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1928年间的思想运动，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春秋战国（公元前722－前221年）时期的思想创造时代。
但如果不仔细将两者的区别弄清楚，也很容易将1916年后的军阀混战及“思想创造时代”，与2300年前五霸七雄混战及诸子百家涌现，做庸俗的比较。
春秋战国时代争霸的诸侯，都有着恢复仁政礼义社会秩序的旗帜作为自己征战的大纛，所以“大纛一张，万夫走集”，因而混战与思想创造才有可能在同一时代相伴而行，因为思想家和兵家的追求是一致的。
更重要的是，那个时代的思想家，没有太在意以自己的思想去擭取多少权力，如孔子和孟子、老子和庄子以及墨子、韩非子等，即使他们有幸作为谋臣或军事指挥者，但并不以获得世俗权力为不二追求，这或许是近代政党政治与古代幕府政治的区别。
但这种区别，却是思想创造和利用思想作为旗帜的根本区别。
就此问题争论之前，应品味品味孙子的这几句话：“进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其主，国之保也。”（《孙子·地形篇》）
就中国思想的发展而言，的确在春秋战国之后的漫长历史中，少有如20世纪初的那种多元化思想状态。
在此之前，或许佛教与中国社会融合的时期，可以看作是有着一些思想萌动。
就此而言，我们必须说的是，这一被称作新文化时期的思想界的基本状况是，存在着激烈的思想交锋，但缺少新思想的创造和发展。
为理解这一结论，还是先回到1916年前后的社会背景和思想背景那里。
为了对抗欧洲的军事入侵和商业侵蚀，中国人开始了改变自己历史进程的努力。
而1860－1895年间的军事自强运动、1895－1911 年间的君主立宪新政、1911－1916年间的共和宪政革命，都未能将中国从列强的掠夺和控制下解救出来，而为了实现这一最初的目标，还勇敢地推翻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帝制国体，也恣意将孔子儒学和科举制度作为厌弃的对象而予以抛弃。
但是这些努力，似乎一无所获。
列强对中国的瓜分事实虽然暂时不会导致国家被进一步分裂，但“国破族亡”的概念，仍深深地刺激着中国人的民族尊严和人格尊严。
更糟糕的是民权共和运动的发生，不仅未能将一个完全不同于帝制的新社会秩序建立，反而触发了给人民带来灾难的南北混战。
本就破碎和孱弱的山河，原本期望统一、强盛于共和国体之下，不曾想却使国土分裂于共和之争，早已潜伏着的社会危机和民族生存危机，到了将要不能收拾的边缘。
推翻帝制、抛弃孔子儒学及科举制度，事实上等于将创造辉煌中国文明的2132年帝制历史予以了事实上的否定，观察社会发展和民族存亡未来的参照体系，就这样被并不理智的情绪冲动抹去，举凡可予以解决中国难题的思想、方法、制度等，都被认为潜藏在西方思想和体制的万花筒中，只要拿来进行试验，即可收到应有的功效。
问题是，在此之前已经明显的失败，并没有使中国人在这一思路上退却，反而以更大的热情和执着，投身于学习西方思想的运动中，以便通过思想革命，为共和国体塑造它在欧美所基于的那种社会基础。
这样一种情怀和固执，在其他文明体中并不多见。
因而，我们只有将眼光上溯一个更加深远的背景，或许才可以了解其中的缘由。
这个深远的背景，将聚焦于中国人的宇宙观及其天人合一的观念世界。
中国人的宇宙被假定为一个善良而和谐的有机体系，且从来都不会远离人的影响而独立存在。
在这个体系中，存在着的一切都是互动的，不管是五行、阴阳、“气”“理”还是“心”“物”，所有因素之间因互动而相生相克或相互转化，人既不例外于这一体系，也不驾驭这一体系，只是顺应着这一体系，宇宙中的万事万物也同样因顺应着这一体系而各循其道，各化其道，并因合于宇宙之道而生生不息。
这样的宇宙观，影响着中国人常以包容之心容纳异类，并不以其恶而拒绝其善，因为在中国人看来，一时之恶并不是世界的本质，必将因善的倡行而化恶为善，因此，所有有助于化恶为善的德行，都是可接受并由德性发扬光大的。
如果能理解玄奘孜孜以求佛教经典而不顾只身犯险的精神，就可以知道在学习西方问题上近代中国人的执着，实如古代中国人同出一辙。
如果由历史背景透视近代中国人的西学德行，就不难发现，中国人在经历了鸦片战争的痛苦之后，已经开始将自己的宇宙观由东亚平原放诸于四海了。
魏源的《海国图志》、梁廷枏的《海国四说》、徐继畲的《瀛环志略》等，正是中国人的宇宙观进行调适的开端。
