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重要的是，明清章回小说不仅是当时社会真实的全景式的反映，而且在很多方面摸到了时代的脉搏，站在了时代的前列，提出了深刻的问题，反映出比普通历史著作的全景描绘更为深刻的内容。这才是章回小说作为文学作品的更为成功之处。
《水浒传》诞生于元末明初，当时各路起义英雄高举义旗，烽烟四起。作者不仅热情讴歌草莽英雄，显示出过人的胆识，而且提出了“官逼民反”的主题，为农民起义找到了根本原因，揭露了封建社会官民对立的事实。整部小说贯串着这样一条主线，即起义军应该有怎样的纲领，实现怎样的目标，怎样处理与劳动大众、地方势力、封建官府乃至朝廷、皇帝的关系？这样的主题，远比单纯描绘起义深刻得多。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众多描写农民起义的章回小说，艺术、思想上总不及《水浒传》的原因之一。
如果说《水浒传》的作者借小说来探究农民起义军出路的意图还不明显的话。那么，《儒林外史》的作者借小说探寻读书士人出路的追求就带有很强的自觉性了。吴敬梓身处清初康、雍、乾盛世，家世高门，是明清两代的科举制度的受益者，但他却触摸到了盛世表象下的衰脉，毅然以科举制度的弊端为靶子，提出了改革培养人才、选拔人才制度的呼声。
他认为只有凭一技之长，自食其力，保证经济上独立，知识分子才能摆脱附庸的、受人束缚的地位，而成为一个真正的独立自主的阶层。这样的见识，在当时甚至今天都可谓振聋发聩，引人深思。可见，如果仅仅是形象地再现明清读书士子的生活状况、精神风貌，《儒林外史》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不会有今天这样崇高的地位的。
诸如此类的例证还有很多，如像《醒世姻缘传》涉及的封建婚姻中的家庭问题；《歧路灯》中涉及的子女教育问题等，都是值得人们去深思的。
综上所说，说明中国古代章回小说不仅在反映现实的面上有相当的广度。同时，就文学艺术本身而言，它还有更深的认识价值，是人类永远挖掘不尽的丰富的思想宝库。这种对时代的反映，对社会的反思，才真正代表了明清时期文学的最高成就，显示出长篇小说反映现实时所独具的优势。
所以，仅仅称中国古代章回小说是明清社会的百科全书是远远不够的，它是明清时代当之无愧的形象史、思想史和风俗史。
封建社会的正统文人一直不肯将小说列入文学之林，但小说在其它传统文学样式（如诗、词、散文）已成强弩之末之际，勃然而兴。长篇章回小说优秀代表作前后相继，短篇白话小说也有如“三言”、“二拍”、《型世言》、《无声戏》等作品接连出现。文言小说《聊斋志异》、《子不语》、《阅微草堂笔记》各显特色，并带来整个文言小说的复兴。
反观其它文体，虽然明代诗文流派众多，作品也不少。清词、清诗、清代散文也都有集大成、复兴之势，但它们实在无法与前代之盛相比。在这种形势下，小说成为明清文学的主流，便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在这股主流之中，章回小说相比较而言显得更为突出。虽然古代章回小说的发展历史不及白话短篇小说和文言小说那么长久，但它一旦成熟，其包容量、影响力、辐射度都远远大于短篇小说。
作为长篇小说，它占有种种文体上的便利，比如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悠久的历史传统、时代变迁、人物复杂的经历、深刻细致的内心世界等。表现这一切，短篇作品具有一定的困难，受到文体本身的限制，即如戏曲、史传文学也同样受到限制，而这恰恰是长篇章回小说可以自在翱翔的天地。作家可以充分利用这些鸿篇巨制，精心构架，可向广度延伸，也可向深度挖掘。既可写象《三国演义》一样描写波澜壮阔、瞬息万变的历史；也可写如《红楼梦》一样围绕大观园内的儿女情长精雕细琢，细致捕捉人物心灵深处微妙的曲折变化。
这种文体优势不仅给长篇章回小说作家反映世界、反映生活带来种种便利，也为他们在艺术上取得巨大成功提供了可能，因为它提供了更多施展才能的机会、领域，比短篇小说更具有挑战性。
正因为如此，作为长篇巨制，它需要作家有魄力、有胆识，能统观全局，能驾驭小说的全部结构情节的变化与发展，有相当的艺术表现力及语言表达能力。更重要的是它需要作家有深厚的生活积累，深刻的思想见解，能站在时代的前列，把握历史发展的脉搏，有博大的胸怀、以天下为己任的气概，有火一样的热情，能为理想而献身。这样的作家才能谱写出伟大的作品。
这样的作品，不但短篇小说，即使诗词、散文也难以企及这样的高度。中国章回小说的巨大成就便是这一点的最好证明。从这一点上看，它不仅是明清小说的主流，更是明清文学的主流。
