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钞53.30元，作为我们的火葬费；九月份房租55.29元请代付；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被卫兵取走，以存单三纸共370元作为赔偿.....600元存单一纸给保姆周菊娣，作为过渡时期的生活费。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辜受累。”
1966年9月3日凌晨，刚刚被卫兵抄家的傅雷夫妇从一张浦东土布做的床单上撕下两长条，打结挂在铁窗窗框上。他们像往常一样仔细安顿好所有代办的事，然后踢开脚下的方凳，上吊自尽于铁窗两侧。
9月3日上午9点，傅家保姆周菊娣打扫卧室，敲门久无人应。于是轻轻拉开房门，只见傅雷吊挂于窗框上，妻子朱梅馥睡倒在地上，二人已然没了气息。
直到十点左右，当户籍警左安民闻讯赶到傅雷家中，发现了一个放在书桌上的白布包，里面有傅雷的亲笔遗书和几个信封。信封里装着钱和物，归类整齐，一目了然。
就这样，中国翻译界巨匠傅雷先生与妻子，在被运动所裹挟的无尽长夜中，怀着愤然，溘然而逝。以死作证，以示清白。
值得一提的是，傅雷夫妇临终前在地面上铺了一层厚厚的棉胎，以免踢开方凳时发出过大的声响，吵醒还在睡梦中的邻居。
1908年4月7日，傅雷出生于江苏省南汇县（现上海市南汇区）固浦镇鱼潭乡。4岁时，其父傅鹏因受反派劣绅陷害，被捕入狱，三个月后在郁闷中离世。
当时傅雷的母亲只有24岁，一直为傅鹏入狱之事奔波操劳，疏忽了对子女的照顾与管教，以至于傅雷年幼的弟弟和妹妹相继夭折。短短一年之内，傅家连遭横祸，只剩傅雷与母亲相依为命。
孤儿寡母，艰难生存。多舛的命运使得傅雷的母亲对唯一的孩子严格管教，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傅雷身上，不允许他有丝毫怠慢。傅雷到了7岁，她便请来私塾先生教导傅雷读书。每当上课时，傅母就坐在旁边，一面做针线活，一面监视傅雷的一举一动。她虽不识字，却听得仔仔细细。晚间傅雷给她复述功课时，竟能一眼指出其中的错处。
寡母严教，再加上无依无靠的身世，让傅雷自小就十分努力。在别的孩子还贪玩的时候，他早已伏案桌前，刻苦读书。漫漫长夜，青灯一盏；寒冬酷暑，笔耕不辍。如此苦读了几年之后，傅雷早把四书五经等国学经典背得滚瓜烂熟了。
1927年12月31日，拥有远大眼光的傅母把儿子送到上海黄浦江码头的一座法国邮船上，她变卖资产，自费让他赴法留学。唯一的独子乘邮船离开，母亲在码头的寒风中上伫立凝视，久久不忍离去，直到那只邮船变成了画卷外的一滴墨点，消失在茫茫天际中。
图 | 傅雷在法国
学成归来 成家立业留法四年让傅雷的思想见地和文学素养有了很大的提高。他在巴黎大学文科听课，同时又去卢浮美术史学院学习。这四年间所获得的娴熟法语技能与丰厚的西方文化知识，为傅雷日后致力于法国文学翻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这期间，还发生过一小段热烈又短暂的异国罗曼史。傅雷在巴黎大学邂逅了一个金发碧眼的法国姑娘玛德琳，几次接触后，两个年轻人互生情愫，陷入爱河。
当时傅雷已与老家青梅竹马的远房表妹朱梅馥定下婚约，虽是口头承诺，但也令他感到非常困扰。最终他下定决心，写了封长信给母亲，说明婚姻应该自由，退掉与朱梅馥的婚约。写信时洋洋洒洒一气呵成，可是到要寄的时候，他忽然没了勇气，转交给好友刘海粟代寄。
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末，留洋的严谨中国青年与当地热情奔放的法国女郎，在性格与生活习惯上有着巨大的差异，终究不能维持长久的恋爱关系，有的只是电光石火，转瞬即逝。果不其然，在几个月之后，这一对热恋中的情侣终于分手了。
可是这距离他寄出那封要求母亲解除婚约的长信已有一段时间，他懊恼自责，悔不当初。都怪自己年少轻狂，事到如今，退也不是进也不是，双倍的痛苦煎熬着他的心灵。就在这关键时刻，好友刘海粟拿出了傅雷交给他的那封信——原来他一开始便觉得不妥，所以一直保存着，没有寄出！
看到信的那一刻，傅雷喜悦极了，好像一个绝望的囚徒忽然被释放了，一身轻松。但他同时又觉得十分内疚，毕竟自己确实写了这封信，无论如何都伤害了表妹朱梅馥。
1932年傅雷回国，第一件事就是在上海的一家饭店与朱梅馥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对于这失而复得的爱情，傅雷倍感珍贵，认定了朱梅馥是他此生唯一的爱人。夫妻二人婚后相互扶持，共同进退。从此琴瑟和鸣，伉俪情深。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傅雷回国后对待自己的翻译工作非常严谨，这与他自小养成的一丝不苟的性格有关，也是他在文学领域追求完美的体现。
傅雷人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书桌上度过的。他是个有话直说，嫉恶如仇的人，总是与流俗的气氛格格不入，无法与人共事。傅雷自己也觉得：像他这样的人最适合深居简出，躲在书房里平心静气地翻译那些法国大部头。据保姆周菊娣透露：傅雷先生每天早上8点起床，9点到12点半工作，下午2点又回到书桌前，7点才吃晚饭。晚间看书，写信至深夜。
“翻译工作要做得好，必须一改再改，文字总难一劳永逸。”傅雷曾说道。他一直秉承着这样认真的态度对待翻译，耗费再多心血也在所不辞。