由学习西方的器物制作开始，进而改造一人集权的帝制而为君主立宪，再及废帝制而推行共和，是在制器和制度层面的努力。
在这个过程中，接受由君权而民权的思想，常被学者们看作是中国人最重要的思想转变。
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
因为中国君权的确立同样来自于人民的授权，“君子受命于天”的“天”，实是指民心，因为在中国人的宇宙世界内，民心是可以倾覆天命的唯一力量。
当清室不接受来自于代表社会群体利益的士子们要求的君主立宪改变要求时，实行彻底剥夺清室皇权的革命也便有了合法性。
按照我们的理解，由君权而民权的思想转变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重农”主义的思想转变。
而围绕新秩序建立的种种努力也必然要围绕着这一改变而进行。
建立在以农为本基础上的中国思想，要面临来自重商主义的思想挑战，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而完成这个挑战任务的，也如近代以来各项重大事件所表明的那样，只能以中国的方式由中国人去完成，外来的力量和影响只是有助于这样的挑战，但并不能决定挑战的方式和结果。
其中，以“学习西方是为了对抗西方”这样独特的逻辑谦卑地向西方学习，便是中国方式之一。
受日益觉醒的民族主义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所激励，大批的年轻人热衷于赴国外学习，积极地将西方的思想和有助于中国发展的技艺引入国内。
据统计，1903－1919年间，总计约35000－40000人在国外接受正规的教育及学习，其中约41.51％的留学生在日本，33.85％在美国，24.64％在欧洲。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吸引了约20万中国劳动大军，其中约有28000名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接受了正规或非正规的法国教育。①
中国人在应用这一智慧时，可以容忍对个体的心理蔑视或刻意制造的难堪，但不会容忍对国家主权的不公正对待，即使终止学习进程也不会放低维护国家主权的决心和意志。
五四运动发生后，新文化运动浪潮被终止，遵循的正是这一逻辑。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欧洲广泛存在的强烈民族主义、威尔逊民族自决理念、及1917年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芬兰、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的社会主义反抗运动等，无不吸引着中国留学生、知识分子及大量接受新式教育的学生们，去思考祖国的未来和方向；而旧社会正在走向崩溃的趋势，“迫使学生阶层以领导者和救世主的形象站到社会生活的前列。
据1915年教育部统计，政府出资建立的12万所新式学校中，在校学生达400万人；教会学校在1919年时拥有学生约50万人。据此估计，在1919时，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年轻人总数，累计应有1000万名左右。②
他们继承了知识阶层以国家为己任的传统，认为读书的目的就是强国、救国。
通过对外国的接触，他们不断产生各种新的想法和动力。”③从帝国主义和国内战乱的双重苦难中拯救祖国的强烈使命感，使一批知识精英们陷入了带有强烈欧洲化色彩的思想运动和文化革命之中。
下一篇介绍：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背景，敬请期待！
【本文完】
注释
①参见：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第395页。
②参见：[美]费正清著，中国：传统与变迁，第330页。
③[美]费正清著，中国：传统与变迁，第3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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