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中的梁山泊不在山东，而在北京，施耐庵笔下的梁山出自《诗经·韩奕》之“奕奕梁山”。因而，完全没有必要去考证黄河变迁对梁山的影响。假如《水浒传》写的是“八百里水泊”时期的梁山，估计这样一个小山丘也是水中一螺，即便是露出个小尖尖，也无法囤积好几万人马。而且，以《水浒传》文本故事的时代背景看，北宋时期的梁山恐怕也没有“八百里水泊”吧。
曾经有学者认为，《水浒传》是以洞庭湖钟相、杨幺起义为原型塑造的梁山一百单八将。这一说，大概源自“八百里洞庭”，更是受了《后水浒传》的启发，才把《水浒传》中的梁山搬到了洞庭湖。
其实，《水浒传》只是借用了北宋时期宋江三十六人梁山起义的故事，隐写的是明朝的靖难之役。靖难之役的策源地就在北京，施耐庵还在书中隐藏了永乐迁都，因而，“梁山”是北京的梁山。这样讲，有什么依据呢？
《诗经·韩奕》记载了一段韩侯朝京，接受周王册封的故事，这首诗的开头就写道：“奕奕梁山，维禹甸之，有倬其道”，这就有“梁山”了。所以，《水浒传》中的梁山并不一定写的是山东梁山。那么，《诗经》中的梁山是不是施耐庵笔下一百单八将聚义的水泊梁山，写的是不是北京附近的石景山呢？
唐代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专门注解了《诗经·韩奕》中的梁山：“梁山于韩国之山最高大，为国之镇，祈望祀焉，故美大其貌奕奕然，谓之韩奕也。梁山，今左冯翊夏阳西北”。《诗经·韩奕》中的梁山是春秋时期诸侯国韩国最高大的山，在“左冯翊夏阳西北”。
左冯翊，是一个官名，也是汉代郡名。汉高祖二年置河上郡，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左冯翊，为拱卫首都长安的三辅之一。因而，以孔颖达所言，《诗经》中的梁山应当在长安的西北。长安是西汉的都城，隋唐也在这里建都。因而，《水浒传》以“奕奕梁山”写一百单八将聚义的梁山，就与都城有关了。
除了《诗经·韩奕》中的梁山而外，郦道元在《水经注》中也记载了一座名叫“梁山”的山：“高梁水注之，水首受漯水于戾陵堰，水北有梁山，山有燕刺王旦之陵，故以戾陵名堰”。这段记载出自《刘靖碑》，讲的是三国时期魏国都督河北道刘靖“登梁山以观源流”的治水事迹。郦道元所说的梁山，就是后来的石景山，这座山有史记载的最早山名是碣石山、梁山。所以，《水浒传》中的梁山与“石碣村”相距不远。
以此观之，施耐庵笔下的水泊梁山就与《水经注》中的梁山十分接近了。而且，孔颖达所说的“梁山”未必就是左冯翊夏阳西北的梁山，也有可能是燕国的梁山。
那么，施耐庵为何要以《诗经》、《水经注》中的梁山写梁山好汉大聚义的故事？《水浒传》中还有哪些证据证明，此梁山不是实写的山东梁山而是北京梁山呢？
施耐庵在“开篇引首”中，以赵匡胤出世隐藏了朱元璋，“太祖武德皇帝”其实说的是朱洪武。书中写道：“这朝圣人出世，红光满天，异香经宿不散。乃是上界霹雳大仙下降。英雄勇猛，智量宽洪”。这段话，表面上看引用的是《宋史·太祖本纪》，实则出自《明实录·太祖高皇帝实录》。或者说，这段描述“太祖武德皇帝”诞生的话，明写宋太祖，实写明朝的“高皇帝”。《明实录·太祖高皇帝实录》中，是这样记载朱洪武诞生的：
母太后陈氏，生四子，上其季也，方在娠时，太后常梦一黄冠，自西北来，至舍南麦场，取白药一丸臵太后掌中，有光起，视之渐长，黄冠曰：此美物可食，太后吞之觉，以告仁祖，口尚有香气。明日，上生，红光满室。
陈氏夜里做梦，吃了一粒“冷香丸”，第二天就生下了朱重八，这才是货真价实的“异香经宿不散”。“自后，夜数有光，邻里遥见，惊以为火，皆奔救，至则无有，人咸异之。”——这才是真正的“红光满天”，《宋史·太祖本纪》中，赵匡胤出世时，仅仅只是“赤光绕室”。
朱洪武的母亲是在舍南麦场遇到黄冠的，因而，“王教头私走延安府”、“花和尚大闹桃花村”、“没遮拦追赶及时雨”这三段故事中，史家庄、桃花村、穆家庄都出现了“打麦场”。武松*嫂的故事中，郓哥发现了潘金莲与西门庆的奸情，给武大郎告密，这二人便以“借麦桴”为暗语。因此，《水浒传》是从朱重八出世开始写起的，“太祖武德皇帝”就是宋太祖、明太祖两个皇帝谥号的提炼合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