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对外传播中心主任、研究员林跃勤；西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郑雪平；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米军
【内容提要】历史经验证明，任何一次重大的全球性突发事件都会对人类集体行为产生巨大冲击波。业已波及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影响70多亿人口并造成数十万人死亡的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对整个国际合作及“一带一路”倡议产生明显负面影响。在回顾重大突发事件对国际合作影响的理论研究基础上，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对“一带一路”建设的不利影响，探讨降低和消除负面影响、尽快恢复正常建设节奏的对策，尤其是与沿线国家建构 “一带一路”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联合治理机制，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保驾护航，有力推进卫生健康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关键词】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 对“一带一路”影响； “卫生健康共同体”
一、重大突发事件及其对国际合作的影响
突发公共事件是指由于矛盾、冲突的积累而导致公共组织处于严重威胁、不确定性和压力状态下，为使其摆脱或减少这样的危机情境带来的损害而对其作出关键决策的事件。突然爆发、难以预料、必然原因、严重后果（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社会危害和危及公共安全）、需紧急处理等是突发公共事件的基本构成元素及特点。《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2007年11月1日正式实施）对突发事件的认定是：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依据联合国的定义，突然发生并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严重危害社会、危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即可称为国际性突发事件或者重大国际公共危机。诸如埃博拉、登革热、H1N1等均属于带来国际性影响的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
（一）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及其与全球化的内在关联
虽然全球性重大突发事件古已有之，但在现当代有增多加剧之势。这与全球化加速、人类开发征服自然发展经济以及开展国际合作行为不断突破常规且缺乏合理有效因应之策有很大关系，尤其是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和传播，更与全球化快速迈向深广度发展过程中人际交往过于频繁以及治理不当等有很大因果关系。研究显示，在全球化时代，每个国家都卷入越来越多、越来越深的国际交流中，现代交通工具的普遍使用，加快了人、植物、动物和货物的跨境流动，也加快了病原微生物的移动以及化学和放射性污染的扩散等，并且可能演变为新型流行疾病的广泛传播，甚至演化为全局性、国际性危机。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警告称，全球正处于从古典工业社会转向风险社会过程中，全球化越深入发展，其可能产生的全球性风险也越多。在后工业社会，风险高度随机化、复杂化及难以控制性使得对各种风险的应对方式变得更为棘手也更加重要。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在为各国经济发展提供机会的同时，也很自然地会为毒品或人口贩运以及疾病传播创造机会，从而导致公共卫生事件易发频发。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快速推进，区域性、全球性突发重大公共事件层出不穷，如SARS、埃博拉、甲型H1N1、中东呼吸综合征等均通过人员流动造成跨境蔓延，并造成巨大生命财产损失和严重的社会、环境灾害及次生灾害。本次新冠病毒全球蔓延对世界造成了最近20年不遇的不确定性、恐慌及信心缺失，包括旅游业、客运、航空、酒店等容易受到跨境人员流动影响的很多行业都受到了巨大冲击。最新权威机构的全球经济发展前景预测显示，2020年全球GDP增速将大幅收缩3%，比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时还要糟糕。而高盛经济学家预测，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冲击可能是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四倍。经济全球化在推进资源开发和优化配置等方面起着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也由于人类不当甚至掠夺性开发自然资源导致全球气候变暖以及其他次生灾害增多，直接或间接引发流行病、传染病毒的滋生和蔓延，而现代化交通手段以及交往频繁等又对重大疾患等突发事件的不良后果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人们旅行越多、交易越多和交流越多，就越容易受到传染病的伤害。禽流感、SARS、猪流感和COVID-19并不是人类历史模式的变异，而是当人们以商业、合作和分享思想的名义走到一起时所发生的事情。