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17年的冬天，东吴名将鲁肃病故，继任其职屯兵陆口，并接收鲁肃麾下万余人马的东吴将领，乃是吕蒙。按照《三国演义》的说法，吕蒙就是新任江东大都督了。这位新都督的风格大概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改弦更张。
这首先来自一个著名的典故，“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吕蒙原本是个粗人，不通文墨每要上陈大事，都要靠别人代写或用口述去交代。后来在孙权的劝导下，吕蒙开始发奋读书，以至于到了让鲁肃大吃一惊的地步。他拍着吕蒙的后背说：“我昔日以为大弟只懂得武略，但以今日的情况而言，大弟学识英博，已非当日的吴下阿蒙了。”吕蒙便回答：“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从这个故事里不难看出，吕蒙驾驭自我的“自控力”相当了得。而这当然也是*物应该具备的重要素质。
但更深层次的“改弦更张”，则体现在吕蒙改变了鲁肃结好刘备共抗曹操的政策，决心对“盟友”刘备麾下大将关羽把守的荆州下手了。早在鲁肃去世之前，吕蒙就已经向孙权进言，“如果东吴占领南郡、白帝（城）、襄阳，再有水军万人游弋在长江之上，循江上下，应敌所在，那么我们还怕什么曹操，还依赖什么关羽啊？”孙权认为吕蒙的话很有道理，但在北上夺取徐州和西进袭取荆州之间还有犹豫。吕蒙参加过与曹操的战争，对东吴陆军的孱弱与曹军骑兵的优势有着切身体会，便说：“徐州地势平坦，交通发达，无险可守，是骑兵作战的主战场。您今日得到了徐州，曹操势必会来争夺，那时它反而成了一个包袱。我们即使以七八万人守徐州，也还是令人担忧的。倒不如取荆州，全据长江。”到了鲁肃去世之后，吕蒙终于说服孙权放弃了与刘备的同盟政策。
尽管心里一直以关羽为假想敌，但当吕蒙接任鲁肃的职务之后，却将自己的真实意图深深地隐藏起来。上任之后，吕蒙表面上比鲁肃更加宽厚，与荆州方面更加友好。吕蒙还极力结好关羽。他将自己装扮成标准的盟友，尽管心里根本就没把关羽当作盟友。
到了建安二十四年（219）八月，关云长在襄阳之战中水淹于禁七军，威震华夏，吓得曹操几乎迁都以避其锋芒。东吴对盟友的这一大捷并没有感到多少兴奋，反而更加忌妒和担心关羽，认为主要的安全威胁当前已由北方转向西方关羽。同时鉴于关羽侧后江陵暴露，兵力分散，吕蒙就意识到战机已经到来。他上书孙权说：“关羽北伐后在荆州还留有许多防备部队，这是在防范我们偷袭他的后方。我经常生病，主公可以以治病为由，让我带领部分军队回到建业。关羽听说了，肯定会抽调后备部队赶赴襄阳前线。到时候，我们大军浮江而上，昼伏夜出，偷袭关羽空虚的后方，则南郡可以攻下，关羽可以擒获”。结果，关公果然被吕蒙算计的明明白白，将荆州守军调往襄阳前线。吕蒙趁机将精兵埋伏于小船中，令将士乔装成商人“白衣渡江”袭取江陵。这年的十二月，关羽退走麦城，终于兵败身死。
这样看来，吕蒙似乎是个非常出色的接班人。就连他的老板孙权也是这么认为的。后来孙权跟陆逊讨论周瑜、鲁肃与吕蒙这三位东吴名将的优劣时就评价说，吕蒙的“筹略奇至，可以次于公瑾（周瑜）”，至于“图取关羽”，也“胜于子敬（鲁肃）”。因此，吕蒙成功夺得江陵后，孙权宣告吕蒙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赐钱一亿，黄金五百斤。吕蒙以身体虚弱多病请辞，孙权不许，更笑曰：“擒捉关羽成功，全赖子明设谋，如今大功已经成就，未受赏赐，何必多虑？”于是特别派遣军队鼓吹庆贺，为吕蒙挑选虎威将军辖下的官属，与作为南郡、庐江二郡太守的威仪器物。拜封完毕吕蒙返回军营，兵马前后相从，军乐沿路鼓吹，真是光耀万分。