一、使传统文学观念发生了变化。在中国古代，文学一向是高雅艺术，雅是文人文学的根本特征。受此观念影响，作为民间艺术的话本小说虽然产生甚早，但一直没能走上繁荣之路。而长篇章回小说创作的成功，大大改变了文人对通俗文学的看法，引起了深刻的文学观念的革新。特别是明代中晚期以来，长篇章回小说名作迭出，章回小说以优秀的成绩改变了人们对通俗小说的看法。
晚明文艺思潮中强调对通俗文艺的重视、借鉴，与章回小说的兴盛和成功显然有着极大的关系，以至于当时许多学者提出“真诗乃在民间”，他们大量搜集整理通俗文学作品，甚至于白话短篇小说也因此而大行其道，迅速复兴。
这股文学思潮与当时哲学思潮可谓相辅相成，相互启发，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文学风格的演变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清代以后，章回小说继续走向鼎盛，影响与日俱增，甚至一些传统的经学家，也由抵制转为扶植、引导、利用，即“以通俗语言，鼓吹经传”，借章回、短篇小说来灌输正统文学形式所难以实现的教化意识，章回小说中 《醒世姻缘传》、《歧路灯》等作品即是明显的标志。
二、章回小说的成功创作，还潜在影响了诗文的创作倾向。明清诗文中叙事性作品大量增加，而且大都较为成功。在叙事过程中，小说笔法尤其常见。明清散文，成功之作颇多。然大都与叙事有关，如归有光的 《项脊轩志》、张岱的《西湖七月半》等等，写人记事、状物写景，栩栩如生，与章回小说成功之作中的具体描写相比，极为相似。
诗歌亦是如此，许多作品不仅以叙述完整的故事情节为己任，而且大量运用人物对话、细节描写来刻画人物、描写场景、渲染气氛。比如吴伟业的《圆圆曲》便充分显示了这种创作风格和创作倾向。
另外，明清诗文作家把眼光转向普通下层人物，贩夫走卒、歌女家丁成为经常性的描写对象，这也与章回小说深入人心有关。
还有，章回小说在语言运用上，以经过提炼的白话为文学语言，大量借鉴口语，造就一种全新的语言风格，如《儒林外史》、《红楼梦》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这对明清诗文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明清诗文作家有许多人提倡语言通俗，要求手中所写即心中所想、口中所说。袁宏道等人极力赞扬《水浒传》、《金瓶梅》的语言艺术，并以之作为创作楷模，便是这种文学思潮的体现。
三、促进和推动了戏曲的发展。古代小说、戏曲同步发展且互相影响。 开展戏曲活动的关键之一便是剧本。明清小说更证明，有不少小说作品固然是从戏曲改编而来，但更多的是章回小说为戏曲提供了取之不竭的人物、题材和精彩故事。不少明清传奇剧便是根据章回小说改编而成。到了近代的地方戏和京剧更是大量取材于古典小说名著。查阅中国戏曲目录，三国戏、水浒戏、杨家将戏以及根据各种历史演义改编创作的历史故事戏，几乎占了全部戏曲目录的大多数。
另外，现代的很多的影视题材也都是来自于对章回小说的解读或改编。
四、向平民百姓普及了历史文化知识。章回小说对平民百姓历史文化知识的普及，功不可没。甄伟《东西汉通俗演义》卷首托名袁宏道序：“予每检《十三经》或《二十一史》，一展卷，即忽忽欲睡去，未有若《水浒传》之明白晓畅，语语家常，使我捧玩不能释手者也。……今天下自衣冠以至村哥里妇，自七十老翁以至三尺童子，谈及刘季起丰沛、项羽不渡乌江、王莽篡位、光武中兴等事，无不能悉数颠末，详其姓氏里居，自朝至暮，自昏彻旦，几忘食忘寝，聚讼言之不倦。”普通百姓未入学堂而能讲刘邦、项羽、孔明、曹操等人的故事，都是通俗小说和与之相关的戏文传播的结果。
五、为现代小说创作提供借鉴。章回小说丰富的创作经验为现代小说创作提供了借鉴。章回小说对现当代小说家的影响不限于张恨水等采用章回小说体创作的作家。同时，鲁迅、茅盾、巴金、老舍等著名小说家也都是在继承古代小说优秀传统并吸取国外小说先进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实现了古体小说向现代小说的转变。
六、特殊而重要的文化使者。章回小说以其鲜明的民族特色而在对外文化交流中扮演着重要的文化使者角色。优秀的章回小说是中国文化的骄傲。世界上不少国家的人民，曾通过明清小说，从一个特殊的视角，开始认识中国，了解中国文化。
早在十七世纪的朝鲜汉语教科书刊本《朴通事谚解》中，就有关于《西游记》、《飞龙传》的记载。明末清初出现的《金云翘传》，在距今约二百年前就被诗人阮攸改编为长诗，驰名于越南文坛；《好逑传》远在18世纪就传入西欧，译成多种译本。我们从德国诗人歌德的赞赏言辞中就不难意会到他是怎样通过小说来了解和赞叹中国悠久而优美的文化。这些例子生动说明，明清小说在当时就曾经成为文化使者，把中国文化介绍到国外。而到了现代，古典章回小说名著随着越来越多译本在世界范围内流行，更是有千千万万的读者通过阅读这些名著了解到了中国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