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日本妻子解放后到哪去了,鲁迅后人现状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坛上的一位巨匠，和其胞兄鲁迅一起同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其在文学上的成就可以说是不亚于鲁迅。但是，周氏二兄弟的命运却有天壤之别。

鲁迅在逝世后，尤其是解放后，其地位简直被神化了，而周作人却由于在抗日战争时期附敌当了汉奸而遭世人唾弃，晚年生活也是在“穷、病、闹”中悲惨度过的。可以说，周作人的人生，是悲剧的人生。产生这一悲剧的根源，当然跟周作人自己软弱怯懦和苟且偷生的性格有主要的关系。但是，周作人的妻子——日本女人羽太信子，对周作人的人生悲剧也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可以这样讲：如果没有羽太信子，周作人可能不会去依附日本人当汉奸， 没有羽太信子，更没有周作人晚年的“穷、病、闹”。

假如周作人没有当汉奸，那么他一定也会跟他的大哥鲁迅一样功德圆满，一定会备受世人崇敬。但是这毕竟是假设。真实的历史是：周作人自1939年始“下水”当汉奸，抗战胜利后受到审判，1945年至1949年一直被关押在监狱，解放后，在困苦和屈辱中度过，1955年还被北京市法院判决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67年在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下寂寞的死去。

　　周作人当汉奸无疑是他悲剧人生的开始。关于周作人为什么要当汉奸的原因，学术界看法颇多。有人说是周作人自己骨头软没有民族气节。有人说是他和鲁迅失和后，故意为了塑造自己和鲁迅相对立的形象，这样一来，习久成真，鲁迅革命，他偏反革命，终于使自己滑入当汉奸的下场。有人说是迫不得已的，情有可原的；有人说是一念之差，偶尔失足的。还有人说，周作人本来也是准备南下的，但是舍不得多年苦心积累的藏品，所以留在了北京。①总之，说正说反的都有。但一般都忽略了他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对他当汉奸一事的影响。

　　1937年，北平陷落前后，学术文化界人士纷纷南下，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也宣布南迁。但是南下的队伍中始终没有看见周作人。周作人的很多朋友和关心中国文化前途的有识之士，都纷纷写信给他，或者在报纸上撰文，盼望周作人南下，据说，原本他也与诸同事好友计议着南迁。如果真是那样，也许逃难的颠簸竟可以抵消他此后一生的坎坷与羞耻——他可以就此躲过了任伪职当汉奸的机会，可以堂堂皇皇地做一辈子教授。但是，为何周作人最终还是没有南下呢，最终以至于沦落为汉奸呢？我分析有以下几个原因：

　　1、周作人的性格喜欢安宁平和，不想颠簸流离地逃难。受到日本人胁迫时（1939年元旦有特务刺*周作人，但子弹正好打在腹部的铜钮扣上才没有丧命）缺少骨气，苟且偷生做了汉奸。

　　2、周作人对抗战胜利缺乏信心。他对当时形势有错误的估计，他曾经对别人谈过：我是学海军的，我很知道海军的作用，而中日之间海军的数量是很悬殊。我们这样一个海军，去对付日本那样一个海军，是对付不了的。所以他认为中国是必败的。

　　3、周作人早年留学日本的经历以及他妻子是日本人，使他对日本文化有特殊的感情，他一直把日本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4、羽太信子的拖累。

　　前三个原因，论述的人很多，这里我只论述第四点。我列举以下几个论据来说明：

　　1、羽太信子是贪图享乐的人，一直过惯了奢华的生活，自然不肯颠沛流离地加入到难民的队伍中。况且，占领北京的是来自她祖国的军队。

　　据周建人讲：“她（羽太信子）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气派极阔，架子很大，挥金如土。（在北京兄弟失和前）家中有管家齐坤，还有王鹤拓及烧饭司务，东洋车夫，打杂采购的男仆数人，还有李妈、小李妈等收拾房间、洗衣、看小孩等女仆二三人。……更奇怪的是，她经常心血来潮，忽然想起要吃饺子，就把饭菜退回厨房，另包饺子。被褥用了一、两年，还是新的，却不要了，赏给女佣人，自己全部换过。这种花样，层出不穷。”②

