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的门口，一条“祝贺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被授予共和国勋章”的红色条幅赫然醒目。这里是屠呦呦研究员工作的地方，在这里，她让中国传统中草药青蒿走向世界。
中国是世界上生物种类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丰厚的生物资源给中药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得益于生物多样性，影响了生物多样性，又成为在开发中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典范，古老的中药始终与生物多样性交织纠缠，探索着相得益彰的路径。
濒临灭绝的野生药材
植物是药物的重要来源之一，人类利用药用植物的历史源远流长。我国历代经典药书中记载的药物以植物药为主，如《神农本草经》载药365种，植物药有252种，《本草纲目》载药1892种，植物药有1119种。近50年来，植物药的应用又有了长足的发展，统计显示，其数量已达11146种。
“欧洲等地的植被相对比较单一，我们国家的生物多样性则是比较丰富的，而且很多植物都是药用物种，都有独特的疗效。”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所长、濒危药材繁育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陈士林介绍，例如人参属植物，全球有近十个种和亚种，大部分都分布在中国；大黄属植物全球有几十种，中国占60%以上；淫羊藿属全球约有50余种，中国约有40余种。银杏、杜仲、大血藤等则是中国特有物种。
“这主要是中国植物区系来源的多样性形成的。”陈士林说：“中药得益于中国的生物多样性，很好地促进了中药的发展。”
然而，近年不断有“拯救野生药材”“濒临灭绝的野生药材”等新闻曝出，排除生态环境恶化、资源利用不合理等因素外，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毁灭式的采挖是导致野生药材资源日益枯竭的主因。
重楼是云南白药里的重要成分，作为名贵的药用植物，短短十年间价格翻了16倍之多，高价驱使之下，疯狂采挖、甚至灭绝性采挖不断上演。有关资料显示，分布于我国境内的野生重楼80%已被采挖利用，需要通过进口才能满足市场需求。
川贝母从2002年每斤300元左右的价格飙升至现在的2800元左右。年年高价导致采挖时间提前，本该在每年7月底8月初才能采挖的川贝，现在提前到6月底7月初。过度提前采挖导致川贝种子不能完全成熟，严重影响了其繁殖能力。
类似的还有中药白及，15年间价格上涨了40多倍。面对如此高的价格诱惑，药农便毁灭式地进行采挖。以前采挖药材就在村前屋后的近山，如今采挖野生药材要跑到离家几十里，甚至百里以外的远山。
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药用植物研究所杨世林、张昭、张本刚、林余霖的研究显示，《中国植物红皮书——稀有濒危植物》第一册收载植物354种，有药用植物168种。珍稀濒危药用植物中，含常用中药46种、大宗药材19种（27个植物种）。
这些药用植物均为野生种类。其中，降香黄檀现仅存两株母树；野生人参、杜仲等有名的中药材已很少见；银叶桂和土沉香残存的母树也已很少见。我国古代有名的上党人参产于山西、河北、河南和山东等省份，其发现与应用均早于东北人参，由于森林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及数代掠夺式采挖，在明代，山西等地的人参就已灭绝。
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提供的数据，据不完全统计，在我国处于濒危状态的近3000种植物中，用于中药或具有药用价值的约占60%～70%。
陈士林介绍，历史上，中药主要依靠野生资源，人工种植的种类非常少。但是上世纪50年代中成药产业开始发展后，对于中药材的需求量日渐增加，70年代末到80年代更是爆发式增长。
“很多中药材的药用部位都是茎皮或者根皮，采收药材基本上都是以整株植物的死亡为代价的。如果依靠野生资源作为工业原料，一般一两年这种植物资源就被破坏至濒危，中药的发展可能就面临无药可用了。”陈士林介绍，也正是从那时候开始，野生中药材的人工种植业开始发展起来。
能够扶贫的保护方式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网站上有一个“中医药扶贫”的专栏，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个借助中药种植脱贫致富的生动故事。
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林县者苗乡八亨村的贫困户农朝志没有文化，以前只知道在地里种稻谷或玉米，一亩地撑死收入也才1000多元。通过种植中药阳春砂仁，第二年就摘掉了“穷帽”。
黑龙江富裕县繁荣乡永丰村是一个典型的“留守村”，劳动力短缺和土地产出效益不好。通过种植防风种子，一亩地能产生12000多元的经济效益。外出务工的村民又回来了：“那地里产的不是药材，是‘金疙瘩’，种植中草药比外出打工都强。”
“以前黄精都是野生的，谁也没想过要人工种植。”贵州省黔东南州岑巩县凯本镇凯府村的藤召前从小就挖黄精卖，怎么也想不到，黄精从长在路边的野生植物，逐渐成为当地开展规模种植的大产业，给一个小镇带来上百万元的收入，带动2万余人次务工。
2017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五部门印发《中药材产业扶贫行动计划（2017-2020年）》，制定《中药材产业扶贫行动分工实施方案》。地方政府也形成合力，大力推进中药材产业发展。截至2019年8月，各级各类药业公司、农业公司及种植合作社等343个不同法人主体，已在29个省份建设685个中药材基地，涉及中药材240多个品种，建设面积约295万亩，带动贫困人口21万人。
