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上文中妄言，《大牧歌》中有“七个男人”，但细细品味起来，七个男人：林凡清、 齐怀正（齐营长）、郑君、李国祥（团长）、巴图尔、刘文利、杨北斗，也只有前四位可称得上“人物”；后三个：侦察英雄巴图尔着墨偏少、形象不够丰满，刘文利时代的小丑、反面角色，杨北斗异想天开、又有些猥琐的陕北憨汉，配角而已，似无太多的文学价值。
与女人们比较起来，窃以为，林凡清、 齐怀正（齐营长）、郑君、李国祥（团长）的命运更多舛，也更煎熬；可谓是“三个半爱情悲剧（人物）”。
林凡清：一个事业有成、却分身无术的“悲喜剧”：两个“爱人”爱情“二选一”的遗憾
平心而论，他有自己矢志献身的（畜）牧羊事业、又被两个女人所钟爱，林凡清的一生“事业”和“爱情”双丰收，他本来应该是最幸福的一位；可是，他无法同时拥抱两个女人的爱情，只能做“二选一”的抉择。
孟子《鱼我所欲也》：“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只是，两位“爱人”各有“长短”、难分“伯仲”，天大的难题横亘在他的面前，林凡清该如何取舍、抉择？
这种抉择必定很痛苦、很撕心裂肺，“舍”谁“取（娶）”谁，都难以割舍：
许静芝，知识女性、理想主义者，为了至高无上的爱情，她可以抛弃十里洋场的东方大都市生活而不顾，千里追寻来到举目无亲的茫茫草原；她脉脉含情、又经久炽热，脾性和举手投足的习惯或默契等等，情感的共情共鸣、生活的和谐共振会更多更好。
邵红柳，恩师的遗孤、畜牧希望种群的守护者，她的爱情，彪悍、浓烈、直白、火辣，就如同她时常握在手里的马鞭一样；没错，相比较起来，她没有多少文化，也不懂得多少含蓄；但她爱情的热度丝毫不比许静芝低，同时她既往多难又简单的生活经历和人生阅历，又使得她的心灵很单纯、很纯洁，眼里容不得沙子，心理上的修养不够，易碎、易折；如果被“舍弃”，对初恋她的伤害将是致命的——其后，她为了“谢恩”、为了弥补内心的愧歉，“殉情”而亡的自斨悲剧，便充分体现了她内心里更多地继承了西域“爱憎分明”“有恩必报”的质朴少数民族精神特质。
我们也许不得不承认，林凡清最终选择了邵红柳，在当今现代文明社会“一夫一妻”的婚姻道德和法律要求下，是一种无奈的“最佳”选择：
①在二人“爱情”阈值相当下，选择邵红柳还投射着林凡清对恩师的“信义”；
②邵红柳是优质种羊群以及相关技术的唯一合法继承人，与她成为夫妻，林凡清才能“名正言顺”地赓续邵教授未竟的事业，如此，才符合科学伦理和现代文明道德；
③是在被许母百般阻扰，一封封情书石沉大海、音讯皆无，失恋绝望、自以为与许静芝的情缘已绝之后，林凡清才开始的与邵红柳的恋情——它是真挚、纯洁和质朴；如果之后随着再次喜涕重逢，便弃邵而与许静芝再续良缘，那他林凡清便只是个把邵红柳的纯真爱情作为临时填补内心空白、玩弄感情、始乱终弃的骗子和卑鄙小人。
所以说，在这场“爱情‘二选一’”的抉择中，林凡清选择更单纯、更朴实泼辣的草原姑娘邵红柳不仅更符合人性人道的原则，也真实再现了当时献身祖国戍边垦荒兵团官兵和知识青年的时代风貌。
在那个“以苦为乐”“视享乐为耻辱”的火红年代里，善良又有理想的年轻畜牧专家林凡清舍弃小资情调、卿卿我我“同质性”的许静芝，而选择浑身散发着自然原始的野性、率真而好不矫作草原“混血”邵红柳，也更加契合他内心深处“自我革命”“献身祖国”、向以战斗英雄齐怀正为代表的兵团官兵看齐，完成彻底无产阶级化的精神追求。
毋庸讳言，1950~1970年代，生活在其间30年的新中国头三代青年的婚姻观和家庭观和其后的是完全迥异的；他们背负的家庭和社会责任更多更重，为了“又红又专”的精神自觉和“无产阶级”或曰“劳动人民”的思想追求，他们的婚姻择偶没有太多的“自我”；或者说他们为了人性的完美、为了感恩或者报答，他们会最终舍弃或曰牺牲“自我”的好恶而遵从普世的社会标准。
与林凡清撕裂痛苦的“爱情‘二选一’”的抉择极为相似，文化大革命晚期流传于神州大地的著名手抄本小说《第二次握手》也叙述了相同的“一男二女”的爱情悲喜剧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