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户籍，史学界一般叫做“五等版簿”，指有田地产业、要纳税服役的人户，此为列入户籍的“主户”。又按照田地产业的多少将他们分为五等，一二等称为“上户”，三等称为“中户”，四五等称为“贫下户”。五等之上有“官户”，另立户籍，官户仅纳税，免服役，这部分人大多数是通过科举做官的士大夫，而剩下没有生产资料的一概归入“客户”，他们往往贫无立锥之地，受尽盘剥奴役，生活在大宋的最底层，但却创造着大宋最多的财富，正所谓“税户者有常产之人也，客户则无产而侨寓者也”。
“客户”的由来及演变发展
“客户”这一名称，早在魏晋时便有出现，但真正成为一个群体固有名词，则是在唐朝时期。唐朝开元年间有记载：“人逃役者多浮寄于闾里，州县收其名，谓之客户。”所谓逃役者，其实就是因土地兼并失去土地的农民，没有生产资料但同时还要服役，所以不得不流落他乡，佃种其他人的土地来维持生计。
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实行了“两税法”代替了“租庸调制”的赋税制度，但是唐德宗特别强调了：“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言下之意不要把“客户”归为一个户类，其本意还是想让天下百姓“耕者有其田”。然而唐德宗的土地改革还是失败了，但终唐一朝，“客户”中还有一部分人是有生产资料的，不全是租种地主的佃户。
然而，到了五代时期的户籍中，“主户”与“客户”有了正式的区分。后晋时，有赵再礼命“不论主、客，每岁率钱一千，纳之于家，号曰拔钉钱”。在南唐，后主李煜“于客户内有三丁者抽一卒，谓之围军，后改拔山军，使物力户为帅以统之”。这说明南唐不仅户籍中有“客户”，而且“客户”与“物力户”之间应该存在着隶属关系。
宋承五代制度，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即规定“据诸州见管主户”重新确定州的等级。石介对其解释是：“乡墅有不占田之民，借人之牛，受人之土，庸而耕者，谓之客户。”范仲淹也在其《田赋志》中讲到：“客户盖是浮浪之人，起移不定。”因为这些人深受士大夫和前三等主户剥削而*，大多来自他乡，因而被称为“客”，归于户籍制度上便称之为“客户”。
以上我们可以总结出三点：一、宋代的“客户”普遍存在已是既定的社会现象，宋朝政府予以法律上的承认。二、以“主户”和“客户”加以区别，是要定其纳税与否，也便于统计和预算。三、“客户”相对立“主户”而存在，已然为社会之政治稳定埋下隐忧。
“客户”的分类“客户”由其无生产资料的特殊性，所以对拥有田地的主人来说，有着紧密的人身依附关系，故而他们的户口依附于主户的户籍内或者“侨寓”、“浮居”等等，根据隶属程度的不同，一般可分为三种，即地客、佃客、浮客。
- 一、地客。
此类“客户”与地主隶属关系最强，近似农奴。《名公书判清明集》称“地客”与“地主”有主仆之分，尽管宋朝政府一再强调“地客”亦为良民，不可买卖，但在实际中却是“将地客计其口数立契，或典或卖，不立年分，与买卖驱口无异”。
这种情况在四川地区表现的最为明显，如《太宗实录》记载：“剑南峡路诸州旁户，素役属豪家，皆相乘数世。”《清平乐》中韩琦也曾上奏仁宗皇帝曰：“西川四路乡村，民多大姓，每一姓所有客户，动是三五百家，赖衣食借贷，仰以为生。”当时所谓“旁户”和“客户”其实皆是“地客”，其家中一概人口世代都隶属于地主“主户”，从社会地位来看，“地客”实为宋王朝当时最底层人士。
但两宋时期，除却四川以外，其他地区“地客”人数较少，隶属关系也相对较弱，其中以乡村雇佣制为主体的“佃客”最为普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