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大梁如姬
杜甫的爱国，不仅是一句口号，一个随便冠上的头衔，这是他跌宕的一生中时刻发散出来的情怀。杜甫对大唐的爱是有层次的，并非爱到盲目点赞，这其中，他经历了见山见水的三个过程。
起初，他的爱国方式是努力奋进，积极进入仕途，融入并在其中发光发热，所谓“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想改变世界，使大唐的风俗变得如尧舜在世时一样淳朴。于是，他作了无数“奉和”和“干谒”诗歌功颂德，妄图凭着才华“当风轻借力，一举入高空”。屡次失意后，杜甫认清现实，大概投身加入官僚队伍是不太可能了，但爱国热情不曾衰减，只是重新整理，转变了方向。
既然无法融入，那也不能盲从，所谓“好不废过”，于是，他开始抨击一些社会乱象，描刻那个旷古盛世里腐朽的一面，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有人说，这就是杜甫的伟大之处，他蔑视权贵，拥有真正的大无畏精神。看起来，此时的杜甫确实将自己化身成一个贫苦百姓的立场，站在了统治者的对立面，实则，这完全是一副爱之深责之切的情感。正因为身处其中，爱着这片父母之邦，个人的命运与国家兴亡脉脉相通，才会时刻关注着它的枯荣。毕竟，如果是隔壁吐蕃和回纥的官场腐败、战争惨败，杜甫才没空关心呢。
后来，“渔阳鼙鼓动地来”的安史之乱爆发，所有人的命运随之发生巨变，像每一个爱国志士一样，杜甫即刻回归主流情绪，期望王师顺利平定内乱，驱逐叛贼。他再也不像个杠精一样，处处针对，而开始变为担忧，忧心国家，也忧心苍生。《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中的“初闻涕泪满衣裳”“漫卷诗书喜欲狂”，既是杜甫的狂喜，也是万千个未能投身战争的爱国者的即时状态。想必，那些流落在江南的李龟年，被叛军掳掠的王维，奔走在戈壁、大漠中的岑参，初闻两京收复时，无不是这样激动得欢呼雀跃，“男儿弹泪”。
即便是平叛过程中较为悲惨的“三吏三别”，虽然杜甫一再描述着壮丁稀少、百姓凋零，但这与《兵车行》中揭露“君不见，古来白骨无人收”的谴责和悲叹全然不同，《新安吏》的最后，“我军取相州，日夕望其平”“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无不在诉说着杜甫将自己与国家紧密相连的心情。你看，虽然男丁一再被抓去充军，可亲人们请不要太担心，我们大唐的主帅郭子仪，他会如父兄一样照顾他们的。就差没熬一碗“大唐的好儿郎，为人民奋斗吧！胜利终将属于我们”的鸡汤了。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总结说，杜甫在安史之乱前的思想有四个阶段，一开始他想进入官场，和官员们变成同一阶层，变成“我们”；后来，他开始揭露社会的一些负面新闻，与统治阶层划清界限，是“我”与“他们”；再然后，他开始关怀底层百姓，代入他们的立场，继续反对那些腐朽如毒瘤的恶风，是“我们”与“他们”；最后，安史之乱爆发，整个大唐子民都是命运共同体，因此，又回归了“我们”。而这个“我们”，不只是家乡的一村一县，是整个大唐的人民。
数次立场的变更，中心思想却没变，融入、批判、忧心，哪种爱国情绪都不虚浅。所以鲁迅说：“我总觉得陶潜站得稍稍远一点，李白站得稍稍高一点，这也是时代使然。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还活在我们堆里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