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岁时,我跟着外婆和妈妈在黑河装修很好的一家餐厅吃饭,我们常来这里。
我特别喜欢吃凉拌猪耳朵,当时叫它“猪耳朵沙拉”,布市餐厅也有,但市场里却几乎没有同样的食材,所以每次去黑河,我就要去市场找猪耳朵,然后买一点带回布市。
10岁,我就开始在辅导班学习汉语,17岁高中毕业后,我便开始通过家人和朋友的帮助,寻找在中国留学的出路。去哈尔滨、大连和秦皇岛的一些学校都可以拿奖学金,但我觉得学习中国汉语,就一定要去首都北京。尽管去北京留学需要自费,但我的妈妈却给了我巨大的支持,鼓励我来到中国首都学习知识。
来北京读书并不是一件顺利的事。万幸的是,2012年8月份,经过一波三折,我终于收到了消息,搞定了一系列必要的入学手续。9月,我独自一人来到了中国首都北京,走进了北京语言大学的校门。
2015年12月,我和妈妈在学校门口的合影。
当真正自己一个人呆在完全陌生的宿舍时,孤独、不安、各种莫名的感觉一拥而上,差点将人击溃。对我来说,脱离了口岸城市,北京才算是在真正的“外国”,无论是布市还是黑河,在这座巨大的城市面前,都显得如此渺小,都不是一个级别的。
五道口的人特别多,我感觉自己像是在陌生的外星球。出门办理宽带,办银行卡,却总因为问不清地方,怕走丢了而半途而废。路人口中的“几百米”、“一公里”,比想象中远了太多,能让人走得心惊肉跳。我妈妈给我的学费、生活费,都被我塞在随身背的包里,直到很后来才被存进新办的银行卡里。
好在我尽力消化、吸收了这些新的感受。开学后,我的状态很快恢复了过来。我得到了一个全新的名字——“伏拉夫”,这是我全名的中文缩写,如今也已经成为了我的中国名字。当时有另一个同学给自己起名“干杯”,现在想起来真是一件搞笑的事。
论文答辩之前,老师帮我拍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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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时间,我住在留学生公寓,每个月需要3000元租金和3000元生活费,每年还需要24000元的学费,我妈妈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人民币的升值速度出乎预料,到了2014年9月左右,卢布贬值到将近两倍。俄罗斯经济形势不容乐观,这对她而言简直是雪上加霜。当时为了供我上学,她甚至还去找人借了钱。
大学课业负担不算重,我学习成绩原本不算优秀,但也还不错。妈妈为我在中国的学习和生活,扛住了很大的压力。我开始觉得必须要通过优秀的成绩拿到奖学金,来分担她的负担。在北语,只有学习成绩达到前十名,才会以退还学费的形式拿到奖学金。而这一切,也和另外一个女人有关:我命中的缘分——瑞拉。
瑞拉是学霸,是班长,是女神,是让我同桌魂不守舍的韩裔澳洲姑娘。后来,同桌哥们儿因为家里生意的问题,提前结束了课业回国。我却成了另一个魂不守舍的人。
2013年3月26日,瑞拉生日。我送了她101朵玫瑰,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在一起。
经过整整一个学期的追求,我和瑞拉慢慢走到了一起。一个俄罗斯人,一个韩裔澳洲人在北京说着中国话谈恋爱,当时瑞拉的中文更好,我比她差。因为两个人基础都不好,所以沟通时候更细致,更清楚地去解释词句上的细节,不大容易产生误会。变成了神奇的“世界组合”。瑞拉改变了我的许多想法。她性格很好,成绩又一直名列前茅。
瑞拉带着我一起学习,我们几乎把每一天吃饭睡觉以外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为了提高语言水平,我平时都尽量使用普通话和大家沟通,甚至对方是我的俄罗斯老乡。由于语言成绩得到了学校认可,在大二下学期后,我和瑞拉分到了同一个班里,开始学习汉语言经济贸易方向专业课程。
瑞拉比我大25岁,但她看上去几乎和其他同学没什么差别。也许很多人会问你们是怎么克服年龄差走到一起的。实际上真正知道瑞拉的年龄时,我们已经走到一起了,那时候确实觉得震惊,因为在国外,随便问女孩子年龄是很不礼貌的行为,我也没怎么问,但大概也能知道她比我大一些,比如她当时的朋友可能看起来就比我大。
年龄差会有一些小问题。从经验角度看,瑞拉可能有了50年的经验,做事、生活,可能更偏向养生、健康的方式,我可能就随便一些,比如晚上就突然想吃小龙虾夜宵什么的。但她不会。从思想角度来说,她虽然年龄大,但她的思想很年轻,很有活力,所以我和她生活中沟通交流、共同做一些事,完全没有年龄差带来的那种代沟啊之类的问题。但这一切都不是最重要的,我们彼此相爱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