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网红之间的相互谩骂、大妈直播吃灯泡、男主播女装扮成站街女等践踏道德底线等行为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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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畸形的价值观在网上肆意传播，严重影响了部分网民尤其青少年的人生价值观。
有别于其他新媒体工具，视频直播的可视化交互感以及实时互动的特性，使网络直播在新媒体工具中迅速崛起。
社交媒体过去留言式的延迟互动，转变为现场实时互动，主播通过观众发出的弹幕可以即时进行回复，建立了普通人与主播之间的交流.
视频直播打破了观众和主播之间的时空阻隔，极大的满足了观众的归属感。
主播可以分享任何内容给自己的观众，包括：唱歌、吃饭、跳舞、聊天等生活化场景，极大的满足了普通人对于主播的偷窥欲。
网络直播行业“泛娱乐化”构建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商业化运营中形成一个完整的运行模式。
包括内容提供团队，平台运营人员，营销传播渠道，硬件软件技术支持、用户维护群体，他们为网络直播平台的顺利运行提供保障。
另一方面是直播平台内部为泛娱乐化市场定制相关内容，能够将用户需求的方方面面的娱乐内容的类型与平台现有资源相整合，为不同类型的用户需求量身定制。
根据斗鱼平台公布数据统计，斗鱼用户打赏主播礼物日均价值达596.8万元，3 个月累计礼物价值约54亿。用户付费热度高涨，网络直播的掘金能力在资本市场的运作下持续不减。
网红直播商业模式实际上就是将自己自身粉丝人气变现，真人秀场直播靠打赏，游戏直播靠代言，电商直播靠卖货。
国内相关人员对于网红经济就解释过，“年轻一代对于偶像，对于同好者，对于明星的追逐，产生了新的经济现象，我想这个是全球范围内独一无二 的。”
名人效应不断扩大，用户付费买单意愿增加，形成粉丝经济即需求侧，网红经济则是供给侧，两者之间相辅相成，抓住了粉丝心理就掌握了粉丝经济。
明星和网红有自己的运营团队，从而保持高度曝光度，拥有稳固的粉丝后援和流量，主播在直播中与品牌商家合作，也有网红独创品牌自产自销，粉丝对明星和网红的崇拜、追捧形成带货效应。
网红经济发展形成KOL效应，即意见领袖。网红不同于明星，她们通过微博，微信，QQ等大众社交工具分享日常生活，与粉丝交流互动，增加粉丝粘性，粉丝对网红的信任度也日渐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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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成功的KOL案例就是“口红一哥”李佳琦，以常规眼光来看，美妆主播多为女性，美妆直播间中突然出现男性主播，在直播中形成自己的特色标语： “oh my god”和“买它”，区别于女性博主的一味推销，他对商品进行有逻辑的赞美和批判，使观众对主播信任感上升。
李佳琦在 “直播 短视频”抖音平台中拥有四千多万粉丝，这位男性主播曾在一分钟之内卖掉 1.4 万支口红，2018 年“双十一”大战中卖出商品32万件。
总价值超6700万元，超过了同期所有美妆类网红主播。资本市场对网红的投资并不仅仅是对其个人的投资，而是看中了背后的网红经济，意图创立网红孵化模式。
意图复制许多成功网红。自2019年以来各大平台也在利用自身资源积极探索“直播 ”新型模式。
努力实现多元化经营，开启跨行业合作，实现企业之间的利益最大化。“直播 ”模式即各行业与直播平台合作，例如“直播 电商”、“直播 教育”、“直播 短视频”、“直播 创投”等。
2019年淘宝“618”活动期间，商家使用网络视频直播卖货达130亿元，同时利用直播视频资源进行短视频剪辑，紧抓用户碎片时间实现优势互补，达到收益最大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