《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一书作者、牛津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彼得·弗兰科潘表示，在当今世界，我们都被交通网络联系在一起，人类是一个紧密相连的共同体，我们都是国际社会的一部分。虽然当今国际合作似乎经常面临巨大压力。但新冠肺炎疫情提醒我们，如果要避免全球性的重大灾难，国际社会必须进行更加紧密的合作。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其著作《理解国际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一书中称，人类最早的全球化就是“环境尺度下的瘟疫全球化”。起于青苹之末的某种不起眼的传染性病毒，会随着人口流动，最终在某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爆发。
（二）“一带一路”建设受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影响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一个直接涉及沿线65个国家40多亿人口而且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系统工程，需要调动巨大人力物力资源推进五通互联，各种不确定性因素以及风险均会随之增加并在防范不力的情况下产生溢出效应。“一带一路”建设涉及到各种基础设施建设、交通运输、生产、销售等全价值链，必然具有频繁活跃的人际交往特质，发生交叉感染的概率较高。如自“一带一路”建设启动以来，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双向投资不断深化，其他如人员往来、旅游及人文交流也快速增长：2014~2019年贸易值累计超过44万亿元，年均增长达到6.1%，高于同期中国对外贸易增速；截至2019年9月，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投资累计超过1000亿美元，沿线国家对中国的投资亦达到480亿美元。商务部数据显示，近年中国对沿线国家承包工程及劳务外派人员呈现加速增长势头。2019年1-10月，中国企业与沿线61个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1121.7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63.5%，同比增长38.6%。对外承包工程项目的快速增长亦使得“一带一路”成为我国劳务输出的新热线。“一带一路”也带火了沿线游，中国和“一带一路”参与国双向旅游交流已超过6000万人次。此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来华留学生规模也呈现井喷之势，2004~2018年间，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人数从2.49万人增加到26.06万人，增长了10倍多；占来华留学生总人数的比例从22.46%提高到52.95%。倘若某一国家发生传染病，势必会通过劳务输出入、跨境旅游、留学互访等人员流动发生跨国传染。实际上，新冠病毒自2020年初爆发以来已迅速蔓延到全世界，“一带一路”沿线多数国家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病毒传染情况，特别是西班牙、意大利、塞尔维亚、俄罗斯、印度、伊朗、巴基斯坦等国。这说明在经济一体化时代，特别是旨在通过互联互通深化跨境交流合作的“一带一路”倡议下，大量且高频的人际交流难以避免地会使病毒出现人际传播、感染、蔓延甚至全球大流行，从而使得承包工程、合作园区以及其他建设项目等面临人员隔离限制、供应链断裂以及关停歇业等不利状况。
跨国合作项目由于其本身涉及的范围广泛、交流频仍的性质，复杂高频率的人际及物流容易成为疾患病毒滋生和传播的载体，而且“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居多，人口占全球的一半多，多数国家和地区公共卫生治理水平较低，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发生、流传较快，防控难度大。而一旦产生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反过来会对国际合作产生直接而巨大的连锁反应，威胁跨境合作的正常运行，如人员流动、货物运输、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以及正常生产秩序和社会生活等均会受到极大抑制，甚至中断和倒退。中世纪黑死病导致欧洲发生大规模死亡和贸易活动等停滞的历史悲剧不止一次重演。因此，对外开放以及“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导致涉我境外突发事件的潜在风险增多也就在所难免。与传统的“四骑士”（疾病、战争、瘟疫和死亡）相对应，人口过多、全球化、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的超连接性、过度集中且数量下降的脆弱供应链则是人类当前面临的“四骑士”（四大挑战）。全球新冠疫情不是一个孤立事件，而是由同一动力系统所产生的有多样显现形式的全球危机的一次体现。纵观历史，当市场融合、文化融合、技术共享和商业繁荣，疾病也会相伴传播，允许货物流通的道路和走廊也是病原体的通道。这样的故事在古代丝绸之路上一遍遍地上演，当今再次发生在冠状病毒身上。“一带一路”所覆盖国家和地区自然环境复杂、涉恐风险大、传染病疫情多，公共卫生威胁扩散更快，需要深度治理。过去一段时期，欧亚大陆出现过多种严重的流行病，如非典（SARS）、肠出血性大肠杆菌（EHEC）等，但信息不畅、歪曲等导致公共卫生机构的决策常常失真和错误。