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为纪念朱熹诞辰886周年，
尤溪县举行了首届南溪书院学术奖颁奖大会。
戴：研究朱熹的人有好几代，老前辈有冯友兰、任继愈；海外有钱穆、陈荣捷，还不包括海外汉学家。
陈：对。
戴：那么，人们说您的《朱熹哲学研究》是一个里程碑。陈荣捷先生也说，其中的内容、方法俱属上乘，他用了三个异常来表达：叙述异常完略、分析异常详尽、考据异常精到。这本书到现在将近有二十五年的历史，是献给张岱年老师的。那么，回顾这二十五年，您是如何看待这本书的呢？
陈：这本书还可以吧！因为这本书出了以后，很少有人写朱熹的博士论文，很少有人再用朱熹全面地写论文。不像王阳明，写王阳明的博士论文很多，虽然我觉得我写王阳明写得很好，但还是不断有人在写。但关于朱熹，好像没什么人再写。我的学生说陈老师写了朱熹以后，别人都不敢再写了。其实也不是不敢写，而是因为他们知道我写这个书花了很多功夫。如果他要写的比我好，必须花更多的功夫，可能是觉得时间不够，这是现在的人不太选朱熹做博士论文的一个原因吧！那么这个书呢！特别是上海版，加了两章，我觉得比较好，代表了我对朱子哲学的整个研究，因为原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的第一版有两部分没有加进去，这个两部分加进去了以后，更完整地体现了我那个时候的研究。但是近来这二十多年，我对朱熹的研究不多。朱熹写完之后，我就马上写王阳明了，写完王阳明，我就写宋明理学。宋明理学之后，我就告别宋明理学，进入古代，写了十年古代，从古代回来，我写了王船山——王夫之。当然其中我也写冯友兰，所以我写了现代的书。但是，我也不断写一点朱熹，你看在《中国近世思想研究》里面，也有很多关于朱熹的。另外，还有清代的朱子学，如陆世仪、陆陇其，这些都是清代的朱子学。那么，到后来我写的王夫之的书，我想它很重要。我重新解释了他和朱熹的关系，认为他不是一个反对朱熹的人，而是受到朱熹影响很大的人。
戴：王夫之的书中对朱熹用“子”字称呼，是否已说明他对朱熹的认同？
陈：那倒不一定，王夫之早年的书，叫作《读四书大全说》。他早年的时候，对朱子的批评不少，特别是对朱子的学生批评很多。但是很多人没有很好了解他，他后来写书不一样，他在中年写《礼记章句》《四书训义》，对朱熹非常推崇，完全以朱熹的继承者出现，我的书里面也讲了他和朱熹的关系。所以我后来的研究也不是和朱熹没有关系，比如说王阳明，王阳明反对朱熹。为什么我写王阳明的书大家会认为比较重要，就是因为很多人没有研究过朱熹，直接讲王阳明，对他和朱熹的关系讲不清。为什么大家认为我讲王船山讲的比较深入，我因为我将他的全部书和朱熹作了一个梳理。所以我后来的书虽然没有直接写朱熹，但也和他有关系。
戴：这个问题不知道是否该问，就是你的出生是否是文人家庭？
陈：不是！我的家人不是做学术研究的，虽然我的父亲曾经在北京大学受教育，但他学的是经济学。
戴：您是研究哲学史，您是哲学博士，您是否认为自己是哲学家？
陈：我觉得这个要看你怎么定义哲学家。因为过去几十年，大家认为只有像黑格尔这样建立庞大哲学体系的人才算哲学家。但是现在在美国，你只要是一个学哲学，做哲学，教哲学的人，都是一个哲学家。就好像你学习历史，当教授教历史，就是一个历史学家。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每个做哲学的人都可以说是一个哲学家，尤其是研究哲学史，研究哲学史本身就是研究从前的哲学问题，拿出来再加以思考，加以批评。这样的哲学史的学者就是哲学史学者，是哲学家的一种。
戴：您现在是清华大学的哲学教授，也是国学研究院院长，这个国学研究院代表着什么内涵？
陈：关键是我们去年才建立国学研究院，只是重新建立，因为我们最早建立是在1925年。在那时，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有四个重要的人物：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如果你了解研究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这四个人是最重要的，他们可能比胡适还重要。首先梁启超，他是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中国最有力量的思想家，他在清华的时候就是讲儒家哲学。然后王国维，他不仅对甲骨文有着开创的研究，还最早研究商朝的历史、周朝的历史。陈寅恪，从欧洲美国回来以后，后来在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的研究，影响特别特别大。一直到九十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把他视为一个神话。赵元任是一个语言学家，但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他的资历很老。老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就是由他们——称为清华的“四大导师”——建立起来的。后来清华在五十年代后没有文科了，到了九十年代慢慢开始恢复。所以我们是恢复、重建清华国学研究院。
戴：您在《传统与现代》中，说更愿意把自己称为“文化守成主义”者，其具体内涵是什么呢？
陈：这个Culture conservatism，是美国人喜欢用的概念。它主要是说，Conservatism是有不一样的。比如说，从前人们将政治上反对革命的人称为保守主义者。在政治上可能是革命的人，也可能是反对革命，也可能是中立的，但他在文化上反对否定传统文化。因为“五四”的时候有那种radicalism，完全否定传统文化，彻底地抛弃传统文化，这个是守成主义者所反对的，就是因为他们希望更多地来继承、传承传统文化。
戴：最后一个问题，您近年的研究转向先秦，达到了什么样的新成就？
陈：先秦的已经不能算是新的了。对先秦的研究已经是上一个十年，2002年以前，1992年到2002年，现在我又回来了。所以也还不断地在宋明、现代上做研究。我最新的研究可能都是当代的，当代的儒家思想，可以说是儒家思想跟当代的问题。比如说，明年春天我要出一本书，也是一个集子，把我关于现代的文章收集起来，主要讲儒家与人权、儒家与民主、儒家与经济发展等等很多问题。其实跟现代问题，比如，儒家与公共知识分子、儒家伦理与全球伦理这些关系，这些都是我所要思考的。
戴：您的成绩跟钱穆先生，可以做个比较吗？
陈：可能不行吧！钱穆先生是比较古典式的，所以他对经学、史学、文学有一个通贯的了解。而我呢！我对经学、史学、文学的了解就不够。比如朱子吧，我不了解他的文学，也不了解他的史学，对他的经学只是部分了解，比较突出的部分是他的哲学。所以呢，他是老一代的学者，比较具有古典性，要把老的学问贯穿起来，经、史、文学都要贯穿起来。我的风格不同，觉得我还是侧重哲学，以哲学为核心，但是将思想史、儒学史、文化史联系起来，这是我的风格。
戴：就到此为止吧，非常感谢您的精彩回答！谢谢！
(2010-7-15日于清华立斋，陈德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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