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岁时节令，社会传承
生老病死、时光轮回，无不提醒我们生活中的仪式感如此强烈。时间的界定和岁时节庆习俗的传承，激励我们积极面对并迎接每一天的生活。
中国年的韵味深厚且富有特色。春节，这个中国民间最盛大且最具特色的节日，通常从除夕夜至正月初一，也称阴历年。而在更广义的传统中，春节可追溯到腊月初八的腊祭以及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的祭灶，并持续至正月十五，其中除夕与初一是庆祝活动的高潮。
春节的历史可以回溯到4000多年前，当舜成为华夏大地的首领时，他率众祭祀天地，人们便将这一天定为每年的岁首——正月初一。按照农历，正月初一被称为元日，而随着民国时期公历的采用，公历1月1日被定为元旦，农历的1月1日则称为春节。春节不仅对汉族而言至关重要，也是满族、蒙古族、瑶族、壮族、白族、侗族、高山族、赫哲族、哈尼族、达斡尔族等十多个少数民族共同欢庆的重要节日，尽管各民族的庆祝形式各异，但均以祭祀神佛祖先、辞旧迎新、祈求丰收为主要活动内容，充满了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情。
北京的老百姓对兔子这一文化形象有着特别的感情和熟悉度，就是因为“兔儿爷”的存在。兔儿爷形象独特，它头似兔身似人，身着盔甲，手持玉杵。相传在北京城曾遭受瘟疫之际，嫦娥派遣月宫捣药的玉兔下凡治病救人。玉兔借用庙里武将门神的盔甲完成使命后，在归还时力竭显出原形，百姓才知晓是玉兔救了大家。尽管玉兔在神话中为雌性，但在老北京风俗中，未嫁女性年满30岁会被尊称为“爷”，因此“兔儿爷”是对玉兔的亲切尊称，这里的“爷”字更凸显出老北京的地方特色。
北京兔儿爷的形象生动反映了中国节日文化中追求吉祥、乐观向上、期盼幸福生活的普遍心理，这种心理在全国各地都有着广泛共鸣和顽强的生命力。实际上，月宫中的玉兔被视为药神，兔儿爷就是药神的化身。过去人们把兔儿爷请回家中，寓意祛病除灾，虽然是孩子们喜爱的泥塑玩具，但也蕴含一定的神性。按照传统习俗，兔儿爷在家摆放一年后，在下一个中秋节时摔掉送走，意味着带走家中一年来的灾病，然后再请一个新的回来，保佑新的一年健康平安。如今，由于兔儿爷已成为非遗技艺制作的精美工艺品，许多人不再舍得摔碎，若想尊重传统，可以将摆放一年的兔儿爷收藏起来，再请一个新的替代，这也是一种适宜的做法。
玉兔捣药的形象最早出现于西汉末期，那时它尚未陪伴嫦娥，而是侍奉在西王母身边。秦汉时期，西王母掌管长寿仙药，玉兔作为其侍从负责捣制仙药。自古以来，掌握医药、赐予长寿的神祇都受到人们的特别崇敬，历史上许多名医在后世逐渐被神化。明清以后，玉兔因其捣药治病的故事日益受到人们的敬仰，地位不断提升，最终独立成为月神，在中秋佳节接受人们的祭拜。清代版画《月光马儿》及兔儿爷泥塑作品，便是这一信仰的具体体现。
二、南北岁次共节俗
对于中国人而言，数千年来，春节是最重要的节日，象征着家庭团聚与辞旧迎新。正如一首童谣所唱：“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从一碗热腾腾的腊八粥开始，春节的序曲就此拉开。岁时节日的起源问题上，古代社会更多关注岁时、节令与阴阳变化的关系，而现代节日则更强调人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其名称和侧重点发生了演变。
那么，我们先从小年开始说起。小年是对大年的预备，是中国民间传统的祭灶日，又称谢灶、祭灶节、灶王节等，标志着人们开始筹备年货，为过一个干净整洁的新年做准备。这一习俗最早可追溯至宋朝时的腊月二十四过小年记载。清朝雍正年间，由于皇帝于腊月二十三在坤宁宫举行祭天大典，并同时祭祀灶王爷，贵族及百姓也随之效仿，逐渐形成了“官三民四”的分界线。随着社会发展，北方民众为了沾染“贵气”，将小年改到了腊月二十三，而南方仍保留了腊月二十四过小年的传统。
