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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是骈文发展的重要时代，宋元骈文批评因此也呈现出丰富多样的面貌，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然而，由于受唐宋“古文运动”的强势话语影响，骈文批评长期被学界忽视。国家社科基金优秀项目“宋元骈文批评研究暨资料汇编”（18BZW096）在全面梳理宋元相关批评资料的基础上，重新发掘骈文批评的时代特征与学术价值，为建设本土文学理论体系提供新的资源和视角。
▲宋代重视骈文，出现许多骈文专集，如《橘山四六》《壶山四六》等。
原文：重新认识宋元骈文批评的观念与体系
作者 | 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侯体健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研究员 陶 熠
图片 | 网络
宋代是骈文的重要发展期和转变期，陈寅恪曾说：“就吾国数千年文学史言之，骈俪之文以六朝及赵宋一代为最佳。”宋代骈文取得了非常高的艺术成就，并获得了“宋四六”之专名。与此相应的是，宋代骈文批评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状态，在“古文运动”的影响下，批评话语和批评焦点有了新的风貌。而元代承袭宋代余绪，出现了刘壎、陈绎曾等骈文批评家，记录整理了诸多宋人骈文理论资料，虽然本身并无显著的新变，但仍然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学者已经指出宋元时期是“作为专门文体学的骈文批评”的时代，故而两代自然可以整体统观。宋元骈文批评除了大量散见于笔记、序跋、书信的论述外，还诞生了四六话，涌现出专门性骈文类书，加之大量结集的四六别集和选本，由此呈现出层次多样、观念丰富的互动性批评生态。
然而，面对如此丰沛的骈文批评资源，学术界长期忽视其价值和意义，骈文批评在通行的批评史著作中几乎是缺席的。少数著作即便为宋四六批评留下一席之地，也很少给出正面的评价。如陈钟凡、郭绍虞、罗根泽等先生都认为，宋四六批评不涉根本，停留于字句，谈不上文学批评。至于其他常见的文学批评史更是往往对宋四六批评未置一词，其地位之边缘化可知。实则只要我们平心看待宋元文集、笔记、文话中的相关言论，以及其他类书、选本等批评实践行为，就会发现一个新的世界，可以重估宋元骈文批评在我国古代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和文学修辞诸方面的地位与贡献。
图片来源：新华社
宋元骈文“应用”观念与批评焦点
要准确理解宋元士人的骈文批评观念，首先必须准确了解他们的“骈文”观念，只有将批评行为和观念置于创作的语境中，才能较好地还原批评生态，把握宋元骈文批评的整体图景。宋代古文对骈俪文风的压制，是与当时的思想潮流与表达需求相适应的。
在“古文运动”之后，骈文退居到特定的公文领域，并依然广泛地参与政治机器、社会生活、礼仪制度的具体运转，承担了独特的政治社会功能，由此就产生出“应用”的观念。骈文在宋代上至朝廷两制，下至日常启状，都有广泛使用，具有特定的应用场域。这些文体所依赖的“四六之艺”具有一定的规矩定式，和自由的古文颇不相同。它们还必须与应用的场景紧密切合，起到实际的应用效果。正是有了这样的骈文生态，相应的批评方式和批评话语也就产生了。
首先是“敏速”。宋人通常认为，制诰表启等四六公牍是“敏博之文”，并追求其作文之敏速，且尤其推崇能够立就两制的词臣。这种对敏速的追求与宋世诏诰等四六公牍的文体功能有关。其次是“得体”。对“得体”的强调，本质是要求文学写作契合王言的功能诉求，以保障君主举措的权威性和合理性，对“得体”的特别重视，源自应用的需要和礼仪的诉求。最后是“精切”。如果说“得体”是应用场域与书写方式在整体上的契合，那么“精切”更偏重具体文辞与具体情境的般配。“精切”期待着所用事典与相关人物事件的精准契合和精妙剪裁，是对作者综合能力的莫大考验。对事典的熟悉，对应用语境的把握，以及令事典切合语境的剪裁功夫，以上三者缺一不可。而以上三点批评焦点都源自“应用”的功能性。
以四六为应用的观念更是直接决定了宋元四六批评的公共意识。批评家们清楚地意识到四六公文的公共属性，这些作品将广泛流通，并接受士人们的公开审视，其结果直接影响作者的文学声誉乃至政治生命。对“得体”“精切”的正面关注和对“时忌”“类俳”的刻意回避无不基于这种公共意识，进而产生了四六叙事“不可无实”、颂德不应比附前人等具体的批评标准。可以说，应用观念和公共意识是宋元骈文批评的出发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