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
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
这首题为《村居》的小诗，很多人都不陌生。这首诗在20世纪80年代末进入小学语文教材，至今已逾30年。但说起这首诗的作者高鼎，人们怕是会一脸茫然：高鼎？高鼎是谁？
许多选本选录此诗时，只说他是浙江仁和（今属浙江杭州）人，字象一，一字拙吾，生活在清朝后期，生卒年和生平事迹都“不详”，简直是个谜一般的人物。
幸而高鼎的诗文集《拙吾诗文稿》尚存天壤之间，卷首有其友人李圭（1842－1903，字小池，我国近代邮政倡导者之一）所作《行状》一篇，我们可以据此了解高鼎的生平。
高鼎《拙吾诗稿》（四卷）
据《行状》，高鼎生于道光八年（1828），卒于光绪六年（1880），《清人别集总目》（李灵年、杨忠主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柯愈春著，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清代人物生卒年表》（江庆柏编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等工具书均据以著录其生卒年。而《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在选录“优秀古诗文背诵推荐篇目”时没有看到相关材料，误将高鼎置于龚自珍（1792—1841）之前，这是修订时应当更正过来的。
高鼎的一生，可以说是颇为不幸的。他自幼家境贫寒，父亲高坤曾在京口（今江苏镇江）做鹾务（即盐务）司会计，后因病归家，常年卧床，母亲孙氏身体也不好，家中还有一个比他小九岁的妹妹要养活，没有余钱供他读书。他十五岁起在一家店铺学做生意，读书全靠自学和家教。十六岁父亲去世，二十一岁母亲去世，高鼎从此只得与妹妹相依为命。
高鼎一生经历的最重大的事件是太平天国运动。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攻陷杭州，他在逃难途中被截去辫发，好在最终保住了性命，逃到宁波乡间教书为生。次年，太平军再次攻入杭州，他的妹妹和妻子林氏在逃难途中殒命。这一经历给他的内心带来了难以抚平的创伤：一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辫发遭人截去，自此“不得为全人”，深以为恨；二是多年来相依为命的妹妹死于战乱，此后他几乎每年都会写诗悼念亡妹，哀恸之情溢于言表，而每次提及太平天国必詈为“贼寇”（这是当时知识分子的普遍观念，不当以“反动文人”目之）。
此后，他除了回过几次杭州之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宁波教书。四十二岁那年，他娶了宁波的一个哑女鲍氏为继室，后来又有了两个儿子。同年，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份榷署（掌管过境贸易的机构）的文书工作，月俸四金，自此生活才稍稍宽裕了一点。
高鼎相貌平平，不善言谈，还有高度近视（李圭《行状》称其“目露光近，读书目摩纸”），终其一生不过是个教书先生、榷署文员，最大的爱好便是写诗。这与他外祖父孙麟（1778—1856）的言传身教密不可分。
孙麟字苏门，在当时也是一个小有名气的诗人。高鼎因家境贫寒，只能在学做生意之余跟从孙麟学习，因此孙麟对于高鼎，既是亲人，又是良师。孙麟临终前，将自己的诗集稿本寄给了高鼎，高鼎十分珍视，一直置于行囊之中，杭州城破逃难之时亦随身携带未曾遗失。
光绪五年（1879），体弱多病的高鼎在李圭等友人的帮助下完成了人生中最后一件大事——为孙麟刊行了他的诗集《秋啸堂稿》。次年春，高鼎不幸身染湿热，“顶踵浮肿，痰喘，夙疾加甚，且咳血”，是年十月十日（公历11月12日）病逝于宁波。
高鼎逝世后，留下的诗作有2715首之多。李圭约请高鼎的另一位友人金遗从中精选出1080首，编为四卷，又以文31篇附后，于光绪八年（1882）刊成印行，卷首有黄福楙《序》、金遗《序》、李圭《行状》，卷末有捐刊姓氏及李圭《跋》，这就是我们今天能见到的《拙吾诗文稿》，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均有收藏，林庆彰等主编《晚清四部丛刊》第六编（台中：文听阁图书有限公司，2011）亦有影印。
本文开头提到的那首《村居》，就收录在《拙吾诗文稿》卷二，同题下共有四首诗，此为第三首。由于在乡村生活的时间较长，高鼎创作了不少描绘乡村生活的作品，而这一首显得尤为特别。前二句侧重写景：二月里，春草萌发，群莺乱飞，杨柳的枝条在春风吹动下轻拂堤岸，仿佛沉醉在春天的雾气中。后二句侧重写人：一群天真可爱的孩童放学归来，发现时间还早，便连忙拿出纸鸢，在温煦和暖的东风中放了起来。
如果说前两句尚属平淡无奇，后两句则堪称妙笔。尤其是末句中“忙趁”二字，既写出了孩子们迅捷麻利的动作、活泼好动的天性以及唯恐大好时光从手边溜走的急切情态，又从侧面反映了春天的盎然情趣和勃勃生机，甚至还包含了一点应该珍惜美好事物的哲理意味。比起前人描写儿童的名句，诸如“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唐胡令能《小儿垂钓》）、“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宋杨万里《宿新市徐公店》）、“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清袁枚《所见》）等，实在是不遑多让，入选小学语文教材并广为传诵亦是理所应当的了。
关于这首诗，近年来有一些选本和赏析文章称其为“高鼎晚年归隐于上饶地区，闲居农村时即兴之作”（周啸天《啸天说诗》，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甚至说高鼎“遭受议和派的排斥和打击，志不得伸，晚年归隐于上饶，诗中孩子们无忧无虑放风筝的生活，大概是诗人壮志难酬后心之所向的生活”（李娜《浅谈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中的古代童趣诗》，《文教资料》2017年第1期）。这些说法其实是误将另一首同题作品——辛弃疾《清平乐·村居》的写作背景原封不动地照搬了过来，“强加”在高鼎《村居》的头上。
《小学生必备古诗词112首》（人民教育出版社）中《村居》插图
究其原因，这两首诗均为小学语文教材中的篇目，均写乡村生活，也都写到了儿童活动（辛词中有“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之句），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也经常将这两首作品相勾连，一来二去，遂成张冠李戴之误。
《拙吾诗文稿》中的诗作均以年代为序编排，从《村居》所在的位置来看，这组诗当作于同治二年（1863）春，当时三十六岁的高鼎正避乱宁波乡间教书为生，写的乃是战火不曾波及的宁波乡间的盎然春意和童真童趣，既非“晚年”，亦非“隐居于上饶”，更没有什么“遭受议和派的排斥和打击，志不得伸”。读诗可以知人论世，但前提是必须对“人”和“世”有一个准确的把握，否则像这样不经查证乱解一气，对理解诗歌是毫无助益甚至有害的。
本文发表于2020年2月29日《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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