北方小年习俗中，剪贴窗花是最流行的活动之一，窗花图案丰富多彩，包括动植物等各种吉祥寓意的形象。剪好的窗花装饰在打扫干净的房屋内，增添了喜庆祥和的气氛，寓意新的一年生活更加美好。此外，北方小年还有沐浴理发的习俗，讲究在小年前后进行，而南方则习惯于除夕前完成这一仪式。
北方还有一种被称为“赶乱婚”的习俗，在小年后，认为诸神已上天，不必再择吉日办婚事。此时乡村嫁娶频繁，有民谣说：“岁晏乡村嫁娶忙，宜春帖子逗春光。灯前姊妹私相语，守岁今年是洞房”。而在饮食方面，北方小年会有吃饺子、糖瓜、麻糖以及火烧等特色食品，其中糖瓜等甜食最初是用来供奉灶王爷的，后来演变成孩子们的小年零食。
南北共有的小年习俗则是祭灶和扫尘。家家户户会在小年这一天黎明即起，清扫房屋、洗涤衣物，实施全面的大扫除，以示对灶王爷的尊重，不让灶王爷带走污秽。另外，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门神都是家中必备的装饰物，其形象从最早的动物门神到神灵再到人物门神，不断演变，但始终承载着驱邪避凶、守护家园的重要功能。
绵竹地区的年画制作工艺独特，尤其是童子门神，因其手绘特点，画面生动活泼，适合贴在室内，如孩子的房间或新婚夫妇的卧室，寓意健康平安、早生贵子等吉祥之意。至于“填水脚”这种特殊形式的年画，因画工利用剩余材料快速绘制而成，虽然过去是穷苦人家的选择，却因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如今成为了收藏者眼中的珍品。
除了贴门神，家家户户还会在大门两侧贴上喜庆吉祥的红春联。实际上，最初的春联并非书写于红纸上，而是题写在长方形桃木板上，这种桃木板被称为“桃符”。现代纸质春联的流行，则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一个故事有关。据说朱元璋喜爱春节热闹氛围，他发现红色象征着喜庆，并突发奇想，倘若将祝福语写在红色纸张上，岂不是更加醒目热闹？于是，他下令要求百姓们用红纸书写春联并贴于门户之上，自此，红火的春联便逐渐普及至千家万户，人们纷纷在春联上写下寓意吉祥的话语，表达对美好生活的愿望和祝福。
年画起源于门神画。每到腊八过后，人们开始忙碌购置年货准备过年时，京杭大运河边的天津杨柳青地区进入了一年中最为繁忙的季节。杨柳青年画以其吉祥、祈福、和谐的主题内容著称，不仅传递了人们对新年的祝愿，还富含深厚的文化意蕴。年画中的形象生动活泼、线条简练、色彩鲜艳，直率地传达出人们的内心期盼，那亲切熟悉的笑脸，总能勾起人们心中温情的涟漪。
天津一带有这样一个习俗：女子出嫁后的第一个新年，娘家会送一幅年画给婆家，其中最受欢迎的是寓意添丁添口的“连年有余”图案，画中儿童脸庞饱满圆润，五官齐全，表现出家庭美满、人丁兴旺的愿望。然而，如果送给亲友的年画中孩子面部偏侧、只露出一只耳朵，对方通常不会接受这样的礼物。
北方人在春节期间以窗花装点居室，增添节日气氛；而南方温暖之地，则多以鲜花点缀新年。文学大家汪曾祺在其《岁朝清供》一文中提及，在寒冬时节，水仙、腊梅和天竹因其色泽鲜丽，成为岁朝时节赏心悦目的佳品。尤其是水仙，其绿叶白花如凌波仙子般清新脱俗，在冬日绽放，为新年带来盎然春意，深受文人墨客的喜爱。
据史*载，明代漳州籍官员张光惠告老还乡途中带回一种美丽的花卉——水仙，恰好除夕之夜全家人围炉共度新年时，水仙花齐放，花蕊犹如金色酒杯，从此水仙便成为漳州人家过年必备的年花，甚至远在他乡的漳州游子也将水仙视为故乡的记忆符号，每逢新年必托亲友寄来几盆，让水仙的清香唤起浓浓的年味。
水仙花名副其实，它在清水滋养下亭亭玉立，宛如水中仙子。宋代诗人黄庭坚以“得水能仙”四字赞美水仙之独特风韵，他在诗作《刘邦直送早梅水仙花四首·其一》中写道：“得水能仙天与奇，寒香寂寞动冰肌。仙风道骨今谁有，淡扫蛾眉簪一枝。”
明末清初的文学家、大戏剧家、美学家、大才子李渔对水仙亦情有独钟，他曾说若见到命名“水仙”之人定当行礼拜见。有一次因生活拮据无法置办年货，但即便如此也要购买水仙，家人劝阻时他却坚持表示，无水仙则如失命一般，最终妻子只好变卖首饰为他购得水仙。
水仙因其谐音“谁先发”，寓意发家致富，又因“仙”字而显得吉利，故而在春节期间，几乎家家户户案头窗前都会摆放一盆盛开的水仙，享受冬日阳光下的幽香。