当前的国际合作还远远不够，很多国家往往因部分行政官僚体制只是对流行病采取边境控制的传统应对措施,而这限制了经济往来,可能给经济发展和减轻贫困等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甚至有极端观点认为，历史上贸易经常受到流行病传播的严重影响。丝绸之路在人际交往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也是其与中世纪欧洲黑死病脱不了干系的重要原因，如14世纪导致欧洲人口1/3死亡的黑死病就是通过当时的丝绸之路传播到欧洲的。本次冠状病毒对丝绸之路造成了新风险。实际上，并非只是丝绸之路会成为病毒传播媒介，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一个角落发生大传染病毒均会很轻易地随着人际交流蔓延他处。如近10多年里埃博拉从非洲、寨卡病毒从巴西、甲N7H7从美国、疯牛病从英国蔓延到其他地方，无不是乘着全球化的翅膀起舞的。
（三）重大公共突发事件负面影响及合作治理的意义
此次疫情全球大流行是对全球各个领域也包括“一带一路”建设的一次全面冲击，远超一国一地的应对能力，需要全球齐心协力合作应对。
1.重大公共突发事件的负面影响不可估量
重大公共突发事件对社会的危害不仅仅停留在一个地区、国家的范围内，更会泛及到多个地区、国家甚至对全球产生威胁。如非洲埃博拉、英国疯牛病、SARS事件、甲型H1N1流感、中东呼吸综合征、登革热和寨卡等均是重大的区域或全球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影响人类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大敌，对区域乃至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的冲击是全方位和系统性的。突发公共危机除导致环境退化、缺乏安全感外，可能带来利率上升、资本外逃和巨额贸易逆差，最终影响一个国家参与全球经济的能力，阻碍全球化进程。此外，还会导致失业、投资活动萎缩、社会矛盾加剧以及单边主义盛行、全球化前行乏力甚至出现倒退等（如图1）。
作为全球大流行病的新冠肺炎疫情，具有不同于以往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自身特征和环境条件，将沿着从微观、中观到宏观，从短期到中长期的渐次传导路径，对个体、社会、政府乃至全球格局产生影响。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已经波及全球并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和医疗成本，各国隔离防疫措施造成停工停产、交通运输中断或减少、人员流动受限、供应链受损、投资贸易剧降等，经济衰退已不可避免。IMF4月份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预测，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大封锁”造成2020年和2021年全球GDP的累计损失可能达到9万亿美元，美国、欧元区、日本、巴西、南非的GDP增长率分别为-5.9%、-7.5%、-5.2%、-5.3%、-5.8%。国际劳工组织4月21日发布的最新一期系列报告《新冠肺炎疫情：刺激经济和就业》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对各国包括公共应急服务、保健服务、教育、旅游、民航、农业、海运以及纺织、服装和鞋类等在内的若干经济社会部门都造成了破坏性影响。在全球抗疫中，发展中国家将受到最严重的打击（其贫困率正在上升），一些国家将出现严重社会动荡并进而威胁到全球安全、和平与稳定发展，全球化、全球合作也面临新的巨大挑战。
2.应对重大公共突发事件呼唤加强国际合作
重大公共突发事件的突发性、蔓延性、危害性等导致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无法依靠自救来扭转,而必须整合全社会和世界各国的力量来进行治理，全球治理无疑是实现公共危机治理的有效途径。风险社会提出者乌尔里希·贝克在《世界宣言》中提出，在全球风险社会里，必须建立全球风险防范体系，最终从以每个国家的公民社会为单位扩展到“全球公民社会”，共同抵御各种全球性的风险。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4月2日在英国《卫报》网站发表的题为《疫情过后将迎来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文中所说，只有团结起来，世界才能对抗新冠疫情及其破坏性后果。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各国政府的反应能力受到严峻考验。全球行动是对抗病毒的唯一方法，如果缺乏支持，疫情对贫穷国家的冲击会更加严重。虽然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丰硕并就应对区域性、全球性重大公共危机需要进行广泛而深入合作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等得出较为一致的结论，但就如何消除合作主体利己的利益算计、消除搭便车行为、发掘和激励各主体合作愿景和协调行动等方面，兼具合理性、针对性、可行性和有效性的规律探索及对策建议依然显得不够充分、完整。比如，有研究显示，重大危机既会唤醒相关主体的危机意识和合作意识，也会出现各主体认知不一以及由于避险诉求差异等而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甚至相左、不合作的行为，如搭便车、以邻为壑等。现有的突发公共危机应急管理国际合作存在缺陷，如国家间政治经济制度、主权安全、成本收益等差异与冲突制约着公共危机的全球合作治理等，在建构应急管理国际合作机制的框架时需要考虑从组织机构、行动程序、保障系统和法律基础4个方面来加以考量。
3.需要审慎评估并妥善应对疫情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
