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人口结构图。/Wiki
许多日本的大学面临严重的招生问题，招生数量的减少让许多大学更为拮据，因此不管是本科还是研究生院，为了争夺生源，许多学校降低了入学标准，为了迎合企业和行政的要求而设计专业。
由此，大学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大学/研究生也不过如此”的想法潜移默化地蔓延开。用吉见俊哉的话来形容就是“（各学部）仿佛是陈列在超市柜台上供人根据名字来推测其味道并进行选择的食品一样”。如果大学的专业如同超市商品一样易得、平价，那么大学式微也就不是怪事了。
文科的第二个危机则是长久以来，人们“重理轻文”观念的形成。
日本自本世纪初，建立“帝国大学”系统用于服务日本的帝国主义战争开始，就极重视理工科，而常有反战之声的文科却被边缘化；经历战后整改，日本的经济恢复，开始高速增长，1957年文部省制定《科学技术者培养扩充计划》，扩充理工科，它的影响持续至今。
虽然在2001年，日本学术会议在《21世纪人文社会科学的作用与重要性》里重申了文科的重要：
“无论是构建可持续发展乃至循环型的社会，还是在生命科学中面对克隆人、转基因食品、产前诊断、基因个人信息等问题；无论是思考信息技术带来的光与影，还是处理现实社会的各种纷争，在设计解决这些问题的综合性方案时，都应该重视人文社会科学的作用。”
《逃避虽可耻但有用》剧照。
但“文科无用”的论调早已深入人心，不管是硬件还是软件方面，文科得到的重视与支持，都远远少于理工科。
在媒体集体为“废除文科”发声的时候，大众似乎忘记了“文科无用”的思维是怎样系统性地伤害了文科及大学教育本身。
看见的与看不见的
“文科无用”论并不新鲜，吉见俊哉总结了两种反驳文科无用的论点：第一种是，文科虽然无用，但是很重要。第二种是，人文学科在短期看似是无用，但长期来看却非常重要。
在吉见俊哉看来，第一种说辞虽然是站在文科的角度，但是却把文科作为了理工科的装饰，后者才是反对“文科无用”的正确方法。
仔细去分析“有用”和“无用”的界定，就会发现它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里，他认为“基于量化、簿记、理性使用资本和按照资本主义凡事理性地组织劳动成为经济活动的主导方式”是资本主义在欧洲大获全胜、并且迅速在世界范围内成功的原因之一。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德] 马克斯·韦伯 著，阎克文 译
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3
“量化”“标准化”“理性”可以带来更好的发展、更大规模的利润，这样的想法潜移默化地改造着人们对教育的看法，因此，无法被量化和标准化生产的文科便逐渐走向边缘。
诗和远方都没办法被量化，却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死亡诗社》剧照
如果看不见20年、30年、50年的长时段里文科能够发挥的价值创新的作用，那无疑是短视的。
吉见俊哉举了日本的walkman（随身听）和美国生产的iPod和iPhone的例子，他认为日本在随身听的生产上虽然已经近乎完美，甚至还在不断进步，却无法和后来崛起的iPhone抗衡，原因便是苹果革新了理念，将人和电脑的关系进行了新的整合，完成了行业价值的转换。
“价值转换意味着概念框架自身发生变化，与在给定的框架内制造出优秀产品的行为属于截然不同的层面”。
单纯靠理工科，是无法创造出价值转换的。但更遗憾的是，这种价值转换在短时间内是被视为无用的东西。
文科的危机是大学教育的危机
但我们所说的“文科危机”，也并不能都怪罪于政策制定者或者大众的“短视”，也应该思考到大学制度在当下的变化。
更为直接地说，“文科危机”事实上是大学的危机。
相比前文里吉见俊哉不客气地说大学专业是“陈列在柜台上供人选择的食品”，托马斯·M.尼克尔斯在《专家之死：反智主义的盛行及其影响》则更为直接地指出了现代大学的弊端：
“当今的大学不再把学生当作学生对待，而是给予客户的待遇。甫出高中校门的年轻人，尚未养成自律这个在追求高等教育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习惯。到了大学，受到物质和理智上的双重诱惑，学习上的一些坏毛病不断强化。……大学教育的商品化，不仅严重损坏了学历的价值，也摧毁了大学在普通美国人心中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