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有怎么样的人文主义思想,中国古代的主要思想方法

首页 > 经验 > 作者:YD1662024-02-20 11:37:21

我国古代有怎么样的人文主义思想,中国古代的主要思想方法(1)

一提到“人文主义”这个词,人们就自然而然地想到西方,想到14-17世纪欧洲文艺复兴,似乎“人文主义”是欧洲文化的专利。其实中国早在商周时期就产生了古典人文主义,而且与欧洲的人文主义一样,它也是相对于神本主义而言的。它的基本精神也是提倡人性和人道主义,反对神性和蒙昧主义。

然而,中国传统的人文主义与欧洲相比,两者又有所区别。正是这种不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主义,具有三个主要特征,一是重人轻神、以人为本,二是重道轻器、以德为先,三是重民爱民、民为邦本。

1.重人轻神、以人为本。

同世界许多国家和民族一样,中国文化早期也曾有过原始宗教笼罩的时期。但从西周时期疑“天”思潮和“敬德保民”的思想观念产生之后,人们就不再像以前那样,消极被动地祈求上天的恩赐,而是把着眼点放在人事的力量上。神的地位逐渐下降,人的地位慢慢上升。春秋末年,诸子百家兴起,尤其是儒家,开始重视对人的研究,他们以人为中心,以人伦道德为本位,全面地探讨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从而使中国文化完全摆脱了原始宗教的桎梏,走上了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道路。

人,是宇宙万物的中心,人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相参”,考察事物,明辨物理,不仅要“上揆之天”,“下察之地”,还要“中考之人”,人是恒定万物的尺度。孔子和他创立的儒家学派尤突出了人在天地之间的地位,把天地人并列为“三才”,并充分肯定了人有“下长万物,上参天地”的能力,“天地之性人为贵”。

道家重“道”,而“道”效法自然,也就是说道家把人还给了自然,认为人能自觉地效法自然规律,领悟自然规律,按自然规律办事,人和天、地、道一样伟大,“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老子•二十五章》)。这种肯定人在天地间的崇高地位和人的价值,一切为了人,把人视为人类活动的目的思想,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

正因如此,中国古代大多数思想家对宗教都缺少热情,他们所关心的乃是社会、人生的现实问题,即孔子所说的“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庄子所说的“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

虽然中国也有宗教,并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在中国,无论是道教,还是佛教,始终没有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信仰,中华民族也从未陷入过失去理性的宗教迷狂。相反,这些宗教反而受到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的影响,自身产生了变化。如道教不把人的灵与肉截然分开,也不把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完全对立起来,不讲灵魂的拯救,讲究的是自己的修炼,生命价值在道教中得到极大的重视,成仙便是生命的延续。而中国佛教文化的代表禅宗,提出了人性即佛性之说,肯定了现世之人、现实生活的意义。

在中国,神和宗教始终是围绕人世问题活动的,是被作为为人事服务的工具对待的。这种重视人世间生活,而对超然于现实之外的来生,则极少加以关注,从而形成了传统文化重人事、轻鬼神的特色。故在早期中国没有经历过神权国家阶段,中世纪以后也没有出现过欧洲中世纪那样的基督教神权统治。从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到明清以后的新儒学,世俗的君权始终高于宗教神权,人的地位始终超过神的地位。诚如王阳明所言:“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万物鬼神了。”(《王文成公全集》)

2.重道轻器,以德为先。

这里所谓的道,主要指孔子所认为的人的世界观、人生观、政治理想、道德准则,简单说,就是儒家的“仁义道德”。器是指具体事物和名物制度。中国传统文化总体上是一种伦理本位的文化,这就决定了中国传统的人文主义是建立在伦理基础之上的,是一种伦理的人论。以此为起点,它主张在伦理关系等社会关系中体现人的价值和尊严。中国人生哲学的内容与方法都是以道德为本位的,认为人的真正本质在于人的道德生活,人的生命价值也在于人的道德生活,人生的目的就在于实现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境界。因此,无论是人生价值追求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儒家的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还是道家的修道积德,无不以道德实践为第一要义。

这是一种以人为中心,以礼乐教化为本体的“道德人本主义”,是中国传统人文主义的深层结构,也是其思想内核。它的典型表现,就是重道而轻物。在义与利关系价值取向上,表现为重义轻利;在名与身的关系上,表现为重名轻身;在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上,表现为重社会(伦理)而轻自然;在理与欲的关系上,表现为重理轻欲,以道制欲。

