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主要包括统治阶级和人民的矛盾，统治者内部的矛盾以及中央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等等。
经济矛盾
唐玄宗开元时期，社会经济虽然达到空前繁荣，出现了盛世的局面，但同时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土地兼并，以至百姓多迁徙流亡。均田制破坏，均田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加之，唐朝最高统治集团日益腐化。从开元末年，唐玄宗就整天过着纵情声色的生活，杨贵妃一家势倾天下，任意挥霍，宫中专为贵妃院织锦刺绣的工匠就达七百人，杨贵妃的姐妹三人每年脂粉钱就上百万。杨氏兄弟姐妹五家，声色犬马，权欲熏心，过着荒淫糜烂的生活。统治阶级的腐朽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促使社会矛盾不断加剧。
阶级矛盾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是安史之乱的直接原因。唐玄宗后期，“口有蜜、腹有剑”的奸相李林甫，把持朝政达十九年之久。他在职期间排斥异己，培植党羽，把持朝政。继他上台的杨贵妃之兄杨国忠，更是一个“不顾天下成败”，只顾循私误国之人，他公行贿赂，妒贤忌能，骄纵跋扈，不可一世。奸臣当道，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尤其是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争权夺利，成了安史之乱的导火线。此外，西北派节度使哥舒翰与东北派节度使安禄山之间，也素有裂隙。内外交错，使唐玄宗后期统治阶级内部君与臣、文臣与武将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
民族问题
从五胡乱华开始，河北、中原有大量胡人。至隋唐时期，河北仍然是汉人、契丹人、奚人、突厥人等多民族杂居,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叫做“河北胡化”。
在史书中被称为安禄山、史思明“腹心”、“宾佐”和“心手”的最核心人物有高邈、何千年、许叔冀、吉温、张万顷、孙孝哲、曹将军、徐归道、独孤问俗、张休、张通晤等11人，只有孙孝哲和曹将军是少数民族。安禄山、史思明在叛乱过程中和称帝时所重用的主要是汉人。《旧唐书·安禄山传》载：“十一月，反于范阳……以高尚、严庄为谋主，孙孝哲、高邈、何千年为腹心。”而高尚、严庄“专居（安禄山）左右以画筹”。（注：《安禄山事迹》卷中。）在这五个关键人物中，只有孙孝哲是少数民族。安禄山称帝时，大燕政权的左相达奚珣、右相张通儒、中书侍郎高尚、御史大夫严庄，前者为鲜卑人，后三人均为汉人。乾元二年(759)四月，史思明称帝时的宰相周挚也是汉人。除了上述几个核心或关键人物外，在安史政权中担任过重要角色的一些人物几乎全是汉人。如安史政权的宰相陈希烈、平冽、张垍，尚书敬荣，中书令王伷和张均，全是汉人。
在安史乱军中领兵打仗的将领主要有崔乾佑、蔡希德、尹子奇、牛廷玠、徐璜玉、安守忠、安俊雄、李秦授、李归仁、毕思琛、周万顷、安晓、李钦溱、李立节、李庭伟、张孝忠、王武俊、申子贡、荣先钦、阿史那承庆、范秀严、阿史那从礼。这些将领中只有张孝忠（奚）、王武俊（契丹）、阿史那承庆（突厥）和阿史那从礼（突厥）是少数民族。其他如安守忠、安俊雄、安晓疑为安禄山的同一种族人。安史乱军中领兵打仗的将领多数还是汉人。
至德二载(757)一月，史思明从博陵，蔡希德从太行，高秀岩从大同，牛廷玠从范阳，共率兵10万人围攻太原，这四路将领中只有史思明为胡人；在乾元年(758)十月安庆绪分三军营救卫州时，崔乾佑领上军，田承嗣领下军，安庆绪亲领中军，只有安庆绪为胡人；上元元年(760)，史思明准备实施全面进攻计划时，“遣其将田承嗣将兵五千徇淮西，王同芝将兵三千人徇陈，许敬江将二千人徇兖、郓，薛鄂将五千人徇曹州”。（注：《资治通鉴》卷221，上元元年十一月。）》。这四路将领全是汉人。
