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7月下旬，育才学校从北温泉迁到合川县草街子乡的古圣寺。古圣寺是一座有几十间房屋的大庙宇，坐落在离场镇五里远的凤凰山上。这是合川县与北碚实验区的交界处，距北碚城区只有30里，离重庆市区也不过百余里。办学初期，育才学校分设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学、戏剧、绘画、音乐六组,著名诗人艾青受聘任文学组主任。来授课的全是学有专长的名家，郭沫若、翦伯赞、马寅初、李公朴等都曾到学校讲过课。
艾青和夫人韦荧随育才学校迁到了草街子，他们的住房被安置在凤凰山下的“明家院子”。来到这远离城嚣静谧安祥的小山村，艾青突然有一种解脱之感。他按照自已的意愿安排生活，以梵高、朋斯自诩，在山野间无拘无束地拥抱大自然。每天他很早就起床，写些东西后再用早餐，上午如果没有课，便干脆足不出户，躺在床上读些杂书。有时是俄国作家的小说，有时又翻翻理论书籍，或者拿起莫奈、塞尚、梵高的画集，一幅幅仔细欣赏。有段时间，午后一时左右，天空中总有日本飞机的马达声响起，因事先知道敌机只是途经这里，轰炸目标则是重庆市区和北碚，故并不惊慌。有时，他还披衣下床出门，数着架次，发现很有规律——总是27架。敌机过去之后，他久久站在那里，为即将遭劫的市民担忧，同时对侵略者无比仇恨的情绪愈加强烈。
在文学组读书的都是十六七岁的少年，他们从沦陷区来，经受过战争的磨难，大多具有坚强的毅力和好学的精神。有的同学胸怀远大抱负，立志要成为高尔基、鲁迅那样的人，其中不乏诗歌爱好者。艾青很乐意与这些小朋友相处。当他第一次与同学们见面时，他诚恳地说：“我将要向你们学习，我要向比我年轻的一代学习，因为，中国假如不向年轻一代学习，那是没有希望的。”艾青给《现代文艺》朋友们的信中写道：“我常常担忧：我的气质和我的习惯，会不会妨害他们对于我的接近？但我必须努力使自己和他们生活得和洽，至少使我成为他们可以坦白相处的朋友。”艾青就是这样虚怀若谷，以一颗坦诚的心来对待这些学生，对待这份神圣的教书育人的工作。
艾青到育才学校后认识了两位青年作家：路翎、何剑熏。他们是胡风介绍到育才学校来当“学友”的。所谓“学友”，就是年龄比学生大一些，但不具备当教师的条件，却又有一定的特长；他们协助教师教学，辅导学生学习，自己也学习。因为都是胡风的朋友，都是《七月》杂志的作者，所以他们三人比较接近。艾青当时已年届而立，何剑熏仅比他小一岁，两人都是个性鲜明、不拘小节的人，也可以说他们都是不同程度的“狂者”或“狷者”。因此，日常生活中免不了磕磕碰碰，加上何剑熏具有天生的讽刺才能，于是，他们之间便经常发生十分有趣的争论和机智的对话。而路翎仅是个17岁的小青年，是他们的小弟弟，所以从不掺言，只作壁上观。
明家大院前面是一块狭长的低洼地，苍松翠柏长得郁郁葱葱。艾青在院子外面散步时，看着前面的小树林，他忽发奇想：“改天，我还想找几个小朋友帮忙搬几块石头做凳子，这样，我们岂不是可以在林子里朗诵诗人的《奥涅金》和其他的诗作吗？”（艾青：《夏日书简》）
艾青常带领文学组的学生来这里活动，学生们为纪念俄国伟大的诗人普希金，将这片树林命名为“普希金林”。他们还在林间修了一条小道，照艾青的意思搬来些石头，权当坐凳，便于休憩或搞活动，他们给这条小道取名为“奥涅金路”。于是，课余时间艾青便带领学生来“普希金林”漫步，或坐在石头上给孩子们谈诗论文朗诵诗歌。有时，艾青还带领学生到镇上去出宣传抗战的壁报、贴宣扬救亡图存的街头诗……一些有志于文学事业的少年，便在这良好的氛围中茁壮成长，诗人炼虹就是其中的一个。
1940年9月的一个夜晚，*和邓颖超乘一辆黑色轿车，沿着嘉陵江边来到北碚一个土坡上的碉堡里——为防不测，陶行知一家及一些同事，便搬到碉堡里来住。*听了育才学校教导主任吴勃的详细汇报后，深刻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并指出，育才学校的前途和国家民族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鼓励大家要坚持工作，树立最后胜利的信念。
第二天，陶行知陪同*等人到北温泉一旅馆里就餐，陶行知、胡风分别邀请了在北碚的文化人和复旦大学的教授也前来参加聚餐。正是这一天，艾青第一次见到了*，他事后记述道：“那是在重庆郊区北碚，在事先约定好的时刻”，他“穿一身浅灰色的洋布干部服，显得非常整洁”。艾青还在一首诗中写道：
他从高高的石级上
毫不犹豫地走下来
我迎上去
迎向光明
他伸出毫不迟疑的手
我感到他的手
和他的性格一样
坚决而又开朗……
重庆人民在两年多来的大轰炸中表现出的不怕牺牲、不畏强暴的坚强意志，以及抗战到底的决心和勇气，让日本帝国主义感到重庆人民是不可征服的，不得不在对华战略上稍作调整，减少了对重庆的轰炸。于是，原先避居乡间的文化人便纷纷迁回市区。而此时艾青的作品又经常见诸报刊，稿酬收入也更为丰厚，加之《文艺阵地》杂志又聘艾青任编委，并请他参与编辑刊物，因此，在写作与教书难以兼顾的情况下，他抽身返回重庆。草街子乡间闲云野鹤般的生活也就随之而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