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人文主义”这个词，人们就自然而然地想到西方，想到14-17世纪欧洲文艺复兴，似乎“人文主义”是欧洲文化的专利。其实中国早在商周时期就产生了古典人文主义，而且与欧洲的人文主义一样，它也是相对于神本主义而言的。它的基本精神也是提倡人性和人道主义，反对神性和蒙昧主义。
然而，中国传统的人文主义与欧洲相比，两者又有所区别。正是这种不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主义，具有三个主要特征，一是重人轻神、以人为本，二是重道轻器、以德为先，三是重民爱民、民为邦本。
1.重人轻神、以人为本。同世界许多国家和民族一样，中国文化早期也曾有过原始宗教笼罩的时期。但从西周时期疑“天”思潮和“敬德保民”的思想观念产生之后，人们就不再像以前那样，消极被动地祈求上天的恩赐，而是把着眼点放在人事的力量上。神的地位逐渐下降，人的地位慢慢上升。春秋末年，诸子百家兴起，尤其是儒家，开始重视对人的研究，他们以人为中心，以人伦道德为本位，全面地探讨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从而使中国文化完全摆脱了原始宗教的桎梏，走上了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道路。
人，是宇宙万物的中心，人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相参”，考察事物，明辨物理，不仅要“上揆之天”，“下察之地”，还要“中考之人”，人是恒定万物的尺度。孔子和他创立的儒家学派尤突出了人在天地之间的地位，把天地人并列为“三才”，并充分肯定了人有“下长万物，上参天地”的能力，“天地之性人为贵”。
道家重“道”，而“道”效法自然，也就是说道家把人还给了自然，认为人能自觉地效法自然规律，领悟自然规律，按自然规律办事，人和天、地、道一样伟大，“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老子•二十五章》）。这种肯定人在天地间的崇高地位和人的价值，一切为了人，把人视为人类活动的目的思想，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
正因如此，中国古代大多数思想家对宗教都缺少热情，他们所关心的乃是社会、人生的现实问题，即孔子所说的“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庄子所说的“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
虽然中国也有宗教，并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在中国，无论是道教，还是佛教，始终没有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信仰，中华民族也从未陷入过失去理性的宗教迷狂。相反，这些宗教反而受到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的影响，自身产生了变化。如道教不把人的灵与肉截然分开，也不把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完全对立起来，不讲灵魂的拯救，讲究的是自己的修炼，生命价值在道教中得到极大的重视，成仙便是生命的延续。而中国佛教文化的代表禅宗，提出了人性即佛性之说，肯定了现世之人、现实生活的意义。
在中国，神和宗教始终是围绕人世问题活动的，是被作为为人事服务的工具对待的。这种重视人世间生活，而对超然于现实之外的来生，则极少加以关注，从而形成了传统文化重人事、轻鬼神的特色。故在早期中国没有经历过神权国家阶段，中世纪以后也没有出现过欧洲中世纪那样的基督教神权统治。从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到明清以后的新儒学，世俗的君权始终高于宗教神权，人的地位始终超过神的地位。诚如王阳明所言：“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万物鬼神了。”（《王文成公全集》）
2.重道轻器，以德为先。这里所谓的道，主要指孔子所认为的人的世界观、人生观、政治理想、道德准则，简单说，就是儒家的“仁义道德”。器是指具体事物和名物制度。中国传统文化总体上是一种伦理本位的文化，这就决定了中国传统的人文主义是建立在伦理基础之上的，是一种伦理的人论。以此为起点，它主张在伦理关系等社会关系中体现人的价值和尊严。中国人生哲学的内容与方法都是以道德为本位的，认为人的真正本质在于人的道德生活，人的生命价值也在于人的道德生活，人生的目的就在于实现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境界。因此，无论是人生价值追求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儒家的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还是道家的修道积德，无不以道德实践为第一要义。
这是一种以人为中心，以礼乐教化为本体的“道德人本主义”，是中国传统人文主义的深层结构，也是其思想内核。它的典型表现，就是重道而轻物。在义与利关系价值取向上，表现为重义轻利；在名与身的关系上，表现为重名轻身；在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上，表现为重社会（伦理）而轻自然；在理与欲的关系上，表现为重理轻欲，以道制欲。
