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场直播之后，他们很快做了调整。如果用手机直播，演员要离镜头很近。但相机实现了焦段自由，可以呈现更多的画面，演员们有了专门的小舞台。他们不再需要提词板，电视上滚动着台词，还分成了三个屏幕，用来看实时表演状态、粉丝留言、最新数据。
夏天那段时间，胡勇和同事们每周都会拿出一天，专门来拍短视频。他们通常清晨出门，去有古街、古建筑的景区，等待好的光线。有时候，游客见他们拍短视频，拍出来的花絮发在抖音比正片还要火。一天下来，他们可以拍八个短视频，更多时候都是等待，等待一个好的光线，琢磨一个更好的构图。
胡勇很喜欢这样的集体生活。他是剧团为数不多的异乡人，来自邻近的湖北黄梅县。他和黄梅戏结缘，与其说是爱好，不如说是少年的叛逆。
胡勇的堂哥在黄梅县剧团工作。2004年，剧团不景气，团长决定带着演员们下海，组建一个民营班子去福建。胡勇那时14岁，不想读书了，虽然他并不了解黄梅戏，但很渴望早一点谋生，见见外面的世界。他和十多个同龄人集训了三个月，成为剧团学徒。最开始五年，他只能拿几百块生活费。19岁才算出道，每个月工资有两千多元，之后涨到四千，收入远高于其他的同龄人，也高于在国有剧团工作的演员。但好景不长，由于市场不景气和管理问题，剧团在2012年就解散了。
胡勇后来说，那时候很开心，虽然没存下什么钱，但他和一起进去的同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那几年他们都在一起学习、上台演出、吃住，胡闹花钱。那时，剧团的工作很忙，常有村子的宗祠、庙会请他们演出。一行人坐着大巴车，请的专职厨师也跟着去，席地烧饭。有时候去的地方太远，当晚回不来，演员们就在舞台旁边，找个角落，打个地铺睡一宿。
这样的生活，看起来动荡，但又很封闭。在福建剧团里，胡勇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剧团解散后，两个人又去了一个景区当黄梅戏演员。直到2016年，孩子出生，胡勇回到了黄梅县。
很长一段时间，他不知道该找什么工作。他厌倦了很漂泊的日子，不再想继续这样。2018年，同在福建学黄梅戏的朋友联系他，说潜山剧团在招人，可以去面试一下。
现在，胡勇在潜山安了家，买了房。他说，每平米7000元的房价，要比湖北老家的县城贵不少。但他已经熟悉这个地方，跟这方水土建立了很深的情感。
胡勇得出一个结论：只要进了剧团，一辈子可能就在这个行当了。这些年轻人之所以留在县城，不去大城市生活，是因为心中有一种更大的渴望。他们考虑更多的是演员生涯，渴望上更大的舞台。演更重要的角色。即便离开县城，也是因为想去一个更好、更有艺术氛围的剧团。一般来说，戏曲演员的黄金年龄从三十岁开始。这意味着要等很久，练习很多个日夜，等着上场的那一天。
但现在，抖音直播也许缩短了上场前的漫长等待。
胡勇说，在线下的舞台演出，一个演员即便演了很多场戏，也很可能不被观众熟知。但在直播、短视频里，演员的表演留下了影像，很有可能一句唱腔、一个不经意的表情，就被手机另一端的人捕捉到了。
舞台变了年轻一代演员也许很难理解团长的焦虑，这很正常，因为没有换位思考。在演员们看来，汪团长是个低调、严谨、认真、较劲的人。他还是一个戏痴，常常一个人在办公室听戏、唱戏，跟同事们处得非常融洽。
但在抖音直播的那段时间，汪卫国常常担忧——如果直播休息几天，观众还会再来看吗？他有时会督促胡勇，希望直播不要停。
他其实一直鼓励演员们，多做个人戏曲直播。因为做团播的时候，要考虑到剧团形象，除了唱戏，你不能随便说话。但如果私播，可以更自由一些。
汪卫国的戏曲之路，可能跟很多戏曲工作者是一样的，环境和耳濡目染。
汪卫国出生在潜山市的一个农村。小时候，他记忆犹新，夏天纳凉的时候，村里人就聚集在一起，聊天、讲故事，唱黄梅戏。他父亲是村子里唱的最好的戏迷，农闲时，父老乡亲就围在父亲身旁，乐此不疲的享受着“精神大餐”，他父亲还收藏了不少油印、手抄的剧本，那个年代，这样的“戏痴”是很罕见的，从某种程度来说，对汪卫国走上艺术之路有直接的影响。
八十年代初，剧团下乡演出很少。人们获取黄梅戏途径更多的是半导体和露天电影。《天仙配》《女驸马》《牛郎织女》，汪卫国说，父亲带他看了无数遍。当然，还有越剧的《追鱼》，豫剧的《穆桂英大战洪州》，曲剧的《卷席筒》，评剧的《花为媒》，可以说，戏曲电影在那个年代是高产，也是最受欢迎的。
