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外局势动荡时期，郭沫若在日本虽已成家，但仍是进退维谷。但国内局势更加令郭沫若担忧，最终在多方努力与郭沫若的个人缜密计划下，最终孤身一人回国，为自己的革命事业奋斗。
这是我们所能知道的最贴近事实的历史，当我们去了解，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左右摇摆的墙头草，相反地，郭沫若坚定的革命者形象跃然于纸上。如果为了权位，在当时选择谄媚歌颂当时的掌权者，才是他官运亨通的最好路径，但是他却选择揭穿当时掌权者的真面目，可见其并非谄媚小人。
定陵开掘悲剧，实为时代局限对于郭沫若的另一个争议，是发生于1956年的定陵发掘事件。定陵的发掘是中国考古史，甚至可以说是世界考古史上的一大悲剧。在很多人眼中，时任中国科学院院士的郭沫若应当为整个悲剧负全部责任。
1956年，我国考古人员原本打算对明代十三陵中的长陵进行发掘，但误以为定陵遭到破坏，对其开展抢救性发掘，但是发掘容易，保护难。出土的文物中，丝织品占大部分，但是以当时的技术手段与保存环境，丝织品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以致损坏，造成了难以估计的损失。
对于这一考古悲剧，原本并非是郭沫若一个人的问题造成的。其实，发掘定陵是当时担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以及中国科学院的各位院士商量并认可的，最后挖掘文件由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签字，并得到总理批示同意。
可见，定陵发掘悲剧并不是郭沫若个人贪功冒进造成的，而是由于当时我国考古技术不发达，以及当时动乱年代的特殊时代背景造成的。
郭沫若的一生，最饱受诟病的是他不修私德，风流成性。在这些关于郭沫若的流言中，逼死自己的青年恋人于立忱最为让人震惊。
这个传言的来源是1984年谢冰莹在台湾《联合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于立忱之死——都是郭沫若害的》，文章提及于立忱1935年在日本所做的手术是流产手术，而并非大家所知的割盲肠手术。
但是回溯时光，在1937年于立忱离世不久，谢冰莹曾发表文章《痛心的回忆》，也提及于立忱在1935年日本所做的这次手术，但是这一次，手术还是割盲肠手术，并非她后来所说的流产手术。
除此之外，两次文章记录，均在于立忱离世之后，第二篇指责郭沫若的文章，更是在郭沫若、于立忱的妹妹于立群去世之后。当事人均已去世，事情真伪更是无从考证。而我们不得不知道的是，谢冰莹一直是郭沫若敌对阵营的拥戴者，类似这样的流言背后有些多少抹黑与污蔑，我们已无法将其量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