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的，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1923年7月19日早晨，周作人往鲁迅桌上拍下这封绝交信后便气冲冲转身离开了。
人世间的有些事就如宿命一般，鲁迅与周作人的分合也是如此。
很久以前，鲁迅与周作人两兄弟还在幼年时，母亲鲁瑞便请来龙师父（法师）给鲁迅和周作人分别取了一个法号。许钦文四妹许羡苏在转述鲁瑞口述的这段过往时说：
“龙师父给鲁迅取了个法名——长庚，原是星名，绍兴叫‘黄昏肖’。周作人叫启明，也是星名，叫‘五更肖’。”
鲁瑞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两个儿子竟会在数十年后，真如《诗经-小雅》里所说的那样：
“东有启明，西有长庚，两星永不相见。”
两人递了绝交信彻底绝交后，鲁瑞恍然想起龙师父当日为他们所取的法号，不禁仰天长叹：“冥冥中，天注定啊”！
鲁瑞更想不到的事还在后头：兄弟两绝交后，竟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途。
鲁迅一直是一个用笔革命的志士，而周作人却最终做了文化汉奸。
抗战爆发的1937年，鲁迅刚刚辞世不久。北京沦陷后，在所有文人纷纷撤出北平之际，周作人却选择了留守北平。
1938年8月4日，得知消息后的胡适以藏晖为化名，在伦敦写了《寄给北平的一个朋友》一诗，委婉劝谏周作人“识得重与轻”，立即离开北平不要做文化汉奸。
周作人在收到信后，回了一封信和一首诗，为了避免被日本人察觉，在这封回给胡适的信中，周作人称呼胡适为“胡安定先生”。
在9月21日周作人写给胡适的《苦住庵吟》诗中，他写到：
“老僧假装好吃苦茶，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近来屋漏地上又浸水，结果只好改号苦住。......多谢藏晖居士的问讯。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可惜我行脚却不能做到，并不是出了家特地忙，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
这首诗虽然委婉，但意思却非常明确了，大意是：我周作人也想离开北平啊，可是我眼下这情形实在没办法啊，我这一家老小都还指着我活命呢.......
概括之就是：家累太重，南行有困难。
在诗的结尾处，周作人还说：“老僧始终只是个老僧”，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周作人虽然不离开北平，但我自己还是懂得民族大义的。
实际上，在当时的情况下，留在北平便是无视民族大义的表现了。
周作人在诗中所说的“家累”确实是实际情况，当时的他不仅要养活日本妻子羽太信子一家子，还要同时兼顾弟弟一家四口。如此重大的担子，也难怪周作人说“家累太重”了。
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有“家累”的人实在太多了，相比周作人，朱自清、闻一多等当时也是拖着一大家子，但他们却力排万难在大后方坚持过来了。
所以，说到底，周作人不离开北平最主要的还是与他的个人操守有关。严酷的环境，恰是考验品德的最好时机。
周作人终究没有扛过考验。
最初，周作人也和自己在给胡适的诗中所说的那样：并不想做汉奸。但在经历了一次刺*之后的1940年，他立马乖乖地当上了伪华北教育督办，成为名副其实的汉奸。
紧接着，1941年10月起，周作人兼任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1943年6月起，兼任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1944年5月起，兼任《华北新报》经理和报道协会理事、中日文化协会理事。
自此，周作人便在文化汉奸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
这期间，周作人和日本妻子羽太信子等都过着相当安逸的生活。
任何时候，只考虑个人利益不顾民族大义、无视应有的社会担当，结果必然是走上道德绝路，历史上，这样的先例比比皆是。
周作人终究也为他的选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945 年底，周作人因汉奸罪而被依法逮捕，这年，周作人年已60岁。随后，国民党首都高等法院判处周作人有期徒刑十四年，褫（chi4）夺公权十年。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周作人给相关领导去了一封信，这封信，不用说，是为自己辩驳的。这封信最后被传到了领袖手中，领袖拿到信后说：
“ 文化汉奸嘛，又没有*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
正是伟人的这一句话，周作人才得以被提前保释出狱并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编译工作。
对于这次法外开恩，周作人很是珍惜。但出狱后的周作人日子也并不好过，一个人终究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周作人也是如此。
背负着汉奸骂名的周作人，此后的余生大概只能用“苟活”二字形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