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为莫言的自述：
我的故乡是山东高密，按说高密人写的小说，高密人应该有很高的阅读热情，但事实上高密的农民读过我小说的人非常少，包括我们村子里的那些人也都没读过。
以前，我每次回乡他们都问我：“你在哪个报社做记者？”我说：“我在解放军报。”他们认为记者就是最厉害的人，是权力无边的人。
后来我离开部队的时候，为什么选择了去《检察日报》做记者，也是受家乡父老乡亲这种潜意识的影响——我回去可以堂而皇之地告诉他们我是《检察日报》记者。
他们说：“哎呀，这个孩子终于出息了。”更老的会问我：“你现在是什么级别了？”我说跟我们县长差不多大了。“这官做得不小了。”所以说一个作家，在我的故乡农民心目当中是没有什么地位的。
1988年，与母亲及朋友在老家的院子里
我最早的小说都来自真人真事。《红高粱家族》里有一个王文义，这个人物实际上是以我的一个邻居为模特的。我不但用了他的事迹，而且使用了他的真实姓名。本来我想等写完后就改一个名字，但是等我写完之后，改成无论什么名字都感到不合适。
后来，电影在我们村子里放映了，小说也在村子里流传。王文义看到我在小说里把他写死了，很是愤怒，拄着一根棍子到我家找我父亲，说我还活得好好的，你家三儿子就把我给写死了。我对你们家不错，咱们是几辈子的邻居了，怎么能这样子糟蹋人呢？
我父亲说，他小说中第一句话就是“我父亲是个土匪种”，难道我是个土匪种吗？这是小说。王大叔说，你们家的事我不管，但我还活着，把我写死我不高兴。
我探家时买了两瓶酒去看望他，也有个道歉的意思在里面。我说大叔，我是把您往好里写，把您塑造成了一个大英雄。他说：什么大英雄？有听到枪声就捂着耳朵大喊“司令司令我的头没有了”的大英雄吗？
我说后来您不是很英勇地牺牲了吗？大叔很宽容地说：反正人已经被你写死了，咱爷们儿也就不计较了，这样吧，你再去给我买两瓶酒吧，听说你用这篇小说挣了不少钱？
1987年，在建筑工地
我的创作动机曾经非常低俗
我曾经请一对夫妻吃饭，结果那个丈夫不吃水饺，那个妻子不吃羊肉，我们家却包了羊肉水饺。我感到很抱歉，我认为羊肉水饺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怎么还会有人不吃？
我创作最原始的动力就是对于美食的渴望。我五六岁时，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那正是中国最艰难的时期。这个时候，我们村的孩子像你们在图片上看到的非洲儿童差不多：骨瘦如柴，腹部膨大。我们像小狗一样在村子里、田野里转来转去，寻觅可以吃的东西。
我们吃树上的叶子，树上的叶子吃光之后，我们就吃树的皮，树皮吃光后，我们就啃树干。那时候我们村的树是地球上最倒霉的树。那时候我们都练出了一口锋利的牙齿，世界上大概没有我们咬不动的东西。
童年时第一张、也是唯一的一张照片
1961年的春天，我们村子里的小学校里拉来了一车亮晶晶的煤块，我们孤陋寡闻，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一个聪明的孩子拿起一块煤，咯嘣咯嘣吃起来，看他吃得香甜的样子，味道肯定很好。于是我们一拥而上，每人抢到一块煤，咯嘣咯嘣吃起来。我感到那煤块越嚼越香，味道的确是好极了。吃煤的感觉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我的邻居是一个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他说他认识一个作家，写了一本书，得了成千上万的稿费。他每天吃三顿饺子，而且还是肥肉馅的，咬一口，那些肥油就唧唧地往外冒。
我们不相信竟然有富贵到每天都可以吃三次饺子的人，但大学生用蔑视的口吻对我们说：人家是作家！懂不懂？作家！
从此我就知道了，只要当了作家，就可以每天吃三顿饺子，而且是肥肉馅的。那是多么幸福的生活！天上的神仙也不过如此了，从那时起，我就下定了决心，长大后一定要当一个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