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耗资近千万元新修的蔡氏宗祠（黄宇 摄）
科大卫在其《皇帝和祖宗》一书里重点分析华南地区宗族的形成，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来自地理的角度——华南地处偏远，远离王朝政治中心，地方自治的色彩更浓，同时向王朝政权靠拢的*更强烈；另外，因为粤闽沿海尤其珠江三角洲地区，早年属于荒滩，耕地基本由移民开荒所成，为了确立对自己开荒成果的保护，需要建立一套内部人的治理机制。
从明朝中期开始，族谱的编纂，不再以虚构的祖宗谱系和里甲登记为核心，而以成员考取科举功名为核心。拥有科举功名的成员，主持祠堂的祭祖活动，赞助宗族的其他活动。明朝开国后8年，整个珠江三角洲只诞生了33名进士，而在之后的两个世纪内，珠江三角洲共产生了390名进士，换言之，每三年一届的会试中，平均就有6名进士。从16世纪到18世纪，社会各阶层开始广泛感受到文人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一个阶级从草莽百姓中诞生出来，并成为影响地方治理的一股重要力量——绅权。
现实世界中的士绅，除了考取功名的人，通常还包含两类人——富人和能人。尤其后两者，虽然没有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方认同的“体制内”，但却依靠物质财富和特殊技能（比如中医、风水先生、礼仪文书等）积累起来的声望，取得了乡村社会的一致认同。按照于建嵘的分析，绅权系连接皇权与族权之间的桥梁，它超越了一般的族权，是“宗族之间冲突的缓冲器”。
种种传说，构成了一种稳固的内部文化，支撑着这里的宗族运转。但是，传统乡村社会中，皇权、族权和绅权三足鼎立，相互支撑、相互制衡的三角关系却已经不复存在。
还记得第一次去博社的时候，我跟博社小学的老师蔡昭宇聊天，他的祖父曾经做过生产队的会计，父亲是村里第一个高中生，后来在小学当老师，红白喜事都来找他写字，对村里每个人的生平都了然于胸。蔡昭宇子承父业当了老师，哥哥蔡昭立则是乌坎水利站的公务员，这次扫毒行动后也被上级派回博社担任过渡期的副*。按传统宗族观念，这样一个书香世家在村里的威望应该很高，但他却是一副蹉跎的样子，住在小学拥挤的宿舍里，感慨今非昔比，没有人再看得起读书人了。
更让人心酸的是与老人会理事蔡光臣的第二次见面。蔡光臣60出头，做了一辈子小学老师，还是理事会的成员，第一次见他是在去年社戏时，他坐在宗祠门口的台阶上，等着理事会分给每位理事的一块猪肉。那时候，他对村庄的事情并不愿多谈，几次催促我离开。第二次拜访博社，我又找到他家，吃惊地发现他已经卧床不起，奄奄一息了。由于结肠炎动了三次手术，医生说只有十几天的生命了。他用尽全身力气向我感慨，若有来生，一定不要做个好人。“我一生讲德，本分做人，到头来落得这般下场，要钱没钱，要屋没屋，看看那些坏人，一夜暴富，高楼大厦，现在世人只认钱。”
博社村贫富差距极大，很多人还住在年久失修的老祖宅里。（黄宇 摄）
那位酷爱整理宗族史料的老师也一样，他用“家乡”这个词儿来指代博社村，但却已经是被“家乡”基本抛弃的边缘人，只能在故纸堆里维系与家乡的联系。科大卫在书中对传统乡村社会的坍塌提供的结论是：民国年间，就地方与朝廷中央的关系而言，祖宗已经无关痛痒了。随着“国民”、“国家”等概念的到来，代表中国封建制度残余的宗族开始成为有识之士攻击的对象。1904年，梁启超从美国回国，游记中提及“中国人的缺点”，第一项就是“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他引述美国总统罗斯福的话，主张以国家的理念代替乡村的理念，迈向现代化的中国，也必须要把“乡村”抛弃。自此之后，传统的中国乡村社会就靠边站了。
因为腐败，外部的法治约束失效；因为金钱当道，内部士绅阶层的崩塌，又让宗族运行失去了自我约束的力量。即便蔡东家这样的绝对领袖，也无力撼动村庄的运行规则，有过村支书和房头“老大”双重经历的蔡汉良就感慨，有时候，这个位子上的人也是身不由己，只能顺势而为。2013年阴历七月初十晚上，蔡东家曾经召集各个房头的“老大”在蔡氏宗祠里开了个会，告诉大家回去分头转告本房子孙，制毒有害，七月十五之前必须停止。可是，并没有人真正遵从指示。
（注：由于可理解的原因，几乎所有采访对象都拒绝记者使用其明确的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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