重道轻器的思想,说到底就是重精神轻物欲。这种价值追求,把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紧紧地限定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之中和人际交往的伦理道德关系之中,把人生理想限定在社会政治之中,强调个人对他人对社会的责任与义务,使得人生具有极大的人情味,闪耀着传统人道主义的光辉。它使中华民族的内在精神较为丰富,情感心理较为稳定,自我调适机能较为发达,并在价值认同和文化心理方面,有着较强的凝聚力和固摄作用。它在今天,仍有助于解决当代人的“精神惶惑”,“形上的迷失”和“存在的危机”,有助于救治当代人“上不在天,下不在地,外不在人,内不在我”的荒谬处境。

3.重民爱民,民为邦本。

始于西周的人文主义思潮,把政治与伦理道德引入天命之中。其中的伦理因素发展为儒家的“道德人本主义”,而其政治因素则发展为重民爱民、民为邦本即“民本主义”思想。民本主义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它在整个中国文化中是一个一以贯之的传统。

“民本主义”观念最早见于《尚书》五子之歌:“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意思是说,人民只可亲近,不可威狎,因为人民是构成国家政治的基础,只有基础坚固,国家的安宁才有保障。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作为传统的继承发扬者,不仅吸纳而且大大发扬了这种意识和传统,其德政和仁政学说,就系统地反映了民本主义最基本的内容。

孔子提出重民、利民、富民的主张,把“养民也惠”、“使民也义”、“使民以时”、“使民如承大祭”、“博施与民而能济众”等,作为一个仁人君子之道要求统治者遵守。同时还要求统治者应当以身作则,为老百姓树立道德榜样,“修己以安百姓”。

  孟子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仁政学说,使民本主义在理论上趋于完善。他提出著名的“民贵君轻”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说,民众与民心对君主统治和国家的兴亡具有决定意义,君主个人的价值取决于民众的需要。孟子认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历史上的亡国之君都是因为失去了民心。相反亦然。所以,统治者必须施行仁政,把取得民众的拥护当作最重要的事情。

  荀子的关于君舟民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著名比喻,集中地反映了其民本思想。他认为:“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进一步表达了这种思想。

  道家也闪耀着民本思想的光芒。老子说:“无常心,以百姓为心”、“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

  法家虽然主张用严刑峻法治理民众,但仍承认民心的向背是执法的基础,立国的根本。韩非认为“凡治天下,必因人性”、“利之所在民归之”,管子说:“赋,敛厚,则下怨上矣;民力竭,则令不行也。”

  历代统治者也都承认人民在立国兴邦方面的重要性。如唐太宗李世民说:“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资治通鉴》)。

  总之,“民为邦本”、“使民以财”、“民贵君轻”等民本思想是中国农业社会的一种传统政治。它植根于尚农、重农的社会心理深层结构之中,是与重农主义相为表里的。农民安居乐业,农业生产才能稳定有序,朝廷的贡赋才能源源供给,“天下太平,朝野康宁”的盛世便有了保障。反之,如果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庶众,失去起码的生存条件,出现“民不聊生”,“民怨沸腾”的状况,“民变”就会层出不穷,“国削君亡”就在所难免。

  就中国民本思想的实质而言,民本观念强调的是“人性面前人人平等”,是通过对人性的肯定来论证人格平等;民主观念强调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通过对人权的肯定来导出人格平等。人性与人权、民主与民本既内在相通,又各有偏重。“民本”可为“民主”的基础,“民主”亦可为“民本”的体现。所以“民为邦本”观念虽然不同于西方的“民主”,但其仍不失为古代社会人道主义思想的一部分,也是中国传统人文主义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所包含的民主精华,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主义,关注人、重视人、崇尚人的思想是一贯的。它肯定人的价值,肯定现世人生,反对宗教蒙昧主义,强调人的经验和实用理性。这种理性对于“六合之外”的彼岸世界和自然界背后的本体和规律虽然不乏兴趣,然其注意力更为集中在人如何安身立命之上,故中国文化相对而言,短于抽象思辨、逻辑推理,而长于从实际经验出发,体悟世界和人生的意义;缺少科学、数学理论和形式逻辑,而拥有较多的实用技术发明和安邦治国的方略,与西方人文主义各有侧重。

我国古代有怎么样的人文主义思想,中国古代的主要思想方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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