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去年大火的电视剧《古董局中局》大家都看过，对于其中许愿的爷爷许一城为保护“佛头”造假大家都记忆犹新吧。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就有这么一个人：国宝守护者叶恭绰。
叶恭绰,广东番禺人,清光绪七年十月初三生(1881年11月24日)。叶恭绰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受家庭熏陶,喜爱书画,清末入仕,成为民国政府官员,也是一位学者和收藏家。
故事的原型要从冒死保护毛工鼎开始。毛公鼎是道光末年在陕西岐山周原遗址出土的,由董家村村民董春生在地里干活时无意间所得。毛公鼎体积不大,外形与其他的鼎并无差异,但鼎内所刻铭文近五百字,是目前发现的青铜器铭文中篇幅最长的。古代铜器上铸的或刻的铭文也叫金文,是继甲骨文后出现的文字。周原出了宝贝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北京最大的古董铺永和斋。老板苏亿年立即前往周原,找到董春生,将毛公鼎收购下来。
苏亿年将毛公鼎运回北京隆福寺街一个古玩铺,当时翰林院编修陈介祺正在北京大买古物,听到消息便跑到这家古玩铺,看后大为惊讶,认为这是自宋以来发现的独一无二的周器。
陈介祺是山东人,生于清嘉庆年间,道光朝进士,曾在翰林院任职,官至编修。他看了毛公鼎,表示愿花去三年的俸禄将其购回。其父陈官俊曾担任道光朝中的礼部尚书和兵部尚书,深谙人生沉浮的秘籍和青铜宝鼎的分量。当晚,陈官俊派车请他的亲家吴式芬到家里,与陈介祺三人一起在他家后堂密室中对毛公鼎观摩了半夜,又拓了几份墨本。之后便把毛公鼎埋在了地下。
陈介祺平时收藏的文物大都公之于世,印成目录,昭示天下,唯有毛公鼎,他始终深锁密藏。后来,陈官俊去世,陈介祺便辞官回家,他雇了一辆马车,亲自护送毛公鼎到他的原籍山东潍县(今潍坊市),收藏了起来,秘不示人。为防止不测,尽可能地减少外界对毛公鼎的觊觎,他深居简出,交往甚少,官面上的应酬更是能推就推。此后,除了研究宝鼎,他还苦读金石书籍。
毛公鼎在陈家收藏近半个世纪,一直平安无事。1884年,年逾古稀的陈介祺给后代留下遗嘱:一不做官,二不经商,三不念经信佛,期望后人安然平淡地做学问,并要保护毛公鼎,不使其从陈家散失。
陈介祺死后,毛公鼎落到了他儿子手里。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端方出任两江总督,他曾以为光绪帝庆寿为名，用两万两白银从陈介祺后人手中强买了毛公鼎。但是,端方并没有将宝鼎献给皇上,而是选择秘不示人。
1911年,辛亥保路运动爆发,端方被清廷任命为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领兵前往四川弹压保路运动民众,行至中途,不料被哗变的士兵所*,脑袋被装在汽油桶中,送到武吕给黎元洪去纳投名状。
端方死后家败，他的后人未能守住其基业.乱世之中生活日渐窘迫,最后不得不靠变卖或典当家中藏品为继。1920年到1921年间,其后人将毛公鼎抵押给了俄国人在天津开设的华俄道胜银行。
此时,日本山中商会和英国人辛普森都想从俄国银行赎出毛公鼎。俄国人不同意按抵押款数加利息的钱数赎出。此事传出后舆论哗然,文化界人士纷纷竭力呼吁不能让该国宝流失。
就在这时,为防止国宝流失海外,一向主张保护国宝的叶恭绰,与郑洪年、冯恕联手,以极高的代价买下了毛公鼎。据1932年《申报》载文:“……毛公鼎尤为稀世之珍……最近始为叶恭绰等集股赎回,本息共用洋八万元,现在收藏于天津。”
叶恭绰买下抵押在华俄道胜银行的毛公鼎后,一直将其藏在天津寓所,曾拓下铭文分送亲友。
日寇全面侵华后,天津顷刻间沦陷,叶恭绰携带毛公鼎南下上海,住进了懿园寓所。朱庆澜的孙子朱汉曾回忆说:“据德君姑姑说,七七事变以后,叶恭绰曾和我祖父朱庆澜商量,如何保护和转移叶家收藏的西周重器毛公鼎不落入日本人手中。”
叶恭绰在上海懿园只住了四个月,上海便沦陷。无奈之下,他只好避走香港。行前,他将难以携带的文物装箱，寄存在英租界英商美艺公司仓库,其中一箱就装有毛公鼎。
毛公鼎在动荡的年代隐匿数年后,劫难再次降临。有一种说法是叶恭绰的姨太太潘氏红杏出墙,并且对叶恭绰的私藏垂涎三尺。叶恭绰人在香港时,她将叶家私藏毛公鼎的秘密泄露了出去。
叶恭绰在《所藏宣德炉跋》里曾提到,“民国二十六年沪战后,余归粤经港,遂成久客,中经家难,沪居文物多失”。可以确定的是,叶恭绰藏于上海的几箱文物被日本人盯上了,其中就有毛公鼎。
抗战时期,中国文物多受日军威胁。曾捐出大克鼎、大盂鼎的潘达于曾提到,1937年日本占领苏州时,他也遭受过日军的不断*扰:“日本占领苏州城,到处抢劫。我家闯入日本强盗七批,一次又一次地搜刮,更不用说财物的损失了,幸运的是大土坑和‘三间头’没被发现,据说是日军司令松井都询问潘家的收藏，最后他到底没有抢到手。我家来过那么多日本强盗,其中是不是有目的的搜索也难说。最后总算躲避了劫难,文物保存下来了。”
