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安城的夜市繁华程度甚至超载了开封，如吴自牧所著《梦梁录》中的记载，“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耐得翁也在其《都城纪胜》中描述了这样的场景，“其夜市除大内前外，诸处有然……，酒楼歌馆，直至四鼓后方静，而五鼓朝马将动，其有趁朝市者，复起开张。无论四时皆然。”其繁华程度，除了灯火不能追及现时代外，已堪称不夜之城了。
宋代的茶叶生产已经较为完备，无论是种植技术还是在取用的角度上，都较唐代有了长足的发展。茶叶的生产在宋代时已经很有规模，茶园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地治理，宋代种植茶叶的州达到六十六个，县级区划更是达到了惊人人的二百四十二个，近三倍于唐朝。不仅在茶的种植规模上，在茶的品种上也有很大进步，宋代是我国茶叶种类最多的一个朝代，近百种茶叶的基数，让唐、明、清等四五十种望尘莫及，而据史料考证，现代社会一些知名的茶种，如龙井茶、武夷茶、普洱茶等，都是发源于宋代。
如此繁盛的茶业系统，自然会与文化发生莫大的交集，其实早在宋代之前，茶与文人的情节就已经种下了，如茶的先驱唐朝僧人陆羽，他将其自身对茶的认识写成了《茶经》，让茶走上了艺术这条“不归路”。茶自《茶经》始，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提高生活品味及情趣的东西，真正敲开了艺术的大门。据《封氏闻见记》中的描述，“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煮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进了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于是茶道 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这表明此时已经出现了茶艺高超的人物，器具化、程式化的茶道已经为人们普遍接受，茶艺开始在世间形成一定的规模。
宋代独特、旺盛的茶文化，也熏陶出了嗜茶的皇帝。为了迎合皇族、仕族的茶叶需求，统治者提供丰厚的利益划分出专门的地域供专人为皇室生产茶叶——有了利益，自然有人追逐，也逐渐衍生出了斗茶的风俗，此后，斗茶逐步发展延伸，这就导向了茶艺。茶艺相斗，只能算是茶事活动的一种，而这茶事活动，其实也像傣族的泼水节费水一样，是费茶叶的——好在宋代茶叶产能不低，这种需求，尽可应付。人们品茶、饮茶的技能，也就在这“海量”的茶叶中被“泡”了出来。
宋朝的皇帝，以宋徽宗最是热衷于茶道，他甚至专门提笔，写了一部论茶的《大观茶论》。皇帝也在为茶打“广告”了，在那个上行下效的时代，没有比这个效果更好的“推广”，宋徽宗此举，可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举动。宋徽宗在此书中对宋代茶叶的生产、加工等方方面面进行了详细的解说，并对“点茶”进行了客观全面的总结，还将其创制的“七汤”点茶法写入了其中，不过他对宋代茶业的发展的贡献并不只是拓宽了茶艺的内容，而是他作为天子对茶艺的艺术性进行的拔高。
皇帝把名声吹了出去，自然有权贵仕子、文人来进行吹捧，一时间，大量热情赞美茶事、茶艺的诗文便涌现了出来，这诗、这文，直接提升了茶的艺术层次，也就给茶向更精美细致方向的发展安装上了“驱动”。
如范仲淹的《和章岷从事斗茶歌》，“年年春自东南来，建溪先暖水微开。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斗茶味兮轻醍醐，斗茶香兮薄兰芷。其间品第胡能欺，十目视而十手指……众人之浊我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屈原试与招魂魄，刘伶却得闻雷霆”，这诗歌自然算不上他顶尖的诗文，但连大文家都不能“幸免”，宋人饮茶、斗茶之风，可见一斑。
提及宋代文人，自然不能少了苏轼，苏大胡子饮了北苑贡茶，飘飘欲仙，在其《西江月》词中提及，“雪芽双井散神仙，苗裔从来北苑”，又有《次韵寄壑源试焙新茶》，以“仙山灵草湿行云，洗遍香肌粉未匀。明月来投玉 川子，清风吹破武林春”，可见其对北苑贡茶的喜爱，竞发出“从来佳茗似佳人”之感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