涉及到“一带一路”建设这类重大国际合作倡议的实践，如何在充满不确定性以及风险性的全球化语境下，在追求互联互通、共享经济发展繁荣机遇的同时，完善重大突发公共危机的防范体系和强化防控机制及能力，综合平衡卫生健康事业与经济社会发展，注重和加速打造健康丝绸之路，是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给出的全新命题。“一带一路”建设涉及数十个国家，各国国情各异，参与诉求不同，此次遭遇疫情冲击以及面临的困境也不均衡，对合作抗疫的态度及继续推进共建丝绸之路的决心及能力也表现不一。鉴于本次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尚未结束，其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也不能作出最终结论，关于有效减少负面冲击和维持其持续推进基本面的探索也远未获得充分而深入的讨论，诸多焦点、难点问题亟待破解和深入研讨。这需要作为“一带一路”倡议者的中国倡导、协同所有参与方深入研究、出色回答这一命题，包括：冷静审视评估重大疫情对“一带一路”建设可能的冲击和损害；探讨完善“一带一路”公共卫生治理水平的完整机制和方法体系；以共同抗疫，有力应对疫情挑战；维护和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并推动其正常稳健运行、持续发展以及推动区域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等等。
二、全球疫情大流行对“一带一路”建设的负面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对“一带一路”建设项目持续、高效的实施产生一些不利影响。在沿线一些疫情严重的国家，不仅其自身经济社会正常秩序受到严峻冲击，而且在其境内的与中国合作的产业园区、在建合作项目以及投资活动的正常开展也因受到外部人员入境签证限制、员工隔离、中方物资进口受阻等约束而出现问题。疫情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大致可以从领域范围、程度和延续时间等几个维度来衡量。
（一）人员流动受阻导致一些合作项目无法正常运转
年初以来，随着疫情全球性蔓延，多数国家实施边境入境控制、取消或减少国际航班，相互限制和禁止人员入境，导致国际合作项目无法开展或者正常开展。武汉疫情爆发后，全球100多个国家包括一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采取关闭边境、取消或减少国际航班、收紧签证、取消工作居留等限制措施，导致境外一些在建或拟开工建设的项目因中国专家或骨干员工缺位不能正常运转。如印尼雅万高铁项目一些核心工程因100多名中国高级员工不能及时返回而停工；在印尼的另外几家中国企业项目因航班停飞及印尼拒绝在此前14天内在中国大陆停留过的人员入境无法正常启动；位于中巴经济走廊投资16.3亿美元的旁遮普省省会拉合尔橙线地铁在建项目因71名中国工程师及当地安全人员被隔离筛查而暂行停工；孟加拉国原本计划在2月初开始商业投产运营的帕拉燃煤电厂因约800名回国过春节的中国员工无法按期返回被延迟；“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拥有160多家企业和2万多名工人的柬埔寨西哈努克维尔经济特区因中国高管不能正常到位而陷入困境；一些新的项目考察洽谈、展会、员工进修培训计划等被取消或延期。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旅游业受到的打击更重，如中国游客减少或将使2020年印尼的国际旅游收入减少40亿美元。
（二）部分供应链断裂影响一些项目正常运行秩序
“一带一路”建设是多国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的相互交融，任何一个环节的短缺均会产生连锁反应。春节放假以及防疫隔离，导致国内部分企业停工，加之国际运输清关拖延等，国内一些产品和零部件供应出现短缺，引起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一些出口下降。如2020年一季度中国汽车产量同比下降45.2%，零部件供应短缺导致韩国现代汽车、日产汽车在国内的生产线大面积停产；通用汽车的韩国工厂生产线也面临停产考验；在塞尔维亚的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组装厂因来自中国的音响及其它电子零件短缺而停止运营；在白俄罗斯、俄罗斯、巴西、伊朗等国的中资汽车厂的配件供应也出现部分困难。中国国内供应及跨境运输中断导致印尼雅加达至万隆高铁项目因建筑材料短缺与交付延迟影响施工（这些材料对中国依赖度高达50%）。孟加拉国的帕亚拉（Payra）煤电站项目延期完工。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等在印尼合资建设的镍钴冶炼项目出现供应中断。作为柬埔寨支柱产业的制衣制鞋行业，因70%以上原辅料来自中国，受中国国内企业停产以及外运受阻等影响，其制衣企业出现原辅料库存告急。因80%的关键初级原料(KSM) 、70%的药物活性成分(APIs)从中国进，印度制药供应链受到潜在或现实的影响。一些国家还对从中国进口商品设限或者企业出于对中国供货缺乏信任而减少或取消从中国订货，某些国家（如印度）企业不仅取消订货还要求索赔。一些工程承包项目将因不能按期施工和竣工运行，面临合同违约索赔难题。东道国加强对海关入关检查及清关时间延长导致成本费用增加。一些中资项目不能正常生产还会对沿线国家本地市场及其出口市场产生不利影响。另外，随着境外疫情蔓延加剧，包括境外合作伙伴以及“一带一路”合作园区对国内供应的减少或中断也开始反向影响其国内生产秩序、市场供给和出口，包括一些返销中国市场的供应，进而影响中国一些企业的正常生产。疫情还影响到部分国内企业的正常进口、库存及加工能力，如3月份中石油宣布天然气（包括LNG和管道天然气）进口遭遇不可抗力而拒绝接受进口。
（三） 沿线国家的正常经济活动受到打击