养植水仙的过程充满期待和欣喜，只需清水无需土壤，即可观赏到从翠绿的球茎中挺拔而出的花茎，再由花茎上绽放出洁白的小花朵。花开之际，室内溢满淡淡的或浓郁的香气，随风飘散，给人带来暖意融融的感觉。
另外，传统的灯会是中国古老的文化习俗之一，尤其在春节至元宵节期间尤为盛行。历史上最早的灯会记载可追溯至南朝时期的南京城内。灯会活动起初旨在祈求五谷丰登、家庭和睦以及国家安宁，并随着时间推移，绚丽多彩的灯笼装饰从宫廷走向民间，融入百姓日常生活之中。
自贡地处四川盆地南部，釜溪河畔，这里的灯会历史悠久，早在唐宋时期就有新年燃灯的风俗。清朝中期以来，诸如“狮灯场市”“灯竿节”“提灯会”等各种丰富多彩的灯会活动在当地传承不息，彰显了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现代自贡灯会规模宏大、灯彩种类繁多，尤其以元宵节灯会最为盛名。
自贡灯会中的灯彩主要有工艺灯、座灯、组灯等多种类型，其中组灯最具代表性，多取材于民间传说、古典名著、神话故事等，具有大型、群体联动的特点。自贡灯彩制作精巧细腻，选材广泛，瓷器、玻璃瓶、蚕茧、细竹篾、扎染布料、丝绸等均可作为灯彩制作材料，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相融合，使灯彩呈现出五彩斑斓、令人目眩神迷的艺术效果。2008年，自贡灯会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山西灯彩是中国北方地区独特的花灯艺术流派，植根于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山西大地，该地自古便有“表里山河”的美誉，其文字记载的历史长达三千年之久，横跨整个中华文明史。灯的起源与发展与古代农业社会的生活紧密相连，从最初的照明功能逐步发展到兼顾审美和娱乐观赏，最终催生了独立的艺术形态——“灯彩”。
山西襄汾出土的西汉彩绘雁鱼铜灯就是灯饰兼具实用性和艺术性的典范。至明清时期，晋商群体的独特商业文化背景对灯彩艺术形式的需求及提升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使山西灯彩融合南北特色，并结合本土其他艺术特点，形成了独特韵味的“山西灯彩”艺术风格。
另一方面，浙江省海宁硖石灯彩起始于唐代，兴盛于宋代，至今已有超过1200年的历史。硖石灯彩以其制作精细巧妙，集诗词、书法、绘画、篆刻、金石、刺绣等多种艺术元素于一体而闻名，其工艺技术独特，被列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硖石灯彩种类繁多，包括亭台楼阁、飞禽走兽、龙灯彩舟、玲珑古塔、走马花篮等主题，制作工艺包含“针工、拗工、结彩、扎工、刻工、糊工、裱工、绘艺”八大技艺，每一道工序都十分复杂且精巧。
其中，“针刺”工艺是硖石灯彩的独特创新手法，也是其主要特色之一。通过在灯面进行微孔针刺，艺人能展现出硖石灯彩图案的明暗层次、线条轮廓和色彩过渡，单幅针刺片上的针孔数量可达数万乃至百万计。当灯光亮起时，光源透过细密的针孔，营造出一种通透华丽、光影斑斓的视觉效果。
再者，浙江仙居的针刺无骨花灯同样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精湛技艺，因其灯面图案由刀凿针刺成孔、灯身不设骨架而得名。据传，仙居针刺无骨花灯源于唐代，民间称之为“唐灯”，至明清两代，其技艺日臻成熟，在民国初期达到鼎盛，拥有80余种不同的花色品种。经过仙居县文化局和皤滩乡文化站的努力挖掘，一度失传50多年的花灯得以重焕生机，并于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仙居针刺无骨花灯的制作工艺独树一帜，灯体造型全然依靠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纸质灯片折叠拼接而成，无需任何骨架支撑。其丰富的造型变化和多彩的图案设计衍生出众多花色品种。仙居花灯的制作过程极其复杂，包括制图、调配胶浆、灯纸制作、熨平、剪裁、装订、凿花、拷贝、针刺、竖立灯体、制作装饰部件、组装以及装饰等共13道工序。