　　据周海婴讲：八道湾的房屋高敞，是被称为三进的大四合院。父亲（鲁迅）让兄弟住后院，那里的北房朝向好，院子又大，小侄子们可以有个活动的天地；又考虑到羽太信子家人的生活习惯，特意将后院的几间房子改装成日本格式。而他自己屈居于中间二排朝北的“前罩房”。这屋子背阳光，比较阴冷。房子整理安定之后，父亲为全家着想，以自己和弟弟作人的收入供养全家。他们兄弟还约定，从此经济合并，永不分离，母亲年轻守寡辛苦了一辈子，该享受清福。朱安大嫂不识字，能力不足以理家，这副担子自然而然落到羽太信子的身上。父亲自己除了留下香烟钱和零用花销，绝大部分薪水都交给羽太信子掌管。没想到八道湾从此成为羽太信子称王享乐的一统天下。在生活上，她摆阔气讲排场，花钱如流水，毫无计划。饭菜不合口味，就撤回厨房重做。她才生了两个子女，全家雇用的男女仆人少说也有六七个，还不算接送孩子上学的黄包车夫。孩子偶有伤风感冒，马上要请日本医生出诊。日常用品自然都得买日本货。由于当时北平日本侨民很多，有日本人开的店铺，市场上也日货充斥，应该说想要什么有什么。但她仍不满意，常常托亲戚朋友在日本买了捎来。因为在羽太信子眼里，日本的任何东西都比中国货要好。总之，钱的来源她不管，只图花钱舒服痛快。对此，周作人至少是默许的。他要的只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还有“苦雨斋”里书桌的平静，别的一概不问不闻。当然他对信子本来也不敢说个“不”字……但这一切仍不能让羽太信子称心满意。她的真正目标是八道湾里只能容留她自己的一家人。就这样，在建人叔叔被赶走10个月后，她向父亲下手了……就这样，父亲也被周作人夫妇逐出了八道湾。祖母受不了这冷酷的环境，也从此住到了长子的新家。八道湾这所大宅终于称心如愿，为周作人夫妇所独占，成了羽太信子的一统天下。③

　　因此，独自住着八道湾高敞的三进的大房子，过着养尊处优生活的羽太信子，怎么肯放弃这样优越的生活去逃难？况且，占领北京的是来自她祖国日本的军队，她就更没有必要逃难了。据香港凤凰卫视6集专题片《周氏三兄弟》（阿忆撰稿）讲：“一有风吹草动，太太（羽太信子）会在八道湾周宅门口挂起太阳旗，昭示里面住的是日本侨民。”

周作人与妻子羽太信子合影

　　羽太信子不肯南迁，周作人为什么不坚持要南迁呢？因为性格软弱的周作人是个十分怕老婆的人，事事十分牵就羽太信子。

　　周建人在《鲁迅与周作人》一文中批评周作人“不能明辨是非，又无力摆脱控制和掌握。” ④

　　俞芳在《谈周作人》一文中说，太夫人（周作人的母亲）认为：“老二待信子很好，这是好事，但看上去老二对她有点过分牵就了。这种情况，在绍兴时就存在，但不太明显，而且信子是日本女人，新嫁到人生地疏的绍兴，老二又不常在家，他让她几分，也是应该的。况且她有病。谁知信子到了北京，做了当家人，得寸进尺，似乎什么事都听她的，否则，就生气，发病，吵吵闹闹，弄得全家不得安宁。这样的次数多了，弄得老二有点怕她似的，这是老二性格软弱的缘故。”⑤

　　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引用周作人的母亲和邻居俞芳的谈话说：“祖母在与俞芳她们聊天时，谈得最多的是二儿子周作人。老人家说，信子是日本人，老二让着点可以，但过分迁就了。信子到了北平，做了当家主妇，得寸进尺，似乎什么事都得听她的，否则就生气、发病，吵吵闹闹全家不得安宁。吵闹起来还要发作晕倒，起初大家不懂这是什么病症，有一次恰好信子的弟弟羽太重久在旁，他说这不要紧的，在日本东京也时有发作，等一会儿就好。可是这样的次数多了，弄得老二也怕她，从此就处处顺着她，种下了信子飞扬跋扈的根源。后来，信子将日本的父母弟弟接到八道湾同住，生活日本化，买东西只去日本铺子。‘九•一八’事变以后，局势稍有波动，信子就把八道湾门上的‘周宅’门牌摘下，换上‘羽太寓’的门牌，甚至干脆挂上日本的国旗，表示这是日本人的住宅。而周作人却安然自得。”⑥

　　鲁迅回忆说，周作人“曾经和信子吵过，信子一装死他就屈服了，他曾经说：‘要天天创造新生活，则只好权其轻重，牺牲与长兄友好，换取家庭安静’。” ⑦周作人为了牵就羽太信子，曾经牺牲和兄长鲁迅的手足之情，由此可以联系到周作人也可以为了牵就羽太信子而牺牲自己的民族气节。