各国相继出现疫情以及政府出台封关隔离和停产政策等，不仅使一些基建项目停工停产或拖延工期，也使当地正常经济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居民正常生活节奏被打乱，失业大幅度增加，收入及生活水平下降，政府防疫支出暴涨、经济下滑等。如俄罗斯战略研究中心专家表示，俄罗斯多数企业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平均下降19%，而需求下降导致企业收入减少22%，利润减少20%。俄罗斯企业可能通过成本优化来对冲疫情的消极影响，预计俄罗斯企业将裁员13%，员工平均工资降低14%。IMF预计2020年俄罗斯经济增长率为-5.5%。进入2020第二季度以来，疫情对中亚国家及其他沿线国家经济的冲击开始显现。哈萨克斯坦政府将2020年GDP增长预期调整为3.2%，下调0.9%；吉尔吉斯斯坦经济部预测，2020年经济增幅可能下滑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疫情将对中亚五国经济产生严重影响，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2020年GDP增长预期分别下调为-2.5%、-4%、1.8%、1.8%、1%。IMF同时预测，2020年印度的GDP增长速度也将大幅降到1.9%。沿线国家整体经济状况恶化无疑对“一带一路”建设形成巨大的负面影响。
（四）可能出现投资缩减以及债务纠纷
新冠疫情通过影响沿线国家企业正常经营活动而降低其经济效益，可能造成亏损以及政府和企业债务负担加重等，甚至还会间接影响沿线国家、地方政府和经营界的未来投资信心。各国在短期内将大量财力用于刺激国民经济将会影响到其用于支持长期的“一带一路”项目建设的金融资源。出于对沿线中低收入国家的债务和财政可持续性产生担忧，用于“一带一路”项目的优惠金融资源可能会减少。如一些国际金融机构新近开始参与的“一带一路”多边化进程，根据已签署和批准的国际条约计划提供的项目融资可能受危机影响将其资金和人力资源用于目前应对危机而剥离出长期基础设施投资项目。一些项目会因为疫情出现停工停产、延滞或投资、金融支持缩减，出现成本升高、亏损或者资不抵债等风险，最终合作方只能停产关闭、取消项目或者债务*。有研究称，冠状病毒引爆的非洲石油、铜矿等大宗商品价格*导致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和贷款损失2000亿美元。中非“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前景不可乐观，大部分投资可能难以收回。最近一些国家向中国发出免除数百亿美元贷款和*债务的呼声，中国政府迫切需要找到一个务实的退出战略。受疫情影响，中国可能减少对欧洲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项目的直接投资，未来几年中国对外贷款和投资的金额可能低于2015、2016年左右的高峰时期，转而与运输和物流供应商合作。
（五）共建“一带一路”氛围受到一定冲击
重大疫情对中国及沿线诸多国家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秩序影响，自然也不利于共建“一带一路”良好氛围和稳定预期的形成。尤其是危机时刻舆论乱象爆棚，境外一些不友好媒体戴着有色眼镜看“一带一路”，刻意放大或者歪曲疫情对“一带一路”建设的负面影响，漠视和贬低中国与沿线国家合作抗疫以及稳定维持合作局面的积极努力，对降低疫情对“一带一路”建设负面影响、推进其持续稳定发展更多了一些噪音。如法国《论坛报》2月20日刊发的“冠状病毒:新丝绸之路的‘黑死病’?”一文认为，欧洲14世纪造成大规模病死率的黑死病就源于丝绸之路，病毒可能使“一带一路”建设出现曲折倒退等。美国《外交政策》2月24日刊发的前全球卫生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劳里·加勒特的“‘一带一路’病毒大流行”一文也断言，新型冠状病毒将通过“一带一路”使中国本地疾病演变为全球威胁，尤其是亚洲、非洲等病毒应对能力脆弱的国家更容易遭遇冲击。澳大利亚、欧洲以及巴西、印度等一些媒体也刊出攻击中国疫情以及“一带一路”建设等言论，如巴西总统之子、众议员爱德华多3月18日在社交平台称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的罪魁祸首是中国。印度有个别媒体和组织发表叫嚣起诉中国防疫不力、导致蔓延他国责任等不负责任言论。境外一些媒体歪曲了中国疫情实际情况以及中国防疫的积极努力和巨大贡献，给沿线国家民众及媒体对中国疫情及中国防疫成效的真实认知抹上阴影，损害对中国企业、产品、服务及“一带一路”建设合作信任感和信心。
总体而言，本次疫情全球大爆发对“一带一路”建设当下及未来的负面影响是不容忽略的，但对不同领域、不同项目、不同国家（因其政策差异）的影响程度及影响时长则是有差别的。一般来看，短期影响较大，特别是对人员接触密切领域影响较大，如对劳务密集型的承包工程、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旅游和人文交流等影响较为显著，而对数字经济、电子商务等影响较小；长期影响较小，而且将随疫情减弱和消失而衰减，但不排除个别项目可能因投资中断或者效益欠佳以及一些债务清算等拖延较长；对疫情较为严重和防疫措施（特别是对境外人员入境）严苛的国家的合作项目影响大，反之影响小；对中国资金、原材料、商品、人员依赖大的国家和项目影响较大，反之较小。但负面影响并没有也不会大到失控的地步，随着防疫取得成效和疫情得到控制，负面影响也将逐渐降低直至消失。随着防疫逐渐取得成效以及合作各方努力克服困难，“一带一路”建设继续推进的大趋势不会改变，但要有效减缓疫情对“一带一路”建设影响和尽快恢复正常秩序，需要精准施策。
三、致力强化“一带一路”突发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和能力