与粮食作物相比，大部分中药材肯定有更高的经济价值。而且陈士林认为，贫困地区有着发展优质中药材产业的生态优势和后发优势。“这些地区大多分布在山区、丘陵区和高原区，很多都是中药材的原产地、主要产区。因为经济相对落后，当地自然环境污染、破坏的也比较少。中药材产地的道地性、种植的生态要求恰好可以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
陈士林说：“科技助力中医药扶贫开创了中国特色贫困地区精准扶贫新模式，现在很多地方也通过这个产业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地处西南边陲，经济极度欠发达，贫困户很多。陈士林的团队与文山苗乡三七科技园合作，依托当地的实业公司，成功选育出三七新品种，每年解决20万人次的农民就业，带动3500户农民脱贫致富。
如今，小小的三七变成当地的支柱产业，整个文山州的三七产业能够达到约170亿元。
2020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中，陈士林作为在“脱贫攻坚”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获得“第二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章”。
“目前，我国中成药工业所用的大宗中药原料大概80%以上来源于人工栽培品，仅20%来源于野生资源，但许多小品种还来源于野生资源。”陈士林认为，“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通过发展种植业保护了野外中药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实现对生物的开发性保护。”
“最典型的一个物种就是三七。”陈士林介绍，三七是中国的特有物种，被誉为“活血圣药”。“其实近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来都没有发现过一株野生三七。”
那为什么市场上还有充足的三七产品供应呢？陈士林告诉记者，就是通过野生变家种的方式把这个物种的产业发展起来了。“也就是通过栽培，让这个物种得以延续。”
“还有一个典型的物种是人参。在《红楼梦》里，即使像贾府那样的皇亲国戚也只能拿到一些人参沫，可见在当时人参就已经很濒危了。”话锋一转，陈士林笑着说：“现在我们老百姓都吃得起人参，为什么？还是因为发展了大量的栽培技术，通过人工栽培在大田里把人参资源保留下来了。如果没有这些现代的生物技术方式，我们很多野生物种可能已经没有了。”
新品种才有好未来
“中药产业想发展要有很好的技术支撑，这点是必须有的。”作为一位科研工作者，陈士林格外强调技术的重要性：“有好的新品种，有好的种植方式，应该就会有比较好的未来。”
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野生大豆品种资源，1996年的时候，全世界95%的大豆靠中国出口。但是国外从中国野生大豆中找到了高产又抗病的基因，通过现代科技选育出优良新品种抢占市场，现在国外反过来向中国大量出口大豆。
“在培育新品种方面，生物多样性应该说是我们国家长久发展必须要重视的一个战略环节。”陈士林介绍，如果不把生物多样性保护好，以后想做新品种的选育就会受到很大制约。“人参、三七这样的重要中药材资源很有可能也会吃大豆那样的亏。”
陈士林还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人参主要分布在我国，在韩国、朝鲜也有少量分布。但是韩国非常重视新品种的培育，在管理、品牌运行等方面都做得很好，而我国21世纪之前除了一些农家品种，几乎没有新品种，比他们落后很多。所以曾经一度在国际市场上，韩国人参的价格远远高于中国人参。
“现在，中国也开始补这些短板，这种差距正在逐步缩小。”陈士林介绍，通过加强现代生物学技术的引进、新品种培育、规范化种植以及药食两用等综合开发，十几年的时间，人参产业在吉林省已经达到几百亿的市场规模。
在文山，陈士林团队在构建了基于基因组学的“四阶式”新品种选育平台之后，成功选育出三七新品种。除了三七，还成功开展了人参、紫苏等多种中药材的新品种选育，提高了中药材品质。
据介绍，金银花是山东省的道地药材，种植面积占全国的60%以上，传统农家种植一直是主要用种来源。但时间一长，种性退化、种质混杂等现象开始出现。
为解决这一问题，山东启动实施良种工程，山东中医药大学承担起重大科技支撑计划项目，深入开展金银花新品种选育工作。
“我们第一个任务就是收集不同的种子资源，金银花的各个产区满山遍野去跑，一棵一棵的去查去看。”山东中医药大学药学院院长、教授张永清说：“在平邑县郑城镇就发现有那么一株，花开得相对比较晚，花蕾开得慢，并且颜色还有点发红，我们一看这个性状挺好的。”
科研团队将搜集到的资源带回实验室，经过几年努力，培育出的华金6号产量高出20%～30%，有效成分的含量要比其他品种高出2～3倍，目前推广种植面积近两万亩。
除了金银花，近年来，山东省还筛选出桔梗优良品种2个，徐长卿1个，丹参4个，鲁丹参1号推广面积已占全省丹参种植面积的30%以上，并被江苏、河南、四川等省份引进种植。
早在2006年，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就建立了我国药用植物的种质资源库，现在已经保存了几万份以上的种质资源，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也建立了国家中药基因库以及大量药用植物的种子资源圃。陈士林认为，这是生物多样性保护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和部分，如三七的研究团队就保留了一万多份优良的种子资源。
“如果没有生物多样性，袁隆平先生不可能进行水稻杂交实验，解决我们吃饭的问题。”陈士林认为，种质资源保护是一项非常漫长的基础性工作，应该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得到各方的关注。“如果不做这些工作，可能我们一些最基础的战略性的东西就会缺乏，最后受制于发达国家。”
作者：步雪琳 滕玥
来源：《环境经济》杂志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