　　钱理群先生在《周作人传》里有一段叙述也可作为周作人是因为被为家庭所拖累而不能南迁的证明。“1938年8月，一封热情的诗信由伦敦寄往北京苦雨斋（此时已改名为苦住庵）主人，署名是胡适。诗中写道：‘臧晖先生昨夜作一个梦，梦见苦雨斋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钟出门去，飘然一杖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大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有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这是真正的朋友的劝说，也是智者的忠告，而且几乎是在‘走向深渊’前的最后时刻寄来的，周作人应该懂得它的份量。9月21日，周作人回诗一首：‘老僧假装好吃苦茶，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近来屋漏地上又浸水，结果只好改号苦住。晚间拼好蒲团想睡觉，忽然接到一封远方的信。海天万里八行诗，多谢臧晖居士的问讯。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可惜我行脚却不能做到；并不是出了家特别忙，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老僧始终是老僧，希望将来见得居士的面。’”。周作人在回信中的意思是，自己因为药顾及家小，所以不能南下，只能躲入书斋作乱世之隐居了。⑧

前排右起信子、周母、芳子

　　先看周作人在1938年附敌前的一段时间里的日记中的一些记载：

　　10月6日：“金城银行通知，昆明9月14日汇300元。还煤店欠帐”。

　　10月7日：“至金城取款，往孔德还前借之150（元），……还米店欠帐”。

　　11月22日：“至金城取款，……下午付工资一个月20元，……又还静子35元，尚欠20也”。

　　不仅在煤店、米店欠帐，连女儿处也负了债，这都说明生活的困窘。日记中同时又有全家设宴之类的记载，显然经济紧张的一个原因是不善安排。显然，单靠周作人闭门译作的收入，并不足以应付这一家人的耗费。鲁迅早就说过，“隐”，也得先有“啖饭之道”，“假如无法啖饭，那就连‘隐’也隐不成了”，更何况，“隐”本身也是一种“啖饭之道”呢？（鲁迅：《且介亭杂文•隐士》）⑨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一代文坛大师周作人就这样为了“家小”和“啖饭之道”，以至于沦落为汉奸文人。可悲可叹。

八道湾八十一号

　　羽太信子的奢侈使晚年的周作人经济上经常陷入困顿。

　　上文提到羽太信子生活非常奢侈浪费。晚年，她得这个恶习仍然未改，使周作人经常陷入经济困窘之中。周作人的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载：

　　（1952年）5月27日，卖德国闹钟得六万元，昨售床及大桌廿三万元。

　　（1952年）6月14日，上午阴，乘公共汽车往访耀辰兄，借三十万元，乘电车至前门外，买糖果而归，夜中雨。

　　在此阶段，几乎每到月中（或月末），周作人都要亲自向老友借款告急，每回仅30元左右，等得到一笔稿费后又赶去偿还。这位70多岁的老人，冒着寒暑，四处挤车，为生活奔波，情景实在是凄凉。

　　1960年，《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批判周作人的文章，至使他的文章发表不出去，经济上顿时陷入困境。他于是四处告急求援。国内的援助仍不能满足需求，周作人于是频频向香港友人曹聚仁、鲍耀明写信，后来编有《周曹通信集》，其中乙编就是“求援请助”：

　　“汇下港币400元，至为欣慰。副食品难得，须求黑市，鸡蛋90个63元，鸡2只34元，肉3斤21元，均人民币，虽暂得享用，则穷困如昔。”

　　“本月中能否有款寄到否？来信说有林君寄出油糖，迄未收到，此本是人家施惠之物，为此询问似乎可笑。”

　　“得书逾月，拙稿出版否？收到版税，乞并一总汇下，近有涸辙，不无小补也。”

　　“老实不客气的和你谈，能寄我若干钱，……国内现无文字外快可得，如无港汇，则及早举债也。”

　　“无日不盼港汇，真是望眼欲穿，不得已再催。”

　　“托购糯米，意在新年包粽子用，竹叶难得，内人卧病，请予撤销。另乞寄砂糖一二公斤。”

　　“承月寄猪油两次，深属过分。下月起，食油又将减少，亦或不给，糖亦将减少，得此补充，甚为丰富矣。”

　　“购寄食物，鲸鱼沙丁鱼都是好的。”

