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尘。图源：摄图网
实际上，中国地区的沙尘暴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的越来越频繁出现，与各个时期的气候冷期、干旱背景也有很大关系。
史学家总结发现，当气候进入冷期，西北与北方遭遇长期干旱，少数民族不断南下侵扰的魏晋南北朝、辽金，以及明末到清中期等游牧民族南下时期，恰恰也是沙尘暴记录的高峰时期，因为冷期与干旱造成草原的退化和沙地沙漠的形成扩大，从而为沙尘暴提供了广泛的策源地，这也可以看做是少数民族南下的气候与环境背景。
但气候环境的循环古已有之，为何在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后，沙尘暴才开始形成越来越肆虐之势？
从世界范围来看，沙尘暴在全球共有四个高发区：这分别是非洲撒哈拉沙漠南端、澳大利亚、中亚地区、美国西部和墨西哥北部。
在中国，沙尘暴的策源地则有四大源区：分别是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地区，甘肃河西走廊和内蒙古阿拉善盟地区，内蒙古阴山北坡及浑善达克沙地毗邻地区，蒙陕宁长城沿线。
▲中国主要沙漠、沙地分布。图源：网络
而中华先民的不断拓荒开边，则是沙尘暴加剧的重要原因。
公元前121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派遣霍去病出击右匈奴，大汉帝国拓地千里，将今天东起兰州、西至敦煌的整个河西走廊首次纳入华夏版图，此后，汉帝国在河西走廊设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四郡，随着河西四郡的设置，中华先民也开始了对原本水草丰美的河西走廊的移民拓边。
两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从西北的河西走廊到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再到黄土高原，中华帝国的人口也在增长。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数据是5959万人，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的数据是5291万人，考虑到人口逃逸等问题，人口学家估算唐玄宗时期，中国人口实际已达8000万人；
到了南宋光宗绍熙四年（1193年），南宋加上金国、西夏、大理等国，人口学家预测当时中国人口已破1亿。
随着中华帝国的人口增长和边疆拓荒，曾经在《汉书·西域传》中频繁出现的楼兰、龟兹、且末、精绝、莎车等绿洲古国逐渐消失，并被不断扩大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所吞噬；
这种沙漠化的趋势，逐渐从西向东，向中华文明的腹心地带扩张。
从汉代开始，原本森林密布的内蒙古阴山、河西走廊，在中华先民的开发拓垦下，许多地方开始从森林、草原退化为戈壁、沙漠；
在河西走廊以东的甘肃天水、陇西一带，西汉时期，那里还是“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的森林茂密之地，然而三四百年后，到了曹魏景元四年（263年），当司马昭率军西征羌人时，灵州（今宁夏灵武县）等地已经是“北临沙漠”；
而在五胡十六国时期还是水草丰美的统万城（位处今陕西靖边），到宋代时开始“深陷沙漠”，被不断扩大的毛乌素沙地所吞噬；
统万城对面，原本水草丰美的乌兰布和地区，由于秦汉时期，中央政府为了抵御匈奴入侵，在河套平原大规模屯垦驻军，以致草原植被遭到大规模破坏，到了北宋时期，原本属于草原的乌兰布和地区成为了“沙深三尺，马不能行，行者皆乘橐驼”的沙漠地区。
可以发现，在中华先民不断的拓荒开垦中，从新疆到河西走廊再到河套平原地区，沙漠和沙地的扩张从西向东不断蔓延，而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不断加剧的沙尘暴记载，正与这一历史时期的沙漠沙地从西向东的东渐趋势高度吻合。
除去人类无法左右的大气候环境影响，可以看出，中华帝国的不断拓边开荒，在不断扩张帝国边疆的同时，也带来了边疆环境乃至原本属于腹心地区的环境破坏，而破坏的结果，就是沙尘暴跟随着人类破坏的脚步，接踵而来。
1127年，时不时困扰于沙尘暴的北宋帝国，在靖康之变的耻辱中灭亡，但入主中原的金人很快发现，他们也将时常遭遇沙尘暴的苦恼。
金朝贞元三年（1155年）农历四月，刚刚将金国首都迁到中都（北京）才两年的海陵王完颜亮一觉醒来，发现整个北京城都陷入了沙尘暴的包围，当时，整个北京“昏雾四塞，日无光”，这场沙尘暴持续了长达17天之久，让完颜亮苦恼不已。
这场超级沙尘暴过后不久，金世宗大定十二年（1172年），北京城再次出现了沙尘暴“雨土”的记录，当时，北京城在沙尘暴包围下，尘土犹如下雨般从天而降；此后，金朝大定二十三年（1183）的三月和四月份，又出现了两次沙尘暴“雨土”的记录。
在中国沙漠和沙尘暴的挺进步伐中，这种从西向东的扩张，此前是从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河西走廊-河套平原-河洛地区蔓延，但从金人开始，随着金人定都北京，华北平原关于沙尘暴的记录也越来越多，这一方面是因为史官和记录者对政治中心关注度的提高，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随着帝国的首都北迁，对北京周边以及华北平原的生态环境破坏也日益加剧。
关注中国政治和经济中心迁移的趋势可以发现，中国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三千年来呈现出不断东迁的趋势，从长安-洛阳-开封，这种政治中心迁徙的背后，原因则是因为原本立都的关中平原，以及作为关中平原生态屏障的河西走廊、河套平原的生态环境不断恶化所致，而明末的农民大起义最早就是从生态环境最为恶劣的陕北黄土高原地区发端，并非没有根源。
另一方面，随着西北地区生态环境的趋于恶化，来自西北地区的匈奴、突厥、回鹘等少数民族势力也不断减弱，中华帝国的边防压力，也逐渐转移到了生态环境仍然相对较好的东北地区，由于从东北而来，这就使得建立金朝的女真人、建立元朝的蒙古人选择了在当时相对东北方向的北京立都，并依赖京杭大运河，不断吸取来自江南地区的财赋维持帝国运转。
困扰于沙尘暴的金国，最终在1234年被蒙古和南宋南北夹击灭亡，此后，蒙古人又灭亡南宋入主中原，为了营建大都城（北京），蒙古人在北京周边不断砍伐森林，使得北京周边的森林植被急剧减少，当时，仅仅1280年为了修建北京圣寿万安寺，蒙古人便派出军队四千人在北京周边砍伐了58600根木料。
随着北京周边森林植被的大规模破坏，元朝时北京关于沙尘暴的记录也越来越频繁：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二月北京“雨土”，元泰定帝致和元年（1328）三月“雨霾”，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三月“雨土霾”，至顺二年（1331）三月继续“雨土霾”，到了元顺帝至元四年（1338）四月，北京城更是出现了“天雨红沙，昼晦”的大沙尘暴。
历经金、元两代的破坏，到了明朝，随着朱棣时期从南京迁都北京，北京周边植被在休养生息几十年后，再次遭遇了大规模开发破坏，到了明穆宗隆庆年间（1567-1572年），大臣庞尚鹏就上奏说，北京周边的蓟州和昌平一带，由于森林的大规模砍伐导致“蹊径日通，险隘日夷”，由于森林消失，蒙古骑兵很容易长驱直入，因此庞尚鹏向隆庆皇帝建议，应该发动军民多多植树造林，以巩固边防。
由于明代森林的大规模砍伐，根据史*载，从明朝有沙尘暴记录的1441年开始，到1644年明朝灭亡，204年间，史书中共出现了97次关于沙尘暴的记录，由于可见沙尘暴的愈演愈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