在新中国成立前，他译过《托尔斯泰传》，可是新中国成立后却不愿再版。他在动笔之前，总是把原著看了四五遍，每一遍都加点注释，把它弄懂弄通透了，直至对名著的神韵风格了然于心，才动笔开译。“我才看过托尔斯泰几部作品呢？我不该那样轻率从事的。”他这样责备自己，后来就再也没有再版《托尔斯泰传》的傅雷译本出现了。
最让人敬佩的是他译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那是本长篇巨作，多达百万言。傅雷从1936年开译，到1939年结束，花了三年功夫才译完。后来他重读原作，总觉得先前的理解不够深刻，又在1950年初，花费近两年时间重译了这本名著。
傅雷先生多年如一日地在翻译土地上默默耕耘，毕生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便是把法国文学巨匠罗曼·罗兰、巴尔扎克、伏尔泰、梅里美的名著转换成优美含蓄的中国文字，带给广大的中国读者。他的译文以传神为特色，更兼行文流畅，用字丰富，工于色彩变化，每一篇都是中国翻译领域的巨作。
图 | 傅雷与妻子朱梅馥
风雨飘摇 不屈不挠1957年7月6日，傅雷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识别右派分子之不易》的文章，语调是乐观诚恳的。一个月后，上海的报纸便点名批评了傅雷。同年8月26日，傅雷在市政协举行的会议上再度受到批判，他虽自认“是一个有糊涂思想的普通人民，属于中间分子”，但会上的批斗气焰却很高，直接指责他“亲美”、“反苏”。在那个年代，“反苏”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一旦被扣上帽子，便很难开脱了。
最终在1958年4月，上海作协整风，彻底将傅雷划为右派分子。
短短一年时间，傅雷从上海作协新任*，一下子变成了“中间人物”，最后跌入右派分子的深渊。傅雷靠译书为业，他没有工资，以稿费为经济来源。当时在江苏路的房子是他租的，每个月月租56元，伙食费48元，此外他还负担着两个孩子的教育费用。虽然那时傅雷已是著名的翻译大师，但在经济上却一直不是很宽裕。
“右派分子”事件一出，再也没有出版社愿意接受傅雷的译本了。1958年，傅雷把巴尔扎克的《塞查·皮罗多盛衰记》译出，寄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结果被束之高阁。1959年五月，傅雷又把花费一年多时间译出的丹纳的《艺术哲学》向“人文”寄去，这本书还是1957年“人文”向他特约，派编辑王任叔来上海去找傅雷当面说定的，然而寄出之后又是杳无音信。
“作协批判爸爸的会开了十多次......人瘦了许多，常常失眠，掉了七磅。工作停顿，这对他最是痛苦，常常心神不定......”傅雷夫人在寄给儿子傅聪的信上这样写道。那几年傅雷一家生活困苦，备受排挤，十分艰难。
当时上海文艺界一位好心的领导石西民看不下去，想解救他于水火之中。他悄悄找傅雷谈话，劝他承认自己说错了一些话，把检讨的调子唱得更高一点。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哪怕是说“实质上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也行，只要深刻反思一下，就能过关。
可是傅雷是个一生坦荡，秉性刚毅的人，没有媚骨，唯有傲骨。他冷冷地拒绝道：“从来没有廉价的检讨，人格比任何东西都可贵，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无法做那样的‘深刻检查’！”
1966年8月30日晚11点多，一群挂着袖章的革命小将凶神一般闯入傅雷家中，为了清查右派分子的“造反证据”，他们在傅雷家里展开了一场长达四天三夜的大抄家。花园里盛开的月季被连根拔掉，书柜里的来往信件全被烧毁，边边角角无一漏过。终于在阁楼里查获了傅雷的“反党罪证”。
那是多年前朱梅馥的姐姐寄存在傅家的一个箱子，里面有一面早已生锈的小镜子，背面嵌着蒋介石的像，还有一本印着宋美龄照片的旧画报。
“大右派傅雷不老实”“打倒傅雷”“傅雷必须低头认罪！”在卫兵小将们漫天的叫嚣中，傅雷夫妇被迫跪倒在地。傅雷面色冷漠，面对卫兵对“罪证”来源的咄咄逼问不为所动，他知道一旦说出来，就会害亲友无辜受累。
1966年9月2日的中午1点，那些抄家的卫兵终于兴尽而返。次日凌晨，傅雷夫妇双双上吊自尽于家中。他们坦然地走向死亡，用死亡来抗争。
“菊娣，真对不起，害你受惊。”这是傅雷夫妇自*前，对被卫兵吓到的保姆关切又自责的安慰。记得那天晚上傅雷夫人嘱咐她好好休息，明天少买点菜。多年后保姆被采访时一想起这件事，眼泪就无法控制地流了出来。
傅雷的一生追求，是做一个德艺兼备，人格卓越的文学艺术家。他生于艰难，死于危难，为中国翻译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成为一代巨匠，又把儿子傅聪培育成音乐界的杰出人才。他于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后来在1979年上海市文联举行的追悼会上才被平反。
虽然傅雷夫妇已辞世多年，但他们的不卑不亢的高风亮节和优秀卓越的教育方法，仍然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青年。
文 | 周思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