危机降临,叶恭绰只得急电在昆明担任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的侄子叶公超,让他火速前往上海,设法保护毛公鼎。叶恭绰嘱咐叶公超:“美国人和日本人两次高价购买毛公鼎,我都没有答应。现在我把毛公鼎托付给你,不得变卖,不得典质,更不能让它出国。国之重器，不宜私藏,有朝一日,可以献给国家。”
叶公超原名叶崇智,新月派代表人物,曾先后任职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暨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因早年丧父,由叔叔叶恭绰培养成人,故对其尊重有加。
叶公超得知此事后,为保护叔叔收藏的国宝,全然不顾个人安危,只身从西南联大返沪
1939年春夏之交,叶公超涉险抵达上海后,立即和在上海做房地产生意的兄长叶子刚取得联系。兄弟二人经过一番商议,很快将毛公鼎从英租界英商美艺公司仓库转移出来。不料因有人告密,叶公超被日本宪兵司令部拘捕。在日本宪兵队的监牢里,日本人对他威逼利诱，使用大刑,叶公超始终没有吐露毛公鼎的真实下落。
远在香港的叶恭绰得知侄儿被捕,立即打电报给叶子刚,要他不惜一切代价救人。后为脱身之计,叶公超请古董商铸造假鼎交出,并由其兄叶子刚以重金具结作保才得释放。1940年6月14日,叶公超密携毛公鼎前往香港,将国宝完好无损地奉还给叔父叶恭绰。
1941年12月,香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后沦陷。滞留香港的叶恭绰思来想去,最后决定带毛公鼎回上海。
为了不当汉奸,叶恭绰一直对外宣称身患重病,不能出门。然而坐吃山空,他最后迫于生计,不得不将包括毛公鼎在内的两百多件文物转让给当时上海滩的一位巨商-陈咏仁。
陈咏仁原是机械工程师,后来在江苏无锡开设了铁厂。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他以名下的江南公司与日本军部做生意,用五金材料加工产品,制造机械,直接为日本军需服务,发了不小的国难财,其实质无疑是经济汉奸。叶恭绰向陈咏仁转让毛公鼎时,提出一个条件-一旦抗战胜利,要将这件国宝交给国家。
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政府接收敌伪上海财产,戴笠独揽清查大权。他叮嘱上海的接收人员:最要紧的是拿到毛公鼎。军统特务很快抓到陈咏仁。在交出毛公鼎,并给了军统一批钱财后,陈咏仁“汉奸”的罪名也洗清了。
身在重庆的戴笠接到找到毛公鼎的消息,马上派人事处处长龚仙舫去上海取货,没想到龚仙舫在上海电告戴笠搞错了,说毛公鼎没找到。
戴笠疑心大起,怀疑有人做了手脚。再加上军统在上海接收毛公鼎时,大发横财,闹得乌烟瘴气,民愤很大,震怒的蒋介石严令戴笠彻查。于是戴笠成立了敌伪财产清查委员会,清查军统人员在接收中的不法行为,并派沈醉去上海负责清查,又将龚仙舫调回南京。戴笠还特意交代沈醉:“你去上海,一定要找到毛公鼎。”
沈醉赶到上海,下榻在杜美路军统办事处,这套房子是杜月笙送给戴笠的。沈醉住的三楼的套间,正是军统局人事处处长龚仙舫的办公室。
在上海的清查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沈醉把接收下来的日军对共产党作战的情报资料保存得完好无缺。虽然清查工作基本结束,但清单上的毛公鼎却一直下落不明。
沈醉在其回忆录中提到:“其中有一个西周时代的毛公鼎,军统特务们只当作一件普通铜器,直到清查时,看见列举的清单第一项第一件便是毛公鼎,才知道是件贵重物品。”
找不到毛公鼎,沈醉等人不敢在清单上签字,戴笠那里也没法交差。情急之下,沈醉将上海所有的古董商传讯到军统办事处,让他们提供线索。那些古董商面面相觑，摇头低叹。就在这时,一个古董商忽然注意到了桌下的焚纸炉,再一打量,发现那就是毛公鼎。
原来,特务们都养成了一个习惯,不管什么废纸,总是随手烧掉,从不往纸篓里扔,以免泄密。
关于毛公鼎被无意中发现的经过,有另一种说法。20世纪60年代,香港《星岛晚报》刊登了一篇《毛公鼎充字纸篓》称：当国民政府接到陈咏仁所具献毛公鼎私函后，曾派一位大员依址前往陈府,只见大门紧闭,封条交叉,阒无一人。原来这里已被军统局派人查封了。此文的作者系朱振声,曾任国民党军第一、第十绥靖区少将参议兼驻沪通讯处主任。他说,当那位大员到了那里,才发现陈宅已经遭到军统查封。为了查找毛公鼎的下落,这位大员便来到杜美路上海军统办事处查问,然后在墙角发现了一个废铁似的圆炉。仔细端详后,发现这个被用来做纸篓的正是毛公鼎。
关于毛公鼎的下落,不管哪一种说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毛公鼎最后落到了军统手里。
1946年3月,戴笠为尽快拿到毛公鼎,冒着大雨,强令飞机从青岛飞上海,因飞机无法降落,复命飞机在南京机场降落,不料专机失事,戴笠死于非命。毛公鼎后转到了上海敌伪物资管理委员会,由上海市教育局成立专门委员会,负责接收保管。当时主管文博事业的徐伯璞几经奔走,最后通过教育部长杭立武的关系将毛公鼎索回,送到中央博物院。后国民党战败,退走台湾,同时也带走了大量的文物古迹,其中就包括毛公鼎。1965年台湾建成台北故宫博物院,至此,毛公鼎成为该院的镇院之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