本次全球疫情大流行让各国看到了全球化时代突发事件带来的风险不确定性和泛在性以及自身公共卫生防疫系统的脆弱性，凸显出强化跨境公共卫生合作、健全和创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国际合作机制的紧迫性。为中国和沿线国家提供了一个思考如何实现包含公共卫生健康在内的升级版“一带一路”的机会。中国与世界各国特别是沿线国家唯有审时度势，齐心协力，才能共克时艰。同时，更要着眼未来，在共建联通繁荣之路时高度重视、加大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建构跨境公共卫生治理协调机制，提高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促进“一带一路”安全健康、行稳致远。
（一）加强合作尽快打赢防疫战
从短中期看，中国与沿线国家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加强防疫合作，相互支持，尽早彻底打赢抗疫战，合理调整、完善各国间的人员跨境防疫监控机制，为尽快恢复国际航班、人员往来奠定基础。
1.与各国加强信息与经验交流
当前，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同抗疫直至取得抗疫彻底胜利无疑是最为急迫的任务。中国抗疫已经取得明显成效并积累了丰富经验，而沿线一些国家疫情还较为严重。向这些国家及时通报中国防疫进展以及交流防疫经验，将有利于增强这些国家防疫信心、能力以及对中国的信任，也将对启动和坚持“一带一路”建设项目产生积极影响。国内疫情爆发后，中国用2个多月时间群策群力基本控制住了疫情，用自身的智慧和行动证明了中国抗疫卓有成效，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赞扬和其他一些国家的认同和借鉴。中国建立了向所有国家开放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网上知识中心，并通过各种途径向世界卫生组织、G20、上合组织、东盟、日本、韩国等100多个国际组织和国家及时通报信息和交流经验，发布7版防疫手册并翻译成多国语言。举办数十场次的国际视频会议，与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其他国家专家交流防疫经验，为各国防疫提供了有益经验，中国也从中得到诸多启示。
2.向沿线国家尽力提供医疗援助
中国走在防疫的前沿积累了较多经验，且拥有较为强大的口罩、检测盒、呼吸机等医护产品和设备的研发与生产能力以及感染者大数据跟踪统计和预测技术等，可以且应该帮助、加持其他国家，特别是医疗技术较为落后、无法应对突发疫情袭击的沿线国家。实际上，中国也展现了大国担当和大国责任，向俄罗斯、伊朗、伊拉克、柬埔寨、日本、韩国、菲律宾、塞尔维亚、巴基斯坦、意大利、西班牙、法国、英国、波兰、捷克等众多疫情较为严重的沿线国家提供大量医护产品、设备并派出医疗专家，为这些国家遏制病毒蔓延和防治感染者贡献中国力量。中国积极支持并配合世界卫生组织防疫活动，参加G20特别峰会、签署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特别会议，还先后两次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总额为5000万美元的捐助，用于全球防疫。在2020年5月18日召开的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上，中国政府承诺将在两年内提供20亿美元国际援助用于支持受疫情影响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抗疫斗争和经济社会恢复发展、中国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等切实推进全球抗疫合作的举措，彰显了中国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决心与担当。
（二）多举措促进复工复产
鉴于疫情难以短期内彻底消除，但社会生产经营活动不可长期停摆。有必要一手抓抗疫，一手抓恢复生产，兼顾两者不可偏废。中国与沿线国家要在这个理念基础上开展深入合作。
1.尽快恢复供应链
鉴于疫情对全球经济及沿线国家经济秩序的巨大打击，为让“一带一路”建设陷入停滞的部分项目尽快恢复正常运转，在确保防疫要求条件下，抓紧复工复产稳定经济成为头等大事。首先是要抓紧国内企业复工复产，其次是要尽快恢复包括国际航线、中欧班列以及陆海跨境运输等在内的国际货运，协调沿线国家海关口岸监管机构加快过境通关放行速度，及时满足国外对中国商品、设备、零部件及其他原材料等的需求。国内企业要优先推动在全球供应链中有重要影响的龙头企业和关键环节企业、外贸、外资、商贸流通和电子商务企业有序复工复产，稳妥推进“一带一路”项目供应链恢复正常；特别是医药行业应抓紧恢复生产保证医护、试剂、药品供给，优先保证对印度、美国等对华医疗领域依赖度高的国家的出口需要。作为柬埔寨重要产业的制鞋制衣业，其原辅料的60%来自中国，受疫情影响面临原材料短缺。中国迅速釆取行动发运第一批63个集装箱纺织原材料并于3月9日晚间抵达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缓解了柬埔寨工厂燃眉之急。中国通用技术集团为了保证在哈萨克斯坦的中哈汽车工厂及时组装汽车，在给哈方提供抗疫物资的同时，通过召开线上会议和网络手段实时监控业务动态等方式，与合作伙伴严密组织、通力合作，千方百计确保疫情防控、业务经营两不误。由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承建的阿根廷水电站项目采取项目现场封闭管理，加强员工防护、提供医疗服务保障等举措，保证生产正常进度。上述企业的做法值得借鉴和推广。
2.以防疫为前提适度放松人员流动及复工限制
中国政府相关部门要积极与沿线国家医卫、边境海关等部门加强协商，依据疫情变化及兼顾防疫要求适当分阶段、分区域放松入境限制，在与当地卫生部门合作组织人员病毒筛查及合理隔离之后，尽快组织项目复工生产。国内员工部分还不能到位的可以适当增加招收当地员工并采取远程视频会议等形式加以培训以满足项目运行需要。还可以与相关国家联合研究试行“高管特别绿色通道”机制，即在尚未全面解除人员跨境限制情况下，为了避免“一刀切”对重大且急迫的国际合作的影响，对迫切需要到访对方国家开展业务工作的双方部分重要高管人员在严格健康检测并获得双方卫生健康证书条件下允许入境留居和工作的特殊入境规则。这样，可在保证不传染病毒的前提下满足国际合作交流的正常展开。
