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尘中的故宫。图源：摄图网
在新疆楼兰、陕西统万城在黄沙侵袭下逐渐荒废同时，沙尘暴的脚步，也从西向东，从北向南，开始了不断扩张的旅程。
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4月5日，山西大同、怀安等地开始出现沙尘暴，以致“昼昏晦不见”，这场沙尘暴在当晚就刮到了河北晋县“夜黑风飞瓦”，然后又挺进安徽安庆等地造成当地“黄雾四塞”，两天后的4月7日，这场沙尘暴的尾货又抵达上海，开始了一场持续三天的风霆和降尘，造成上海“午刻大风扬沙,雨黑霆三日”。
如果说沙尘暴在唐宋以前更多是局限在西北地区，唐宋开始，沙尘暴开始不断向东波及洛阳、开封等地，而从明清开始，关于沙尘暴从北向南不断吹到长三角流域的记录也越来越多。
进入清代后，随着雍正元年（1723年），清朝普遍推行“摊丁入亩”，正式取消实行了两千多年之久的人头税，此后，大清帝国在政策利好，和番薯玉米马铃薯等高产美洲农作物广泛传播等农业革命刺激下，开始出现了人口大爆炸，到了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当时中国人口突破了3.13亿人，到了道光十四年（1834年）更是突破了4亿大关。
随着人口的大爆炸，为了应对不断膨胀的人口压力，以及加大拓荒、舒缓财政压力，清朝官方在初期湖广填四川的基础上，开始不断鼓励边民移民新疆、闯关东、走西口，这就使得东北部原本水草丰美的科尔沁草原、呼伦贝尔草原等地也逐渐退化成为沙地，在此情况下，中国的沙尘暴策源地，西起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东至内蒙古与东北接壤的呼伦贝尔沙地，这长达数千公里的沙尘源区，也使得大清帝国开始面临越来越严峻的生态压力。
就在大清帝国人口不断膨胀的同时，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3月23日，河南开封、尉氏等地出现了沙尘暴“大风夜作，黎明天赤如血，雨土竟日”，随后，这场沙尘暴又席卷河南汶上，以致当地“天色红如血，稍间变为黑云、漫天大风，昼晦，人对面不相见。”接着，这场沙尘暴又迅速南移途经安徽沛县、巢县、无为，到了3月24日，这场沙尘暴已经到达上海、浙江湖州、桐乡等地，造成这些地区“雨黄沙两日方止。”
在这种沙尘源区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北京的沙尘暴记录也越来越多，到了晚清时期，状元翁同龢就在日记本里，不断记录着北京的沙尘暴，例如：1862年5月18日“黄沙张天”；1863年5月6日“黄沙蔽天”；1864年4月4日“大风落沙”；1865年3月22日“黄尘漠漠”；1866年5月27日“飞沙走石”；1867年3月23日“大风尘霾……黄沙漠漠者竟日”。
北京城这种越来越频繁的沙尘暴记录，背后彰显的，正是明清人口大爆炸、边疆拓荒屯垦不断加大导致的生态大破坏，到了晚清时期，1891年3月22日，德国驻华使馆翻译生佛尔克就在书信中说：“最近一段时间……风沙很大。对于散步来说，街道上的尘土原本就已很厚了，现在尘土都盖满了墙壁。这种沙尘暴是从蒙古的沙漠里来的，大多要刮好几天。它们无孔不入，哪怕在密闭的屋子里，所有的家具仍然蒙上了厚厚一层土，甚至手绢上也是一层土。”
这种沙尘暴，也让长期居住北京的老外们感觉到郁闷绝望，1897年1月，德国驻华公使夫人伊丽莎白·冯·海靖就在日记中写道：“我对北京街道的物理反应，如同让我亲吻一个对我来说十分恶心的人。……天上刮着可怕的沙尘暴，屋外的严寒冻彻心骨。”
到了民国时期，北京的沙尘暴有增无减，1917年3月，美国著名记者爱伦N·拉莫特前往觐见民国总统黎元洪，没想到路上遭遇沙尘暴，当抵达总统府时，拉莫特和她的同伴们“变成了一群宛如从沙堆里刚刚打过滚再站起来的人……所有这些对我们个人的外表来说都是灾难性的”，多年以后，拉莫特将自己于1916和1917年从中国写给亲友的书信结集出版，并特地取名为《北京的尘土》，在书中拉莫特郁闷地回忆北京的沙尘暴说：
“他们说一个人不会体会朽烂的意义，直到他看到北京。”
那时，古老的中国正酝酿巨变，而这些从明清至民国愈演愈烈的沙尘暴，其背后所暗藏的生态巨变，正是辛亥革命等一系列伟大革命背后的环境动力，而从晚清开始中国长期的剧烈动荡，背后都有着沙尘暴所代表的生态恶化等慢变量的长期影响。
因此，当我们回顾历史时，才发现环境保护，从来就不是一句空话，我们总是关注于帝王将相等表面的政治风云，却忽略了生态环境这个暗变量和慢变量对历史的冲击和催化。
所谓天人合一，并非虚谈。
▲新中国建立后种植的三北防护林中的呼伦贝尔林带。图源：图虫创意
（来源：最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