　　……

　　再看此阶段周作人日记里的记载：

　　（1960年）9月29日，收拾印墨备出售。

　　（1960年）10月6日，文物商店来看古钱，售去40余个及钢镜二，共26元。

　　（1960年）10月16日，文物商店二人来看古砖，售去8方，又齐白石画横披共45元，以15元予丰一家。

　　（1961年）1月26日，近因营养不足，且过劳，故足面稍浮肿。

　　（1960年）10月9日，向江太太借10元，炎芳20元，美和昨回学校去，始得付予饭费。

　　……

　　从1961年底开始，周作人还把一直密不示人的《日记》也拿出来卖了。他再给鲁迅博物馆得信中写道，如果卖不出去，他将“托钵于市矣” 。

　　经济上如此困顿的局面，并不是由于周作人的收入不高。50年代开头几年，周作人连翻译带写文章，稿费收入并不少。根据周作人日记的记载，随意挑选1951年2月份作一个统计，这个月的稿费收入就达310.275万元（相当于今天的310.275元）；这样的物价水平在当时应该是宽裕的。但是，就在当月24日的日记里仍有“本月收入虽亦不少，而窘迫殊甚”的记录。同年3月23日的日记里记载有：“下午丰一往各银行取款，令还各处借金，连前次共还50万元。”可见周作人每月收入三百万元左右，但是却仍然过着拆东墙补西墙的窘迫生活。由于周作人不断向中央*和文化主管部门“上书”，当时的文化主管部门对他还是很照顾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把周作人的译稿全部买下，每月先付200元生活费，其余部分在书出版后结算。除了这固定收入外，周作人有时还有稿费和其他收入。例如，人民文学出版社每次访问周作人，谈话的时间略长一些，恐怕耽误他译书的时间，也给以相当报酬。尽管如此，周作人仍然叫穷不迭。那么他的钱哪里去了呢？周建人曾撰文，把原因都归结到羽太信子的奢侈浪费上（材料见上文注释②）。周作人自己在至曹聚仁的一封信中也曾说过：“政府对于弟是够优厚的了，六O年冬天因了友人的指示，曾向中央一委员诉说，于是人民文学社派人来说，每月须用若干。事实上同顾颉刚一样，需要五百一月，但是不好要得太多，所以只说四百。以后照数付给。……因为负担太重太多，所以支出太巨。”

　　羽太信子善于和周作人“闹”。据周作人的好友许寿堂回忆，“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性的。”（许寿堂《亡友鲁迅印象记》）。上文也提到，鲁老太太，周海婴、俞芳等均回忆说羽太信子有一种“癔症”，一闹就发病，弄得周作人无可奈何。从1951年开始，周作人的日记里就开始出现“甚不愉快”这类的记载，而且“甚不愉快”的频率相当高。如：

　　（1951年）3月18日：甚不愉快。

　　（1954年）4月30日：下午觉不快不工作。

　　（1954年）6月2日：下午不快，止工作。

　　（1954年）6月25日：晚雨，极不快。

　　这类家庭的内耗，使周作人身心极度疲惫，甚至使他想到了死。

　　（1951年）12月28日：旧十二月朔日，不知今日为可祝耶？为可诅耶？诞生为苦难之源，为自己计，自以少遇见次日为佳耳。先君没于37岁时，祖父本年68岁，但亦在诞日前半年。今乃过之（周作人当时也68岁——作者注），幸乎？不幸乎？庄子述尧时封人之言曰，寿则多辱。若是（我以为这是很对的）则亦时不幸也。但我现今之目的只在为人于为工作，自己别无关系。故仍能忍辱负重，再多译几部书来。那么，生日还是可祝，即长生亦所希冀者也。虽然一方面死而速朽也，是极好的事。不过其利益只在个人而已。早晨孙儿辈来拜寿，后书此志感，胸次洒然。

　　（1952年）5月2日：译书得三纸，苦困倦渴如此，了解古人所谓长眠之乐矣。

　　（1954年）1月3日：夜睡不安，因此亦思长眠之乐。

　　此后时断时续，1956年、1958年都有或长或短的“不快”。1959年以后，就逐渐激化而不可解，到1960年达到了极点，几乎闹了整整一年。以这一年7月的日记为例：