3.加大复工复产政策协调及扶持力度
为支持“一带一路”供应链恢复、人员正常往来以及维持生产经营节奏，中国应与沿线国家协调政策，尽可能消除各种政策壁垒及人为过度干预，尽量相互给予“一带一路”建设参与者政策支持。如取消一些过度的、妨碍合作开展的出入境和签证居留及劳务申请限制措施，完善入境隔离措施；取消或者简化各类关境查验程序和手续，继续维持对跨欧亚大陆运输的铁路货运补贴，至少保留部分出口补贴；降低各类行政性收费，加快货物过境速度和降低成本；给予相关复工企业加快开工的金融财税支持，特别对于某些因疫情遭遇重大损失的项目或者投资合作方遇到重大财务危机的项目，可考虑给予税收减免并加大财政、信贷、保险支持；协商调整投资合作计划，包括项目及合作园区的投资方向及规模结构，也包括协商调整、取消不再具有合作前景的投资项目及调整责任分担等；仲裁司法部门要协调所在国相关机构对合作中发生的劳资、债务纠纷等妥善处理，以有效因应疫情冲击的影响，提高危机处置能力和合作能力及效率。
（三）增信释疑，坚定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信心
为遏制和降低国际上一些不负责任的唱衰“一带一路”的各种流言蜚语、负面舆论等影响，坚定各国对“一带一路”持续稳定发展的前景认知及行动支持，中国政府、媒体以及企业都要行动起来，积极发声，及时、客观、准确地利用各种平台渠道向世界特别是向“一带一路”建设沿线国家发布中国真实疫情动态及防控进展，澄清事实、还原真相、弘扬正能量、激励合作。要加强与境外媒体尤其是沿线国家的传媒合作，特别是加强与外国驻华使领馆、驻华媒体机构及其国内多种平台和渠道以及与“一带一路”新闻合作联盟、“一带一路”记者组织等的合作，中国驻外使领馆可以借助当地有影响力的传播平台等，客观、真实、及时地向世界讲述中国抗疫故事，破除各种无端谣言和无底线责难，增信释疑，向沿线国家政府、商界及民众阐述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意义。在发挥舆论作用的同时，要发挥“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等机构在加强传染病流行规律和预警应对研究、推动健康丝绸之路建设等方面的建言献策作用。如4月24日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起成立的“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举办以“携手应对公共卫生安全挑战，共同建设健康丝绸之路”为主题的云端专题国际顾问委员会会议并发布了《“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国际顾问委员会关于加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国际合作的共同倡议》，对加强各国智库合作以及为各国政府资政建言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中资企业也应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自觉履行自身社会责任，努力改善医护设施，做好本企业员工的健康防护，并为项目所在区域的防疫提供力所能及的物质、资金、人员和技术等支持，同时做好信息通报以及防疫经验推广，以实际行动安抚当地员工及民众担忧，增强当地政府及其中央政府共克时艰、减少负面情绪的立场。
（四）促进“一带一路”公共卫生跨国应急体系与能力建设
新冠病毒突如其来并快速蔓延全球，超乎人类想象，也超越一国一域的应对能力。共同紧急行动，建构快速协同应对体系和提高协同应对能力关系到能否有效应对肆虐全人类的凶险病毒。
1.建立“一带一路”重大公共突发事件应急合作体系
按照2017 年1 月中国政府与世界卫生组织签署的《关于“一带一路”卫生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置、管理和卫生能力建设列为重点合作领域的要求，以及中国政府倡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承诺，中国可以倡建“一带一路”重大公共突发事件应急联合机制。具体由中国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外交部、国家开发银行会同国家卫健委、国家应急部、出入境管理等部门倡导联合沿线国家相关政府管理部门建立“一带一路”重大公共突发事件跨部门应急委员会，全权负责并协调建立包括流行病、传染病以及恐怖袭击、地震等重大灾害的突发事件应急合作框架体系。除了协调健全人事编制之外，还应研究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章程，完善“一带一路”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机制建设的法律法规基础。投入适当资金、设备和技术保障，在达成共识共担责任原则下在各国设立分委会，可以采取轮流主席召集制。加快“一带一路”自然灾害防治和应急管理国际合作部长论坛平台建设，完善快速沟通信息系统、响应流程、责任主体协调、执行保障制度等，不断提高“一带一路”跨境联合应急响应能力和效率。
2.建立中资企业和项目集中地突发事件应急反应分支机构