然而，还未正式封爵位，吕蒙却突然病发，孙权特地将吕蒙置于内殿，千方百计为他医治，又以千金悬赏，招募名医。可惜不久后吕蒙病况急转直下，于内殿病卒，得年不过四十二岁。吕蒙病亡，孙权当然十分痛心。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吕蒙在这时候的故去，倒是恰恰让自己不必面对作为鲁肃接班人的一个最大失策。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还是要从荆州问题说起。鲁肃在任时，多次委曲求全，反对用兵收回荆州（江陵），并不是因为他惧怕刘备、关羽，而是意识到“孙刘联盟”的长远利益，大过江陵一隅。曹操自赤壁之战大败后，又被孙刘联军乘胜追击，在军事上不断受挫，损兵折将而又丧失战略要地。公元218年汉中之战败于刘备就是一个例子。若刘备、孙权双方继续联手，曹操自然将穷于应付而无还手之机，政治、军事上的“北强南弱”局面也会慢慢扭转。可是吕蒙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可以说，在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洞察力”方面，他是远远比不上鲁肃的。自始至终，吕蒙在意的只是如何收回荆州，“前据襄阳”而已。而后来的历史证明，袭取荆州得到的只不过是眼前之利。如果做个不恰当的比方的话，这一缺乏长远眼光的举动就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山本五十六“偷袭珍珠港”大获全胜却把日本拖入一场完全不可能获胜的对美战争一样，属于战术大胜利，战略大失败。
这是因为，东吴悍然袭取荆州，斩*关羽，如此霸道背叛，昔日赤壁之战结下的孙刘盟约自然土崩瓦解。按吕蒙的本意，东吴掌控荆州之后，可以全据“长江天险”，为孙权“立国东南”再加上一道保险。结果却事与愿违，江东非但在北线与曹操交恶，就连西线也受到一心报仇的刘备的严重威胁，形势极度被动。为了摆脱两线交恶的窘境，东吴被迫向曹魏称臣。当时已经称帝的魏文帝曹丕派使节去江东封拜孙权为吴王。孙权屈尊降贵，接受封号，等于承认自己是魏国的藩属。东吴中郎将徐盛等人为此深感耻辱，泪流满面。但这实不得已。公元221年，刘备为重夺荆州东征伐吴，孙权顿时“压力山大”。当时的魏国大臣刘晔主张趁机进攻江东，背盟后的东吴将得不到蜀国援救，如此蜀魏两面夹击，东吴必定亡国，只是因曹丕不听错过良机，东吴又在决定性的夷陵之战中大败蜀军，这才转危为安。而这一切，都缘自吕蒙判断失误，对自己背盟袭取荆州后引发东吴几有亡国之虞的风险预料不足。
夷陵之战，刘备全军覆没，仅以身免，不久愤懑而亡。可惜吴蜀两个弱国相互攻伐，强魏才是最大的得益者，蜀弱吴孤，北方的绝对优势已经不可动摇。虽然吴蜀双方在公元 229 年再次正式结成同盟，也频频出击曹魏。但这时的联盟实际上变成两国为了保存自己“抱团取暖”而已，根本谈不上彼此信任。清人王夫之对此评价就很到位：“两国异心，谋臣异计”。如此看来，假若真有“事后诸葛亮”的话，吕蒙袭取荆州等于是在错误的时间，做了一件错误的事情。退而言之，即使荆州不可不袭，盟友不可不防，也应等到曹魏被严重削弱，己方实力进一步增强之时再作计较。至于吕蒙，虽然在生前未曾见到自己错误决策的后果，但历史却可以断言，他 不但算不上是鲁肃的成功接班人，还是导致三国大势魏国独强的始作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