重道轻器的思想，说到底就是重精神轻物欲。这种价值追求，把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紧紧地限定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之中和人际交往的伦理道德关系之中，把人生理想限定在社会政治之中，强调个人对他人对社会的责任与义务，使得人生具有极大的人情味，闪耀着传统人道主义的光辉。它使中华民族的内在精神较为丰富，情感心理较为稳定，自我调适机能较为发达，并在价值认同和文化心理方面，有着较强的凝聚力和固摄作用。它在今天，仍有助于解决当代人的“精神惶惑”，“形上的迷失”和“存在的危机”，有助于救治当代人“上不在天，下不在地，外不在人，内不在我”的荒谬处境。
3.重民爱民，民为邦本。始于西周的人文主义思潮，把政治与伦理道德引入天命之中。其中的伦理因素发展为儒家的“道德人本主义”，而其政治因素则发展为重民爱民、民为邦本即“民本主义”思想。民本主义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它在整个中国文化中是一个一以贯之的传统。
“民本主义”观念最早见于《尚书》五子之歌：“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意思是说，人民只可亲近，不可威狎，因为人民是构成国家政治的基础，只有基础坚固，国家的安宁才有保障。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作为传统的继承发扬者，不仅吸纳而且大大发扬了这种意识和传统，其德政和仁政学说，就系统地反映了民本主义最基本的内容。
孔子提出重民、利民、富民的主张，把“养民也惠”、“使民也义”、“使民以时”、“使民如承大祭”、“博施与民而能济众”等，作为一个仁人君子之道要求统治者遵守。同时还要求统治者应当以身作则，为老百姓树立道德榜样，“修己以安百姓”。
孟子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仁政学说，使民本主义在理论上趋于完善。他提出著名的“民贵君轻”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说，民众与民心对君主统治和国家的兴亡具有决定意义，君主个人的价值取决于民众的需要。孟子认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历史上的亡国之君都是因为失去了民心。相反亦然。所以，统治者必须施行仁政，把取得民众的拥护当作最重要的事情。
荀子的关于君舟民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著名比喻，集中地反映了其民本思想。他认为：“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进一步表达了这种思想。
道家也闪耀着民本思想的光芒。老子说：“无常心，以百姓为心”、“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
法家虽然主张用严刑峻法治理民众，但仍承认民心的向背是执法的基础，立国的根本。韩非认为“凡治天下，必因人性”、“利之所在民归之”，管子说：“赋，敛厚，则下怨上矣；民力竭，则令不行也。”
历代统治者也都承认人民在立国兴邦方面的重要性。如唐太宗李世民说：“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资治通鉴》）。
总之，“民为邦本”、“使民以财”、“民贵君轻”等民本思想是中国农业社会的一种传统政治。它植根于尚农、重农的社会心理深层结构之中，是与重农主义相为表里的。农民安居乐业，农业生产才能稳定有序，朝廷的贡赋才能源源供给，“天下太平，朝野康宁”的盛世便有了保障。反之，如果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庶众，失去起码的生存条件，出现“民不聊生”，“民怨沸腾”的状况，“民变”就会层出不穷，“国削君亡”就在所难免。
就中国民本思想的实质而言，民本观念强调的是“人性面前人人平等”，是通过对人性的肯定来论证人格平等；民主观念强调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通过对人权的肯定来导出人格平等。人性与人权、民主与民本既内在相通，又各有偏重。“民本”可为“民主”的基础，“民主”亦可为“民本”的体现。所以“民为邦本”观念虽然不同于西方的“民主”，但其仍不失为古代社会人道主义思想的一部分，也是中国传统人文主义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所包含的民主精华，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主义，关注人、重视人、崇尚人的思想是一贯的。它肯定人的价值，肯定现世人生，反对宗教蒙昧主义，强调人的经验和实用理性。这种理性对于“六合之外”的彼岸世界和自然界背后的本体和规律虽然不乏兴趣，然其注意力更为集中在人如何安身立命之上，故中国文化相对而言，短于抽象思辨、逻辑推理，而长于从实际经验出发，体悟世界和人生的意义；缺少科学、数学理论和形式逻辑，而拥有较多的实用技术发明和安邦治国的方略，与西方人文主义各有侧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