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加强共同防疫，力争尽早结束疫情，在协商基础上着力推进“一带一路”项目复工复产、恢复正常建设节奏，是中国和沿线国家的当务之急。而着眼后疫情时期，建构“一带一路”公共突发事件应急机制，提高公众健康水平，减少和降低突发事件对“一带一路”建设秩序的冲击，是个长期的系统工程，难以一蹴而就，需要讲究系统科学方法，遵循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原则。在“一带一路”重大突发事件应急机制总框架下，可以考虑设立双边分委会以及在合作园区等合作项目较多、中资企业集中的区域设立混合分委会，由中国政府代表机构、使领馆、园区和项目中方投资企业以及园区和项目所在国中央政府、所在地权力部门和合作代表方等联合设立突发事件应急子平台，并设立日常管理机构，开展应急演练，将长效管理与日常管理有机结合起来。特别是可率先在对建构“一带一路”突发事件应急机制产生共识和合作意愿较强的重要支点国家以及境外合作园区和中资项目较为集中的国家或地区开展公共医疗卫生和重大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建设，率先突破，发挥示范效应。
3.加大对沿线合作国家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投资力度
中国要以应对这次重大突发疫情为契机，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是境外合作园区和中资企业较为集中地区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更加积极参与沿线国家重大疾病防控、医学科研、医务人员培训、健康产业等领域的合作；结合医疗卫生援助重点区域的需求，开展医院援建项目、医疗设备援助、医护人员援助、专项疾病援助等多种医疗卫生援助；带动沿线各国对各种自然灾害、传染病疫情等灾害卫生应急、医疗救援水平的提高。推动以丝绸之路核心区医疗服务中心为依托，援助与合作相结合，推动在边境口岸（邻边国家）、境外合作园区及其他重大项目区域周围设立健康卫生及安全生产平台，提高边境、园区、项目和企业应对灾害事故以及传染疾病等的检测、评估、监控、快反和防治能力。在公共卫生基础设施以及疫苗研发投入融资方面，中国不仅要立足自身资金，同时还应在积极利用沿线国家融资机制基础上加强与世界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全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的合作，并积极鼓励支持私人资本和资金参与。
4.加强“一带一路”卫生健康共同体科技创新合作
在应对疫情蔓延过程中更加广泛和普及数字技术、AI、5G、电子商务等是中国协同沿线国家加强防疫以及恢复正常生产秩序的重要方面。鉴于各国应对重大突发疫情的医疗准备能力不足，中国需要发挥自身在医药科技、医药产业包括中医药等领域的研发与生产能力，为全球提供更多、更新、更好的公共卫生产品，并在世界卫生组织框架下联合沿线国家将人工智能、大数据、卫星监测、全球定位系统和遥感等一系列技术及其国际前沿的管理方法引入公共危机管理领域，开展重大疫情检测和防治（如病毒分离、远程快速检测和诊断）、疫苗开发、新药研制、临床试验以及市场准入等全方位合作，共同提高有效遏制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能力并为应对未来其他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共建卫生健康共同体奠定强大基础和做好准备。比如，AI影像辅助诊断产品、AI识别测温设备、手持式核酸即时检验仪、新型可复用口罩以及过往足迹追踪健康码技术等均是中国企业近期研发出来的重要防疫成果。中国深圳光启公司研发的热成像智能头盔被引进到阿联酋警察总署并受到好评。目前，中国正在加紧有效疫苗研发，在借鉴其他国家疫苗研发经验基础上开展国际合作无疑是尽快取得成功并共享成果的重要条件。从更广泛视域看，依托中国在5G、大数据、电商等方面的特色优势，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围统数字经济发展进行更为务实的合作，不仅能为“一带一路”的建设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也可对美国的对华科技“脱钩”策略形成有效反制。
小结
回顾前面所述可以得出，基于学术界对全球化背景下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发生的根源、与全球化的关系以及对全球化的影响进行回顾基础上，从多维度分析了本次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提出中国审慎研究、加强与沿线国家交流合作，协调抗击当下疫情之策以及后疫情时期强化与沿线国家公共卫生合作和打造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基本方略。由此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其一，冷静认识全球化双刃剑特质，在推进“一带一路”基于互联互通的繁荣之路、绿色之路宗旨下迫切需要增强对公共卫生与健康安全的再认识；其二，要采取坚决措施大力支持沿线国家防疫尤其是境外园区以及重大合作项目区域的防疫，在保证防疫和控制疫情蔓延前提下尽快恢复供应链以及生产秩序，避免负面影响长期化；其三，着眼长远，在国际多边组织框架下加强与沿线国家医疗卫生部门的经验借鉴、制度与政策协调，建构应对包括重大卫生事件在内的各类重大威胁的突发事件治理合作机制和体系，打造健康丝绸之路以及数字丝绸之路，极大地增强“一带一路”抗击各类突发风险的能力，促进其走深走实、更好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本文感谢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未来3-5年共建‘一带一路’面临的机遇、风险和挑战研究”（19VDL002）以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共生理论视角下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产业转移模式与路经研究”（17ZDA046）课题资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