朝有什么区别于秦、汉、宋、明这些中原汉系主体王朝的地方，那就在于它人群多样的“异质性”组合的形态，用今日的话语表述就是多民族多族群，尤其是来自诸如粟特人那些域外群体的参与和介入。
众多的例证不胜枚举，这里仅捡拾三例以资证明。首先，外族人于唐廷为官者的高比率。据史料记载，贞观四年（630）唐朝征服东突厥之后，为了妥善对待他们，朝廷将其民众安置在长城沿线地区，设置羁縻府州，满足其生活需求；上层贵族则落居长安，任命官职，“五品已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
外族人（包括域外成员）担任文武百官，是唐朝政治的一个突出特点，人们熟知的长孙无忌、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高仙芝、哥舒翰、安禄山、李光弼、仆固怀恩、李怀光等，贯通前后。
他们多数人勇猛强悍、能征善战，甚至运筹帷幄，颇得朝廷青睐；更有李林甫阻止汉人朝官而推举胡人武将的刻意安排，他的目的非常明显，那就是“利其不识文字，无入相由”，以确保自己的专权。
通观前后历朝历代，像这种规模和幅度任用胡人或域外人士的，实不多见，他们也的确在唐朝的政治军事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其次，粟特等西域胡人在唐朝社会生活中的表现。西域胡人朝向东方求得发展，是那个时代一个颇为耀眼的行为。他们中不乏使节、学者、宗教信徒，更多的则是从事商贸的各类人等。像安菩这样的粟特人首领及其属部，有可能随着东突厥的被征服从草原而南下。
他作为首领，获得了朝廷的封赐，除安宅于长安城之外，他还兼有北部羁縻府州之属的六胡州大首领一职。这个“大首领”，多指那些向东方迁移的粟特人自我管理的为首者，他们步入汉地后，这个称号也被唐廷所认可并纳入羁縻府州的体制，安菩的六胡州大首领职衔，应当属于这种现象。
另据文献记载，唐后期德宗在位期间，宰相李泌出于朝廷负担过重的考虑，曾下令检括那些定居在长安城免于赋税的胡人户口，查得4000余人，唐廷下令让他们选择：要么入籍成为唐朝百姓承担相应税赋，要么返回西域老家。结果没有一个返回的。他们早已娶妻生子，置办产业，与长安社会融结一体了，倘若离开长安返回原籍，无异于抛家弃子。
最后，胡人在丝绸之路贸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沟通中西商贸和文化交流的渠道，丝绸之路在唐朝表现得十分突出。
然而仔细分析，承担其重要角色的，更多的是粟特商人。出土文献中记载的“商胡”“兴胡”，主要指的就是他们。例如，一份吐鲁番文*载，西州（治高昌，今新疆吐鲁番）百姓石染典用18匹大练向一个叫康思礼的人购买一匹马，根据规定，双方须签订契约，使交易获得官方认可。
为了使买卖合法，不仅需要西州市场签订的契约，契约的签署还要有证人作为“保人”，石染典买马契那份文书虽然残缺，但留有“兴胡罗也那”“兴胡安达汉”和“西州百姓石早寒”的保人记载，这都是粟特人明显的印记。类似的例子在墓葬的资料中也多有反映。
又如，人们熟知的粟特人安伽，他是北周时期同州（治今陕西大荔）胡人聚落的一个头领，充任“萨宝”一职。他墓葬石棺床的雕刻中，有不少关于粟特商团出行和会客休憩的场面，生动地刻画了他们长途（或中短途）跋涉的情景。根据出土资料和文献的多方证实，在中古时期民间的联系和交易中，粟特商人充当了重要的沟通角色。
他们所处地区兼通四方、多族聚集，使其具备了掌握多种语言的能力，便于他们东西南北地流动和沟通，长安、洛阳各地活跃的“译语人”，往往就有他们的身影。作为沟通中西的吐鲁番西州，他们的活跃，更在情理之中了。
三、如何看待唐朝的“兴盛”综上所述，外族、域外人员的介入与唐朝盛世局面形成之间的密切关系。
史实证明：当王朝强盛繁荣之时，往往伴随着开放的内外交流和中西互动；反之，当大门紧锁、自我封闭之时，也多与萎缩衰落相伴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