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十里丰监狱九监区，是全省唯一一个集中关押男性艾滋病罪犯的监区。自监区成立以来，刑务室办公桌的第二格抽屉里，一直放着一盒艾滋病阻断药，每年更换一次，目前已是第18盒。
今年，九监区18岁了，迎来了“成人礼”。让我们走近和它一起成长的民警，聆听属于他们的故事。
“来这里工作的
都是英雄”
“来到刚成立的九监区时，心里肯定是忐忑的。但妻子鼓励我说，老党员就该带好头。”2004年盛夏，楼永辉来到九监区。“第一步，就是重新认识艾滋。”他回忆，当时监区请来疾控专家上课，并为民警配备了防护装备。
“既要防止职业暴露，又要确保教育改造工作有序进行。”楼永辉说，九监区创建之初，艾滋病罪犯监区没有成熟的经验和模板可供借鉴。“我算得上最早的规章起草人之一，大家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
工作步入正轨后，这里的民警依旧很少对外提及自己的职业，尽可能避免家人朋友的过度担心。
与此同时，曾经一段日子，民警和艾滋病罪犯谈话，得隔着监舍门。然而，铁门隔出了安全，也隔远了人心。
“第一批收押的罪犯里，有好几个顽劣危险人员。为了帮助改造，我们把他们带出了监舍门，面对面教育。”说起当时的情况，楼永辉仍然捏把汗，“虽然做了防护，心里还是紧张的。”
其中一名罪犯李某，就一度频繁自伤自残。民警多次与他谈心谈话，了解到李某牙齿常年疼痛，社会医院多次拒绝救治，医务民警当即找来工具为他诊疗。
拔牙时，李某看到民警毫不在意溅到防护服上的血渍，顿时哽咽。待牙疼症状减轻后，李某主动找到民警，敞开心扉聊起了自己的心酸过往，“不被歧视的感觉很温暖，往后我一定要积极改造。”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在九监区18年，我觉得，能来这里工作的，都是英雄。”楼永辉的眼睛逐渐湿润，“我们面对的犯情极为复杂，心理压力更是不言而喻。但穿上警服，就要担起责任。”
“不出事
就是最大的本事”
“我是2011年来的，遗憾的是没赶上九监区草创的那段日子。”监区长李永剑感慨道。十年来，他跟民警说得最多的话，是“不出事就是最大的本事”，这句话也深深烙在每个民警心上。
如何做到不出事？把事情踏踏实实做好，是唯一的答案。每逢执勤，李永剑两眼一睁，就开始忙碌。民警执勤情况、罪犯谈话记录……李永剑都事无巨细地了解。
“我们面对的罪犯是特殊群体，仅仅做好核心制度还不足以稳定犯情。”李永剑说，“我们的民警还得在其他事情上下功夫，比如修心教育、心理疏导。”
这就不得不提起李永剑刚到九监区时创立的“剑哥工作室”，如今已发展壮大为“红丝带工作室”，致力于艾滋病罪犯个别教育、心理咨询与矫治等。
“我受监区长的影响很深，他在‘传帮带’时反复强调，要把艺术修心和矛盾化解紧密结合，通过文化浸润做好教育感化。到中队后，我特地走访了一圈罪犯，详细记下他们的爱好、特长和性格。”九监区一分监区指导员徐垠飞回忆，“当时，热爱音乐的罪犯们还成立了‘十一指’乐队。人有十指，我们民警作为罪犯走向新生的引路人，便是第十一根指头。”
十指连心，作为乐队“经纪人”，徐垠飞尽心尽力，为罪犯准备练习乐谱、申请乐器经费、策划演出舞台等等。在他的带动下，乐队主唱创作出《如果时光可以倒流》等作品，倾注满满悔罪诚意。
十年里，除了“红丝带工作室”“十一指乐队”，九监区还陆续创建太极拳健身队、修心书画社等社团。做这些努力，不仅仅为了“稳犯情，不出事”，更为了引导每一个迷途的灵魂走上正道。
“给职业生涯
设个‘期末考’”
“我是2019年来的，在九监区年份不多。别人都不理解，我一个老同志，没几年就要退休了，怎么还跑来这里‘吃苦’。”民警林卫明笑着说，“我就是知道九监区犯情复杂，特地给自己的职业生涯设个‘期末考’。”
林卫明是转化顽危犯的一把好手。遇到困难，他总是第一个说“我来解决”。
帕某曾因无理诉求被拒绝，用头撞墙威胁警官。林卫明赶赴现场后，一边询问帕某伤势，一边有理有据批评他。帕某情绪很快稳定下来。
“当时，看着帕某把血抹得到处都是，心里一阵紧张。林叔到场的时候，我就踏实了。”2020年入职民警曾琳琳回忆，“林叔遇事沉着冷静，能分清事情轻重缓急，教育罪犯也总切中要害，是我学习的榜样。”
随后的日子里，林卫明总是找帕某聊天，带他参加各种修心活动。“我就一个原则，把道理辩明白。他觉得受到不公，就把管理过程清清楚楚跟他讲明白，同时辅以合理关怀。他爱吃面条，就在饮食方面尽可能地照顾。我们的关心，他是能记着的。后来，我看他喜欢种菜，就鼓励他通过绿植修心，不断灌输他呵护绿植与尊重生命是同一个道理。”
在林卫明的帮助下，帕某终于走上改造正轨。刑满释放前一天，他郑重地向林卫明道了一声“感谢”。
在九监区工作的3年，恰巧也是因为疫情封闭执勤的3年。林卫明身体力行，冲锋在最前线，经常主动要求将宿舍安排在分监区内。“条件虽艰苦些，但有情况能第一时间发现，我才更安心。”
来源：浙江法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