安禄山起兵后，令贾循留守范阳，吕知诲守平卢，高秀岩守大同，以后每攻占一地，大都派汉族将领镇守该地。如令安忠志（奚）领精兵驻扎土门，张献诚（张守珪之子）守博陵，李钦凑守井陉口，李庭望守陈留，武令珣守荥阳，张万顷为河南尹，崔乾佑守陕郡，张通儒之弟张通晤负责睢阳，张通儒为西京留守，崔光远为京兆尹（有的记载为田乾真为京兆尹），安守忠镇关中，牛廷玠屯安阳，安太清守怀州，周挚、许叔冀屯福昌，史朝义守冀州，令狐璋戍滑州。这些为安、史镇守要地的官员中，除了安忠志和安禄山、史思明之子是胡人外，其余大都是汉人。
安禄山手下有数千将领，《新唐书》列传第一百五十记载，安禄山在天宝十三年曾一次上奏将其属下2500人任命为将领，原因是这些人讨伐奚、契丹、九姓、同罗等少数民族，这些人功劳很多，因此这2500人很可能大多是汉人。这2500将领，没有证据说其中是胡人多。至于安禄山手下数千将领，也没有证据说是胡人多。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只是让副将何千年入奏请以蕃将32人代汉将，只是换了安禄山手下数千将领的32人，对安禄山手下将领的胡汉比例几乎没有影响。
内部矛盾
大唐中兴颂(拓片)
中央和地方军阀势力之间的矛盾，则是促成安史之乱最为重要的因素。由于唐朝的均田制和府兵制被破坏，从唐玄宗起便不得不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这些召募来的职业军人受地方军阀的收买笼络，和将领形成一种特殊的盘根错节、牢不可分的关系。加之，开元以后，在边防普遍设立节度使制度，他们的权力越来越大，至于“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赋”，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到天宝元年（742年），边军不断增加，达到四十九万人，占全国总兵数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其中又主要集中在东北和西北边境，仅安禄山所掌范阳等三镇即达十五万人。而中央军则不仅数量不足，而且质量太差，平时毫无作战准备，打起仗来，不堪一击。节度使的日益强大，与中央政权矛盾日深，到天宝末年，终于爆发成为安史之乱。
李林甫出任宰相时，为巩固权位，杜绝边将入相之路，称胡人忠勇无异心，淳朴单纯，建议玄宗用胡人为镇守边界的节度使，而且又放任他们拥兵自重。因此安禄山身为胡人等得以取得权力，东北城的鞠仁兵是安禄山部队中最骁勇劲捷的一支部队。而安禄山也因兼三大兵镇独掌十八万三千九百人的兵力而有叛唐的实力及野心。754年，安禄山奉命入长安，玄宗由是更信任安禄山《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七》：上尝谓力士：“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力士答曰：“边将拥兵太重，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得谓无忧也。”又言“自陛下以权假宰相，赏罚无章，阴阳失度，臣何敢言。”就如李泌所说：“假如当初封赏给安禄山的不是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之官，而是给他百里之国，也就不会谋反了。”遗憾的是，玄宗不听高力士的言论、加之玄宗义子汉人名将王忠嗣忤逆于他。如此玄宗更崇信安禄山。王忠嗣因此出局，唐朝也就失去了制约安禄山的重要力量。
安史之乱的性质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更具体说，是唐中央政府与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斗争。安史之乱的首领们虽曾利用了人民对唐王朝的反抗情绪以及民族矛盾的因素，然而这并不能影响这次叛乱的根本性质。另一方面，在战乱中由于安史叛军对人民的残暴行径，曾引起了像常山太守颜杲卿、平原太守颜真卿以及张巡、许远的死守睢阳等的反抗斗争，这些局部地区反暴政的斗争是正义的，但同样也丝毫不能改变整个战争的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