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茶菌和邓丽君，邻居的秘密
文 | 西门媚
透明玻璃罐子里，有一块半透明的白色东西，漂浮在红棕色的液体里。玻璃罐壁上，凝结着些小小的气泡，在光线的照射下，能看见液体里还有气泡正在升腾。
母亲打开罐子盖，倒一些到玻璃杯里，加点白糖，加一点儿凉开水。
液体在杯子里，带着一点儿气泡，清亮透明，浅茶色。
我和哥哥便捧起杯子大喝起来。
这是我家的自制饮料，酸酸甜甜的。“比汽水还好喝！”我们常常一边喝一边赞叹。就好像我们喝汽水喝得不爱，才喜欢这个似的。
其实很少能喝到汽水。平时更多见的是街边的凉水摊，玻璃杯，装着红红绿绿的水，上面再盖一小块玻璃，看起来晶莹凉爽，一分钱一杯。那水看起来冰爽，喝起来真是一般。糖精和色素兑的，一点儿都不好喝。
家里这个新式饮料，当然比外面卖的色素水好喝多了。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正流行着这种饮料。这叫“红茶菌”。家家都在养红茶菌。
容器经过高温消毒，装入茶水，放凉，再加入菌种和糖，好些天之后，看见水里长出白色的膜状物，红茶菌就养好了。
倒出一些液体来兑水加糖喝掉，再往罐里加入茶水。循环往复，可以无穷。
那时，我们住在单位的宿舍里。北方称之为“筒子楼”，我们这儿没有这名字，就叫宿舍楼。
宿舍楼共两层，中间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两边开无数的门，每个门进去，是一两间房子。没有卫生间和厨房。每家都在走廊上放一个蜂窝煤炉，这就算是厨房了。楼外有个露天的洗衣台，大家淘菜、洗碗、洗衣，都在这里完成。稍远还有一个公共厕所，供附近两栋楼的人使用。
我家那两间房子的功能很多，既是睡觉的卧室，也是会客的客厅，看电视的地方，吃饭的饭厅，还是我们写作业、我妈备课的书房。
我家门口的那个蜂窝煤炉，永远不能熄火。
蜂窝煤是每月凭票买的，用碎煤压制而成，里面掺了大量的杂质，黄泥什么的，不好燃烧，如果不慎把炉火熄了，下一次“生火”就太费事了。那时我母亲工作很忙，很难有时间来侍弄这些。所以，炉火是长明的。但一直燃烧又太费煤，每月定量的蜂窝煤肯定不够。因此那时的人们又发明了很多方法来让煤炉不熄，但又燃烧缓慢。比如，在蜂窝煤的一些孔上，塞上专用的塞子，或者在炉膛上，装一个可调节进气的盖子。
炉火燃着，又不能浪费，所以，每家的炉子上，都会坐一只锅。锅里可能炖点汤，也可能煮点热水。
整个走廊上，充满了不完全燃烧造成的气味，让人有点微微的窒息感。有时，又混杂着炖汤的香味、炒菜的油辣味、熬中药的苦味。
我穿过走廊的时候，总是喜欢走得很快，到家迅速开门关门，把难闻的气味关在门外。
但多数人家不是这样的。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邻居都喜欢串门。
我母亲因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才调回来，知道必须入乡随俗，像邻居一样，得把房门打开，随时欢迎邻居来访。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那一段，人们串门的一个主题，就是，“尝尝你家的红茶菌”。
不记得红茶菌最初的“菌母”来自哪家了，总之，没多久，家家都在养红茶菌。方法是互相传授切磋，但过了一阵子，红茶菌居然味道有差异。
有的人家的酸一些，有的甜一点，有的颜色深，有的味道浓稠，有的菌块发黄，有的发绿，有的甚至发黑。如果发黑了，人们就不敢喝了，倒掉从头做起。
这有点像我们四川人家里的泡菜。每家的泡菜味道都有差别，香气、味道、色泽，都不一样。但泡菜的差别我大体明白，是母水不同，加入的原料不同，佐料不同，手法不同。但红茶菌都是同一来源的菌种，为什么还是造成了这么大的差别。
不仅我不明白，我们的邻居们，对这个问题，很有兴趣研究。
夏天晚饭后，他们常常端了杯子，挨家串门，相互品评。
我家的房间是一个外间套着一个里间。邻居们来了，多半都在外间，聊天，品评红茶菌。邻居们一般不会进入里间。在里间我们藏了个秘密。
就是收录机。
我家有一台三洋牌收录机。是在中国香港的姑姑送给我们的，父母对它宝贝得不行。一共只有两盒磁带，一盒邓丽君，一盒奚秀兰。
我们的邻居都还没有收录机。通常人们只能从收音机或者单位广播里听歌。这种软绵绵的甜歌，非常稀罕，一听就觉得满心柔软甜蜜。
邓丽君在《何日君再来》里的那句道白：“来来来，喝完了这杯，再说罢”，软腻无比，让十岁的我非常震撼，发现这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亲热温柔。
母亲特别喜欢这两盒磁带，但我们知道只能悄悄听。每次听，声音都开得很小。我们把声音调小到外间都听不到的程度。
有这样的歌曲听着，人便觉得跟周围的环境不那么贴近，走廊里的煤烟味、公共厕所里的蛆虫和打着雨伞洗衣洗碗，都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
但是，很快人就得贴近现实。
我家被举报了。单位领导找我妈去谈了话。
母亲回家后，非常难过，她对我哥说，把磁带消了吧。
我哥把磁带放进收录机，再三向她确认。她叹着气，还差点流了泪，但最后还是肯定地点了头。我哥按下了录音键。
我们没有别的消磁方法，只能开着录音功能，录下了两三个小时的空白声音。
我们不说话，在屋里做些别的事情。看着磁带在机器里，匀速转动。
我们房间比外面的路面矮，应该算半地下室，窗外只能看见别人的脚。我们能看见，外面有些人走来走去。走路的也许是买菜回家的大人，跑过去的是放学后正在玩耍的小孩。我们的录音机，把这些声音都录下了吧？
母亲没告诉我们，谁是那个举报的人。我知道，肯定是某个邻居，把耳朵贴在我们的门上、墙上或者窗上，发现了我家的秘密。也许还不止一个邻居。
母亲对邻居不放心起来，时常会担心，我们坐在走廊上的锅。有的邻居喜欢掀人锅盖，一路走，一路掀开别人家的锅盖看看，都在煮啥。
养红茶菌的热闹，似乎也是随着这一事件消散了。我家很快不喝红茶菌了，邻居们也没坚持多久。关于红茶菌的传说，也从最初的抗癌，变成了致癌。
一直到1984年，奚秀兰上了春晚。母亲知道，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听这些歌了。我哥拿着那两盒被洗掉的磁带，出去找人翻录。正版的盒子里，装进了翻录的磁带，翻录的仍是奚秀兰和邓丽君。
翻录的效果差很远，特别是开头有一段空白没录上。发出沙沙沙的杂音，我们知道，是那一天抹掉磁带时，录下的窗外的声音。
（选自《食光机：食物中的当代小史》）
《食光机：食物中的当代小史》
西门媚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在这个急速变化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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