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拳拳到肉之后，一首土味十足的“喊麦”要想进一步像病毒般扩散于寻常百姓家，就不能仅止于在短视频平台上的化学反应了。在歌曲走红后，许多微博博主的反向吐槽并不会浇熄曲目的传播火焰，而是在一来一往之中引爆话题热度，深化用户对歌曲的印象，吸引更多群众的猎奇心理，进一步为歌曲制造流量。
当然，也许许多业内人士或音乐人并非有意为之，但他们的话语权以及与广大群众截然不同的专业意见带来的却是更多群众的集体围观，他们对于《惊雷》的批判反而成了把“喊麦”作品推向大众的反向KOL操作。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大众群体对于热点事件有意无意的助推也是引爆一首歌、一个话题的重要原因。
言归正传，音乐有好坏之分吗？《惊雷》的“惊雷之举”后，许多人可能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喊麦”争议不断呢？音乐到底有没有好坏之分？
早在2000年左右，“喊麦”就已经广泛地出现在国内的一些三四线城市和夜店了，而在2016年前后，得益于网络直播平台的发展才得以进入到主流文化的视野。许多主播以类似说唱的方法在网络直播间演唱，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规意义上的“喊麦”。
喊麦者经常会在名字前加上MC表示自己的身份，如 MC天佑、MC六道、MC阿哲等。MC词义的来源有好几种说法，有人说是Microphone Controller（控制麦克风的人），有人说是英语单词Emcee（主持人）的谐音，有人说是 Master of Ceremonies（司仪），但这些英语词汇的意思基本都万变不离其宗。而也正因为MC本身是一个舶来词汇，说唱圈也有很大一部分人采用MC作为名字的抬头，热狗叫MC Hotdog、欧阳靖叫MC Jin等，故而围绕“喊麦”是不是音乐、低不低俗的争论几乎未曾停歇。
有人说“喊麦”就是说唱，有人说“喊麦”根本不是歌，有一说一，“喊麦”与说唱确实存在很大差异。
在音乐形式上，说唱的节奏就更为多种多样，譬如说创作者让词落在节拍上或反拍上、重音的表达，抑或是切分、三连音的使用等，这些都是rapper们所说的flow。而“喊麦”的核心元素虽然也是饶舌，但却是以更接近数来宝或快板的方式把歌词念出来，节奏上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在内容上，一般的说唱音乐都会有相对明确的主题，譬如宋岳庭的的《Life’s A Struggle》、周杰伦的《止战之殇》、MC Hotdog的《差不多先生》、GAI的《天干物燥》、蔡徐坤的《YOUNG》，这些说唱作品在主题、歌词、音乐制作都较为精良，编曲也更为讲究。而“喊麦”基本上很难从歌词内容中看出作品的明确主旨，无论是MC天佑的《一人我饮酒醉》还是这次被讨伐的《惊雷》，歌词内容都是权谋斗争、兄弟帮派、沙场征战等意象的堆叠。
但音乐有好坏、高低之分吗？缺失某些音乐元素是否就不是一首好的作品呢？
从文化审美的角度来说，音乐除了“好听”之外，理应具备一定的社会、文化功能属性。譬如说，许多摇滚乐强调人文关怀和批判精神，说唱音乐更侧重于“real”的自我表达。所以对专业人士来说，从主题、旋律、和声、节奏等维度，音乐是可以通过分析得出“好坏”的。
但正如秀才遇到兵一样，对于那些在互联网时代以前长时间“保持沉默”的人群而言，内容的好坏可能并不是他们打开音乐的方式，也并不会对于主流话语权所谓“审美”做出太多反驳性的意见。最终，他们只会以“我喜不喜欢”作为话题的终结，文化审美对于本身不专注于审美的人群而言，其意义也被大量的消解了。
而从消费社会学的角度，什么都可以拿来贩卖，只要有消费者，任何东西都可以标出一个合适的商业价格。商品不再仅仅依靠实际使用价值获得购买者，而更多的是靠它的符号象征意义如品牌、奢侈、风格来吸引受众青睐。依靠消费和占有达成的阶层区隔，成为消费社会中各阶层的生存逻辑。面对媒介与影像符号的不断入侵，人们沉浸在消费活动的幻象里不能自拔。小镇青年对于土味文化的追随，正如中产阶级对服装品牌、装修风格、豪车豪宅、小资情调的迷恋一样，在商业世界里本质上没有了高低之分。
另外，在资本的视角下，判别“好音乐”的标准也因立场的不同也开始变得相去甚远。根据2019年数字专辑销售数据（不含虾米音乐和咪咕音乐数据）显示，排名前20的专辑中，流量歌手达15位，其中仅有华语乐坛老牌歌手仅有李宇春、周杰伦、林俊杰入围。
先不论其中音乐人作品的高低，不可否认的是，流量给作品的助推作用已经远胜于作品本身的“好”。窦唯的发歌频率依然强劲，但却不再出圈；李荣浩的《贝贝》只有4秒，却引起了热议。对于音乐人而言，他们关注的是能否创作出更优质的作品；而对于资本而言，他们关心的是歌曲投放的市场回报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