揆诸前后300年的唐朝历程，我们看到的恰是这种盛世及其衰相的前后嬗替。安史之乱前的唐朝，整体处在胡汉融结、中原周边四维兼纳的复合型王朝的拓展状态，这一时期中外物质和精神文化的交流频繁不断，内外人员的彼此往来持续相承，“华夷兼容”亦为社会所共识。
然而叛乱之后，周边外围势力重新崛起，唐朝的内外有别代替了彼此兼纳；排胡之风逐渐盛行，内外畛域日益分明。
伴随节度使势力兴起的，是周边地区各族势力的不断积聚，它们与所在地区结合，形成了诸如东北契丹、西北党项、河西走廊乃至天山南北回鹘诸部这样的区域性胡系集团及其政权鼎立一方的现象，直至唐朝自身被朱温后梁所替换。为什么会有如此迥然的变化呢？这既是耐人寻味，也是值得不断思考的问题。但我更倾向于从唐朝国家构造的基本特质这一层面上去理解。
如上所述，我们将唐朝视作胡汉融结而成的复合型王朝，在它之内，汉系势力当然处于主宰和支配地位，非汉系人群成为辅助和维系的力量，用唐太宗的话语表述，就是“中国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
就王朝人员的组合而言，既有汉系人群，也有非汉系或曰胡系群体，可谓多族群的聚合；与此相应，它以中原农耕地区为主干，包含周边的草原、高山等游牧、半农半牧乃至游耕渔猎地带，“异质性”“非均衡”构成了理解唐朝国家特性的基本词语。
这与人们熟知的古代“帝国”的观念大体相符。帝国的本意就是人员众多、文化多样、幅员辽阔且差序分层而内外分等，其统治方式通常有一个集权的君主居守都城，围绕他形成了一个有效的朝廷加以治理，地方则随其与朝廷之关系及地缘远近而有不同的治理方法。
至少前期的唐朝，其人群、幅员乃至控制的方法手段，均与此相近，应当说它具备了“帝国”的基本特质。
但正因如此，不论是帝国还是王朝，我们看到的是它伸缩的变迁而非阻滞的恒定。如果与主宰今日世界格局的民族国家比较，这种类型的国家被界定在十分明确的框架之内，不论其疆域、人群组合，还是主权行使，都有国内和国际法规的严格限定和规范约束，一旦僭越，就会遭受遏止和惩处。
总结王朝帝国的构建则与此形成了对照：“变”成为它生成和发展的内在动力。唐朝在李渊的经营下，以关陇集团为依托，占据关中，由此向中原和江南推进，再朝向中原四维地区拓展，这就是“变”的具体呈现；然而当高宗末年东突厥复辟重新立国、吐蕃进攻并蚕食唐朝西毗、连带其他势力首鼠翻覆之时，唐朝的控制又回缩到了传统的中原本土，经安史之乱的冲击，它就一蹶不振了。
这一伸一缩，表明的是唐朝的兴衰之道，影响它的因素固然方方面面，但最根本的就是人群的组合，这里的人群除了我们熟知的“汉系”之外，更多的是“非汉系”或曰“胡系”群体的介入。当众多人群通过某种方式组织到一个国家或王朝之内、共同努力整合到新的高（强）度之时，就意味着王朝兴盛的到来。唐朝的前期，就是这种局面的呈现，它代表着中国历史发展的新高度，而决定这个高度的，正是人群的“有效构成”，这个“构成”倘若缺少了域外人士的参与，就不可能做到“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