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张贵妃去世数年后，宋仁宗依然对她念念不忘。在为张贵妃设忌日、立享庙的同时，宋仁宗还一直保留着张贵妃生前所住“温成阁”的原貌，每到年节，宋仁宗都会命臣子为温成阁写词，表达追思之情，这种长情未了的表现，在历代封建帝王中是极为少见的。
宋仁宗为了提拔张贵妃家人和宋朝制度努力抗争
86版包公中的张尧佐
因为张贵妃的缘故，宋仁宗也恩待张氏家族，张氏的父亲被追封为清河郡王，母亲也被封为了齐国夫人。就连曾经拒绝收留张氏母女的张尧佐也因此青云直上，先是被调到京师，任权开封府推官（开封府所属设左、右厅，每厅分日轮流审判案件），没多久“迁三司户部判官，又为副使，擢天章阁待制、吏部流内铨，累迁兵部郎中、权知开封府，加龙图阁直学士，迁给事中、端明殿学士，拜三司使，掌一国财权，权力只排在二府（宰相和枢密院）之下。
张尧佐的火箭晋升自然是要受到阻拦的，早在提拔他为三司使时，当时的监察御史陈旭便发对：尧佐以后宫亲，非才也，不宜使制国用。仁宗皇帝自然不听，照提拔不误。张尧佐在三司使的位置上大约坐了一年，知谏院包拯又弹劾，说“任命张尧佐的诏书下达那天，太阳阴晦，凶气蒙蒙，陛下应用大义决断，马上下令追夺张尧佐的官职。万不得已，宣徽、节度可选择一个授予他。这样，才合天意，顺人情。”
在台谏压力下，仁宗皇帝不得不于皇祐二年(1050）下诏:“后妃之家，毋得除二府职位。”堵了张尧佐挤入宰执之列的进路。虽罢去张尧佐三司使之职，但改授宣徽南院使、淮康节度使、景灵宫使、群牧制置使。宋朝的节度使多是尊贵的虚衔，仁宗是想以“富贵保全之”。不过，台谏官纷纷进言反对，说一下子授予张尧佐四使，皇恩也太浩荡了，给予的富贵也太过分了。
为啥说太过富贵了呢？来看看这四个职务都是管啥的。
宣徽院是总领皇宫内部诸司及内侍的职务，宣徽院使也可以说是大内总管，是王朝内当家的。按照规定，宣徽使在上朝时候，班次紧随在两府执政之后，地位颇高；景灵宫使虽是养老的闲职，但却必须由两府执政年老后改授，属于荣誉性高职；群牧制置使一般由枢密使、枢密副使兼任或者改任此职，地位略近于两府。
御史中丞王举正力言擢用尧佐不当，仁宗看了王举正的奏疏打算冷处理，四日后王举正在退朝后留百官，想要廷议，仁宗“闻之，遣中使谕旨，百官乃退”。
对台谏官的这次抗议，仁宗皇帝是很生气的，你们不是说外戚“不可用为执政之臣”吗？好，前几天已申明“后妃之家，毋得除两府职任”了；你们不是一再要求罢去张尧佐的三司使之职吗？现在让张尧佐退居二线，领几个虚职，你们还要闹意见，还喧哗于朝廷，成何体统？这不是欺人太甚吗?
后来，张尧佐主动上书辞去宣徽使、景灵宫使。宋仁宗重新起草了任命书，授予张尧佐淮康节度使、同群牧制置使的荣衔闲职，让他端坐京师领取厚禄。
关于宋仁宗为提拔张尧佐第二次犯众怒还有个段子，说一日宋仁宗正准备上朝，张贵妃送仁宗至殿门，拉着仁宗说：“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仁宗答道：“放心！放心！”结果在殿上，宋仁宗正准备下达任命张尧佐的诏书，包拯便站出来上言，陈述不应给予张氏任命的理由，长篇大论，很是激动，唾沫都溅到仁宗脸上。
这段包拯和宋仁宗之间的趣闻一直被人津津乐道，也时常拿来作为仁宗对待臣子“仁”的表现，但事实上第二次阻击张尧佐，表现过激的其实是那个拉着百官要和皇帝讨说法的御史中丞王举正，这次他以辞职相要挟，但仁宗对王举正奏疏还是冷处理。知谏院包拯、陈旭、吴奎相继上书，大意是说张尧佐享此名位，已经是过越了。不许本院供职，及趋赴河阳任所。仁宗也觉得说的在理，就说下不为例，下不为例，今后若再给张尧佐升迁，你们就检出这条诏令，阻止任命通过。
此后，张尧佐又以宣徽使的身份任河阳通判，王举正又三次上奏议论。张尧佐被召回京，改镇天平军。去世后被赠为太师，赏给他家租赁居舍钱每日三千。
后世在将这段台谏官们全力阻击张尧佐升迁的故事时，要么说包拯不畏皇权，敢于据理力争，说到激昂时甚至将口水喷到宋仁宗的脸上，要么说宋仁宗宽仁，对于这些台谏官的抨击并没有打击报复，要么说宋朝的官员任免制度的先进性。但是我想说，明知不合宜而依然为之，难道不是宋仁宗宠爱张贵妃的一种体现吗？
正如《清平乐》之前的名字《孤城闭》，在这座诺大的孤城中，寻一真实可爱之人实属不易，他也只是尽自己所能给予她最好的。众人都以为《清平乐》是四海清平盛世歌，但作为词牌名的“清平乐”，表达的远非字面看起来的吉意，其实调性低沉而伤感，饱含愁思离恨，求而不得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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