仙居针刺无骨花灯的表现形式多样，既有静态展示，如悬挂于各类室内空间，增添雅趣或烘托喜庆气氛；也有动态表现，通常以组灯形式出现，围绕特定主题，将花灯与其他造型艺术相结合，构成丰富多彩的艺术景观，一组组灯可由数十至上百种不同花灯组成。仙居针刺无骨花灯以其别致的造型、强烈的立体感、丰富的立面变化以及细腻生动的结构，堪称传统女红技艺的瑰宝，同时也是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
除夕是指每年农历腊月的最后一天晚上，这个夜晚标志着旧岁的结束与新年的开始，其活动均以除旧迎新、消灾祈福为中心。年夜饭在中国文化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它可能是中国人一年中最丰盛的一顿饭，无论家庭在这一年中的境况如何，年夜饭都会精心准备，务必包含鸡鸭鱼肉等各种佳肴。提前购置的年货是烹饪这些美味的基础，无论是身处外地的家庭成员赶回家过年，还是本地的家人，都习惯于准备丰富的年货，这不仅是面子的问题，更体现了对家庭团聚和新一年吉祥如意的期盼。
中国人十分重视饮食生活，年夜饭菜式繁多且各地有异，如饺子、馄饨、长面、元宵等，各自蕴含深意。北方人过年吃饺子，寓意岁岁更替，接续交子之时；新年吃馄饨，则象征开天辟地、四海一家；而吃长面则被称为长寿面，寓意延年益寿。
古代社会中，节日食品首先是用于祭祀神灵，然后供家人共享。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虽然不再匮乏，但人们仍然应当心存敬畏，对食物尤其是节日食物表达虔诚和恭敬。
关于元旦，古代中国的元旦指的是夏历（农历、阴历）的岁首第一天，即正月初一。而在西方和现代中国，元旦则是指公历纪年的新年第一天，即1月1日。据史*载，古代中国的元旦起源于三皇五帝之一的颛顼时期，距今已有五千多年历史。
古代中国元旦期间的饮食习俗丰富多样，《荆楚岁时记》对此有所记载。其中提到的椒柏酒、桃汤、屠苏酒、胶牙饧、五辛盘、敷于散以及鸡蛋等，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各有其独特的寓意。随着时代变迁，一些古老的元旦饮食习俗逐渐演变或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庆祝方式。
春节庆祝活动在各地热闹非凡，北方地区常见的庆祝形式有舞龙、跑旱船、踩高跷等。在北京，最具特色的莫过于庙会，如民国时期的厂甸灯市，吸引了大量游客参与，成为了融合商业与民俗文化的盛大集会，逛庙会、品尝糖葫芦、喝热面茶等活动已成为北京人过春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三、传统节日与非遗文化的传承反思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民俗学专家萧放教授曾讲述过这样一个实例，他在电梯中偶然听到两位大学生对话。他们收到一条节日祝福短信却无法确定是庆祝哪个节日，从情人节猜到圣诞节，却未曾想到是端午节。对此，萧放教授感叹道：“这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悲哀。”
在民国时期，主流思潮以改革和革命为主导，许多旧习俗被视为应当革新的对象。时至今日，不少年轻人对一些小型传统节日的认知淡薄，甚至对部分节日名称都感到陌生，尽管在农村地区这些传统仍有所保留。
