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从上海师大毕业后留校，担任一份教育杂志的编辑。记得是1987年的一天，编辑部新来了一位翻译朱碧恒老师。她年近半百，娴雅低调，一开口，马上让人领略到她的见多识广。上世纪60年代初，她从上海外国语学院毕业后就被分配至北京工作，长期在新华社国际部任英语翻译，还出版了不少译著。
数日后得知，朱老师的先生就是本校文学研究所引进的法国文学专家郑克鲁，而其曾祖父郑观应，则是晚清大名鼎鼎的启蒙思想家。
每当在校园碰到他俩时，身材魁梧的郑先生总爱问我在看什么书。他学识渊博，有问必答，毫无架子。那时起，我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郑先生也成了我的恩师。
郑先生出生于澳门，因其父在海关工作，常换地方。他先在海口读了两年小学，随父转至上海，一直念到华东师大一附中毕业，考取了北大法语专业。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攻读研究生，师从著名作家、翻译家李健吾，毕业后留在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
上世纪80年代初，他们回到了阔别数十载的上海。有一天晚上，他们伉俪带我出席一个出版界朋友的聚会，使我大开眼界。回家的路上，儒雅的恩师关照我，老呆在象牙塔里不行，要广交文化界朋友。他可是一名大学者，无微不至地关心一名助教的成长，使我感动。
自从我1990年漂洋过海后，与恩师的交往少了。直到近年微信的兴起，我又与他们密切联系上。他还拉我进了“郑门一家亲”微信群，与一百多位师友交流，让我对恩师有了更多了解。他先后担任上海师大文研所所长、中文系系主任，荣膺法国政府颁发的教育勋章，因出色翻译《第二性》被授予“傅雷翻译出版奖”。
近年，我每次回上海探亲，都会去母校拜访他们。恩师虽已退休，仍笔耕不辍。二老每天都泡在校园里，早晨到光启楼办公，午饭在教工餐厅解决，下午继续翻译，直到傍晚回家，一天工作6小时左右。他们每天携手并肩，拖着拉杆箱进进出出，已成了校园的一道独特风景。
恩师常感慨时间太宝贵了，要把精力放在真正的经典上。我劝他要注意身体，他心平气和地说：“我会译到不能再译了，生命就是要给世界留下东西!”
2018年4月，是恩师的大喜日子，商务印书馆出版了38卷《郑克鲁文集》。上海师大特别举办研讨会，我因拍片未能赶回国，但在群内看到了报道。
恩师“倾一生，为一事”，译作影响了几代人，作品耳熟能详，如《基督山恩仇记》《茶花女》《悲惨世界》等。他的学术造诣同样令人叹为观止，主编的《外国文学史》《法国文学史》已成经典教材。
2019年我回国三次，与他们见了好几次面。二老还在家里招待了我两次午饭。鉴于我在影视剧本创作上取得的小小成绩，那年5月，恩师在电话里提出，让我担任电视连续剧《郑观应》的项目顾问，我欣然接受。
我立即上网补课，研读郑观应的资料。他浮沉商海半个多世纪，除了是启蒙思想家，也是实业家、教育家、文学家、慈善家和热忱的爱国者。他的《盛世危言》堪称一部富国强民的变法大典，对“戊戌变法”起到了先导作用，影响了康有为、孙中山等人。
恩师曾与我提及，曾祖学贯中西，富思辨天赋，所以才有百科全书式的《盛世危言》。而他的思考与写作才能，或许遗传了曾祖的基因。在郑观应后代中，唯有恩师从事文科并成为大学者，无疑，他传承了曾祖的文学、教育衣钵。
一个月后，传媒公司在上海举行仪式，聘我为《郑观应》的项目顾问。恩师冒酷暑出席。那天，郑家后代向我介绍了澳门的祖屋，还给我看了视频。原来，“郑家大屋”由郑观应之父于1881年筹建，占地4000平方米，有60多间房，郑观应就在此编成《盛世危言》。上世纪60年代，郑家后人分散各地，大屋被分租出去。到了本世纪初，澳门特区政府进行了8年的修复才对外开放。
由此，我盼望有朝一日去参观“郑家大屋”。一旁的恩师说，他就在那儿度过了幼年时期，一百多米长的建筑已成为澳门标志性文化景观，作为澳门历史城区的组成部分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他希望电视剧《郑观应》到那儿取景拍摄。
我与恩师交谈时表示，早在1894年，郑观应就首次提出在上海办世博会的设想，直到2010年才圆梦，希望在电视剧《郑观应》中有所体现，得到了他的肯定。他感慨道：“曾祖真的很了不起，那么早就提出要办世博会。五叔公在世时，也常谈起世博会的梦想。我们家族四代人的世博梦，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紧紧相连的。”
朱老师告诉我，上海世博会申办成功后，恩师就开始忙碌了。他是上海翻译家协会副会长，亲自带队翻译关键资料，夜以继日，历时数年，为保障世博会筹备工作的有序推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20年9月20日，惊闻恩师病逝，享年81岁。恩师是法国文学研究、翻译的泰斗，在翻译、教学和研究三大领域同时取得卓越成就，他的离世，是中国文学界、教育界的巨大损失。
2022年是郑观应诞辰180周年，7月底，广东多个部门联合在他的家乡中山市三乡镇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朱老师第一时间传来了活动的视频。再次回看郑观应的80年恢弘人生，其思想主张、家国情怀，仍具极高的当代价值，闪耀着跨越时空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