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九龄是广东韶关人，人称岭南第一贤相，学问很好，但他瞧不起读书人以外的人。（本文由头条作者泊东原创）
李林甫接任张九龄宰相一职的天宝元年，是大唐王朝历史上极具划时代意义的一年。在此之前，唐王朝经过贞观、永徽、武则天和唐玄宗本人的开元之治，已经臻至顶峰，据历史资料显示，天宝初年，唐朝人口达到8000万人，商业十分发达，国内交通四通八达，城市繁华，对外贸易十分活跃，西域以西的波斯、大食商人纷至沓来，长安、洛阳、广州等大都市各种肤色、不同语言的商贾云集。
后人甚至说唐王朝的这个时代是整个封建王朝的巅峰时期，外服四夷，内安黎庶，四海升平，天下大治，形成了“三年一上计，万国趋河洛”、“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的极大盛世局面。
但盛世之下，特别是到了天宝年间，整个大唐社会涌动的却是无数暗流。
这应该是史学界的共识，开元盛世是中国封建王朝的巅峰。（本文由头条作者泊东原创）
开元末年到天宝初年，唐帝国的人们开始享受生活，民有闲意，兵无战心，土地兼并严重，统治机构臃肿，吏治逐渐走向腐败，统治阶层穷奢极欲极速腐化，唐玄宗自己甚至为了一个杨贵妃吃荔枝，还整出了“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千古“佳”句来。与此同时，摆在唐王朝面前最紧要的一件事情是，这个国家财政已经到了崩溃边缘，哪怕有财源也收不上钱来，财政制度混乱，收税官员虚报数额，上下其手，贪腐现象极其严重。
玄宗本人一度也察觉到了此事的严峻性，当他询问张九龄等人时，这个文人出身的一代名相显然没有太多应对的措施，他是属于那种古典主义的文人，他给皇帝支的招居然是“省着点用”。当然，我认为省钱确实是一个办法，但搞勤俭节约这一套又能留下几个银子？国家财政已经到了危机边缘，重要的还是改革财税制度，把开源这件事情抓起来啊。所以，也别怪玄宗后来逐渐疏远了张九龄。
唐玄宗，也是唐明皇，半世圣皇半世渣，叫我怎么评价他？（本文由头条作者泊东原创）
李林甫则和张九龄不一样，他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文人阶层，他的职位最初也是得益于他的皇亲身份。文人当政多少会有些迂腐固执，就像张九龄，他就主张只以文章取士；李林甫没有这样的执念，他信奉实用主义，有点战国时期法家的遗风。
所以，当没有办法的玄宗皇帝听到李林甫的主张后，很快就同意了他的意见。于是，李林甫得以主持大唐王朝的财税改革。
他针对朝廷财政制度混乱、数额名不副实、税收制度不严密等情况，迅速召集人手调研，很快便对沿袭的旧有财政制度进行改革，要求进行财政税收预算制度，重新核准纳税人口，最后弄出了一本《长行旨符》呈送到了皇帝面前。
李林甫的持笏画，这个人值得我们研究。（本文由头条作者泊东原创）
之前，唐王朝的财政税收都是由各地方凭良心报送，在巨大的利益面前，良心值几个钱相信大家都明白。李林甫的《长行旨符》则改变了这一无语的做法，他规定，每年各地方都要在朝廷派出官员的核算前提下，预先将需要征收的税收数额准确报送给皇帝，经过批准再执行（这应该是历史上最早的财税预算了吧？）
李林甫的这一招简单直接，很快就得以实行，地方官员瞒报、营私舞弊、贪墨以及其他小手段就不好再搞了，加上唐王朝本身社会经济较好，税源比较充足，所以财政状况迅速得到非常明显的改善。
不仅如此，李林甫还主持修订法律条文，组织人员完成了《开元新格》十卷，《格式律令事类》四十卷和《唐六典》（也有人说张九龄编纂的，不过个人认为，他们俩应该都参与过，这是宰相的职责），充分表现了他作为法家追随者的重要特质。非法律专业的可能不知道，《唐六典》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行政法典，地位崇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