　　（1960年）7月1日，拟工作，因不快而止，似病又发作也。

　　7月9日，晨，极不快，拟译书遂止，……晚不快，至十时后，犹独语不已。

　　（1960年）7月10日，上午困倦不作事，仍大不快。下午诸事已告段落。

　　（1960年）7月11日，拟工作而精神动摇，暂不从事，下午出，不快问题似仍未了也。

　　（1960年）7月12日，终日不快。

　　（1960年）7月13日，今日译书始得三纸，问题今日得和解。

　　（1960年）7月26日，下午又复不快，无故生气有似病发，又不得工作矣、前得和解才有12日耳，殆亦业也。突击译书勉强又得三纸。……四时后仍如谵如呓，不可理喻。晚复和解。

　　（1960年）7月28日，时雨时霁，仍又不快，又苦贫乏，至明日又不得不向人求贷，亦苦事也。

　　（1960年）7月29日，向江太太借六十元。下午又复不快，幸本月工作已完成，但苦不能耳根清静，得以自迁，待死耳。

　　（1960年）7月31日，午前入浴，又复不快。宿业殆无已时。回顾一生，受损害污辱徒为人作牺牲，恐至死才能结束也。

　　这类吵闹，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发作一次。发作后羽太信子必至医院看病，又要支付一笔医药费，经济上更是雪上加霜，不免又要向别人告贷，又反过来影响情绪，成为下一次发作的起因之一，成为恶性循环。日积月累，怨恨越来越深。

　　（1960年）5月25日：几不可与语，动辄得咎。

　　（1960年）10月9日：殆已近末日矣，临老打架……

　　（1960年）11月13日：上午大不快，似狂癔发。

　　（1960年）12月10日：苦甚矣，，殆非死莫得救拔乎。

　　（1960年）12月31日：一年倏已了矣，唯愿明年有平静的一年，得以安静的工作耳。

　　（1961年）1月5日：因不慎言又引起大不快，此疾恐终不能愈，亦属命运也。

　　（1961年）1月24日：上午又不快，似每日应时发也。为人写字两纸，皆现衰老相不佳，然无奈何也。

　　（1961年）3月28日：上午又复不快，殆古人所谓冤孽也，只可以迷信之说解了，说是前世事亦大可怜矣，日日记此亦复可笑。……寿则多辱，良为知言，俗言豹死留皮，前日已照得一相，据云较生时为佳，此所以当豹皮乎，一笑。

　　（1961年）4月3日：每日如是，如噩梦昏呓，不堪入耳。

　　（1961年）4月12日：真唯祈速死，但未知死法耳。

　　（1961年）11月15日：早是病态，然破坏所有感情，不惜破釜沉舟，真恶魔也。

　　这样长期的使对方都疲惫不堪的争闹，究竟是为什么呢？在羽太信子去世半年后，周作人在1963年1月20日的日记背面有如下一段说明：

　　余与信子结婚五十余年，素无反目事。晚年卧病，心情不佳。以余兄弟皆多妻，遂多猜疑，以为甲戌东游时有外遇，冷嘲热骂几如狂易，日记中所记即指此也。及今思之皆成过去，特加说明并志感慨云耳。

　　原来羽太信子晚年和周作人长达十年的争闹，是由于羽太信子怀疑周作人甲戌年（1934年）东游日本时有外遇。羽太信子怀疑的根据就是周氏兄弟皆多妻（鲁迅于朱安夫人之外有许广平，周建人于芳子之外有王蕴如），既然你周家的老大和老三都多妻，于是就咬定老二也一定有外遇。这实在是莫须有的罪名。

　　对恋爱和婚姻的问题，周作人在理论上是主张“爱情结合，结了协同关系；爱情分裂，只须离散”，（周作人《贞操论》）反对没有爱情的婚姻。鲁迅和周建人的确是这样做的。应该来说，羽太信子如此飞扬跋扈，周作人在日记里也流露出对她的强烈怨恨，但是周作人没有像他的兄弟那样做。因为周作人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女子不能独立于社会，即使因为无感情，男方提出离异也是不对的。所以，无论羽太信子如何蛮横，无论他们夫妻如何吵闹，周作人始终没有离弃羽太信子。晚年的周作人，就是在这样的无理取闹中疲惫不堪，痛苦万分。这其中的痛苦谁能体会？晚年的周作人唯一的欣慰和乐趣就只有写作了。

　　注释：

　　①、以上观点，均出自在互联网上对周作人当汉奸原因的搜索。

　　②④、周建人：《鲁迅与周作人》，《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4期。

　　③⑥、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9月版。

　　⑤、俞芳：《谈周作人》，《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6期。

　　⑦、许广平：《鲁迅回忆录》，1961年版。

　　⑧、钱理群：《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9月版。

　　⑨、鲁迅：《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来源于公开资料 仅供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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