2004年发生了一件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韩国将江陵端午祭申报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一活动始于大关岭祭神仪式，期间包括各类巫法祭祀、传统游戏体验（如跳绳、假面制作）以及精彩的巫俗表演、假面舞、农乐表演等。2005年11月25日，韩国江陵端午祭被正式认定为人类口头及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针对此争议，人们逐渐认识到中韩两国的端午活动实为两回事，并强调文化共享性的重要性。中国的端午节起源于龙图腾崇拜，旨在借龙的威势驱邪避疫，并融入了纪念地方历史人物的内容，比如长江中下游地区楚地对屈原的悼念；而韩国江陵端午祭则是当地居民祈求丰收安康的大型民俗活动，包含摔跤、荡秋千等多种游戏项目。据韩国学者研究，《秋江集》中有对端午祭活动的记载，表明江陵端午祭可追溯至一千年前。
中国端午节不仅在国内汉族广泛流传，还传播至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同时，满族、蒙古族、藏族、苗族、彝族、畲族、锡伯族、朝鲜族等约28个少数民族也共同庆祝这个节日。
韩国江陵端午祭是一个持续数日甚至可达两个月之久的“乡土神祭”，虽不进行龙舟竞渡或祭祀屈原、伍子胥等活动，但会举行酿造神酒、山神祭祀等一系列典礼，并伴有荡秋千、体育竞赛、歌谣演唱、假面剧表演、农乐活动等丰富内容，且昼夜连续不断。
中国政府在2009年也申报端午节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并承诺将进一步宣传和保护端午节的文化内涵，尊重各地不同的端午节习俗和情感表达，加强对端午节的研究与保护，挖掘其现实意义和社会功能，采取有效措施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
韩国端午祭申遗一事提醒我们摆正观念，它并不意味着我国的传统节日被他国抢注或者文化主权受损。此后，我国政府对于此类问题给予了更高的重视。2009年，中国端午节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传统节日作为重要的民族文化遗产，承载着深厚的文化记忆。例如春节期间，车站广场人潮涌动，人们携带着行李和年货，克服各种困难也要回家团聚，这种归宿感和家庭团聚的幸福感是其他节日所不能替代的。然而，除春节外，端午节、元宵节乃至七夕节同样富含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所以我们要积极传承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因为它们不仅仅是假日，更是民族文化的精神纽带。
值得关注的是，2021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指出：到2025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得到有效保护，工作制度科学规范、运行有效，人民群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参与感、获得感、认同感显著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服务当代、造福人民的作用进一步发挥。到2035年，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全面有效保护，传承活力明显增强，工作制度更加完善，传承体系更加健全，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在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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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舒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