初二那年，黄梅戏电视剧《严凤英》正热播。这是一部传记式电视剧，讲述了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的坎坷一生。这部剧的影响对汪卫国来说是很大的，懵懂的少年此时正热血澎湃，立志想成为一名黄梅戏演员，但农村地区消息闭塞，他抱着试试看的心里给黄梅戏学校寄去了一份信，不久就收到了招生简章，于是在90年，他圆梦了，被安徽黄梅戏学校表演班录取。
毕业进入剧团工作后，汪卫国才发现，剧团几乎无戏可演，每年就象征性演十多场。剧场的主营业务，变成了录像厅，卖电影票。每周，演员们都过来值班，当服务员，帮忙卖票和检票。第一个月工资，汪卫国拿了93块，当时团长也就拿130块。而当时一个普通工人的薪水大约有两、三百块，还能领到毛巾、肥皂这样的生活福利。
团长那时也不会安排新戏，因为做一个原创剧，意味着要请编剧、导演，制造布景、舞台美术、服装，这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所有人都等着领财政工资，对于演员这个职业来说，这几乎是一种混日子的生活。
没戏可唱，为了生计，演员们只能靠副业来养活自己。有十几年时间，汪卫国干过很多营生。他开过宵夜摊，卖过衣服、也卖过鱼和茶叶。
2010年，剧团开始“转企改制”。按照企业进行运营，打破“大锅饭”制度，保障优秀的同志基本权益，剧团发展迎来曙光。
当然，改革是阵痛的，有过渡期。改革初的几年，同志们工资都拿的不多，团长为了规范管理，彻底断了大家搞副业的念头。直到2015年，剧团有了每年200场公益演出的任务，待遇才跟着慢慢变好。
汪卫国说，这个行业一直是“清水衙门”，福利保障很低。如果演员对钱很看重，就不要踏入这一行。
但汪卫国还是有很强的忧患意识。他说，黄梅戏过去很流行，除了旋律好听外，也和题材有关。黄梅戏不讲帝王将相，更多是唱儿女情长，来自茶楼酒肆、田间地头的故事，很接地气、富有生活气息。不过，现在电视台很少播黄梅戏，而且看电视的人也越来越少。
他很担忧黄梅戏的未来。但是，他也觉得抖音是一个机会，就像过去电视广播影响过他一样，直播与短视频，也可能会让更多年轻人了解黄梅戏，喜欢上黄梅戏。
汪卫国的微信名，叫做“戏说天下”。他说他一辈子都会留在剧团。他解释说，在基层剧团，虽说条件差一些，但可以获取更多演出大戏的机会，能磨炼自己。
另一种活法2022年12月30日，潜山剧团正在排练《五女拜寿》。这又是个雾霾天，剧场显得空旷、灰暗，演员们从左侧的小巷进来。临街的售票厅已经关闭，承租给了手机维修、金银珠宝、桃酥大王等商铺。这里很久没有出现过观众，也没有过正式的演出。
这个剧场地处县城老城区最繁华的地段，在十字路口交汇处。东侧是一栋竣工于1995年的供电局生产大楼，对面的中天商厦也不再营业。几年前，剧场被认定为危房，不能对公众开放。
剧场曾有过辉煌的历史。1957年建成后，有两层楼，有长木靠椅1000多个。每到上演新戏，或是节假日时，总会满座。没买到票的人，只能等待着有谁来临时退票。
现在，汪卫国看着几乎废弃的剧场，说希望可以恢复剧场原貌，不一定要成为真的舞台，而是让人们来参观，这里也代表了潜山过去的历史。
剧场如今只保留了几十个座位，后排堆满了不少演出道具，那是剧团演出时要用的布景，老剧场，已然成了仓库和对演员临时排练的场所。
但作为团长，汪卫国考虑的东西更多。有人建议，剧团可以试试直播带货。但他总觉得不太可行，别人来看你直播，是来欣赏你的艺术，如果带货，戏迷们会不会远离你呢。
但他也觉得，卖票看演出，几乎成为了历史。在他年轻时，人们还会托关系去买一张黄梅戏演出票，但随着港台文化、VCD、电视、智能手机的冲击，很少有人再有兴趣进入剧场，花时间去听传统戏曲。
现在，这个剧场每年就象征性的演十几场戏，此后又处于空闲的状态。不只是潜山，整个安庆地区的小剧场可能都是如此。
也许这并不是剧场的新与旧、大与小的问题，而是人们的习惯改变了。
汪卫国说，别说卖票了，你免费送给别人，他也不一定愿意走进来。不只是黄梅戏，京剧、越剧等传统戏剧的舞台市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但最重要的是先活下来，这样文化才能继续传播。
直播，也许是活下来的一种方式。每个演员都有了自己展示的空间。每个人都有机会在镜头前，独唱自己拿手的戏曲选段。直播间的观众喜欢一个演员，不一定代表他的专业水平很高，有可能只是他演出的风格、神情，得到了青睐。
比起传统的舞台，在抖音上，每个人似乎都被放大了。这意味着无论你是剧团的主演，还是凤尾，你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观众。
如果可能，请你也向前一步
迈出第一步，再坚持无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