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媛，贵州大学文传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文霄，贵州大学文传学院硕士研究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研究”（14CXW006）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
问题提出：
网络民族志的兴起与微信的认同凝聚
伴随着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互联网在全球的兴起，民族志这一传统的人类学质性研究方法也开始运用于虚拟网络空间研究。英国社会学家Chirstine Hine在2000年出版的著作《虚拟民族志》一书中对民族志研究在互联网中的运用可行性进行了系统的论证，网络民族志的主要研究田野在虚拟空间，主要研究对象就是群体或个人在网络虚拟空间中的行为及活动。
随着现代性对少数民族乡村社会的深刻的影响，少数民族存在的离散化导致村民们只能借助新兴的移动互联网络和社交媒体来维系乡村的社会秩序，特别是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微信成为了少数民族民众的重要的虚拟社交平台。许多以凝聚家族成员感情、传承本民族文化的少数民族微信群纷纷建立，在微信群中，根源于血缘、族群联结的成员们通过“想象”凝聚出对群体的归属感。
基于此，本文的基本研究思路如下：第一，为了展示微信群中的日常信息互动与行为模式，本文以贵州地区的一个彝族微信群作为考察对象来对微信群聊天记录文本进行量化的分析以考察信息网络和关键的节点；第二，揭示微信群中的社交互动网络和话语生成机制，特别是文本之间的关联以及互动对意义生产的影响；第三，对微信聊天记录分析基础之上，考察其中的民族身份意识呈现以及其对民族身份认同的影响；最后，探讨微信为代表的移动社交媒体对于少数民族身份认同建构的重要现实意义。
二
本文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阿乎老木家族微信群
在2016年，笔者所带领的调研团队赴毕节市普底彝族自治乡迎丰村就当地少数民族村民的新媒体使用情况及身份认同展开调查。该地大部分村民为水西彝族后裔，都加入了阿乎老木家族微信群，该微信群成为本地村民和邻近地区彝族成员进行交流互动的重要平台。阿乎老木家族微信群成员主要由分布于毕节市大方县与金沙县交界地区的龙、王、陈、松、高五姓所构成，家族成员主要分布的地理区域为贵州毕节地区的后寨、大寨、白果寨、普底、理化、木着底、仁和、大山脚、金沙、半坡、王家寨等十一个支系（地区）目前阿乎老木家族群共有成员241人，主要为该家族的直系成员或姻亲，涵盖了该家族德、成、培、厚四辈成员，成员多数是家族中年龄在18-40岁的较为年轻的一代。
（二）研究方法：网络民族志研究法与线下访谈法相结合
经过研究者的申请，由阿乎老木微信群管理者将研究者加入到微信群中，从2016年9月一直持续到2017年3月网络田野共计半年时间。在调查过程中，研究者只负责观察和记录微信群中的信息互动，不参与和发表任何意见以避免对微信群的交流产生干扰。
微信作为一种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的“写文化”，它既具有真实性又具有自反性（克利福德，马库斯，2014：43-48）；可以“放大”虚拟社会事实，也可以“深描”虚拟社会事实（田甲丙，2010）。就网络民族志而言，网络上的在线观察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可以隐藏自己机会，他不用面对面去观察研究对象的行为特征等，这为学者的观察提供了一定的便利性。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网络民族志所针对的“网络自我”和传统民族志所研究的“现实自我”两者研究对象的不同也导致了两者所能够观察和阐释的问题也必有不同。所以如果要“进行纯粹的、观察的网络民族志”，就需要将参与观察与（线上或线下）访谈结合在一起（库兹奈特，2016：54），有鉴于此，本研究主要采用线上民族志与线下的访谈相结合的方式来考察微信群中的信息互动对于少数民族的民族身份认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同时为了描述微信群内的信息互动与人际网络也采用了一些简单的量化分析加以辅助说明。
三
微信群的人际互动
与民族身份意识呈现
（一）“认同的传播理论”与微信群中的互动交流
本质上而言，认同不仅是个体的也是群体的和社会的，因此认同的过程也可以看做是个体如何将自我视为群体组成部分的过程。传播与认同的关系，既有自我传播的认同内化的一面，也有认同外化的人际互动传播行为，因此说传播的过程其实就是认同建构的过程。微信群中的日常聊天行为作为一种每日重复的交流互动，其话语和文字意义已经弱化，而是转化为一种人际交往的“中介”“润滑剂”，这些有时候看似“无意义”的日常聊天互动将群体内部的少数民族民众紧密联系在一起。
阿乎老木微信群成员多在外打工分布于贵州省以及广东沿海地区，在没有这个微信群之前他们除了和家人保持联系外很少和家族的其他成员有联系，而微信群的出现让他们再次聚集在了网络空间中。
对于如何让微信群成员建立这种互动联系，微信群从建群之初就重视强调家族关系以及家人的亲密互动，新入群的成员一般都会以家族中的辈分标记并介绍自己，并以家人的身份相称，通过日常的寒暄、互相问候来表达人情关怀。对于身处外地的成员来说，这种亲切的互动有助于她们感受到了家族的温暖和凝聚力。
少数民族民众在微信群中的日常互动有助于社会关系的强化和再生产，尤其是对于分散在不同地理空间的少数民族民众而言，这种日常的信息互动不仅是建构与故乡心理和情感连接的最简单而经济的方式，同时也是凝聚民族认同的重要粘合剂。
（二）微信群中的互动传播与民族身份认知
1.微信中的互动传播形态：少数人主导了微信群的交流
微信群互动交流的基本状态对于了解微信群用户日常信息互动具有重要意义，从实际情况来看，阿乎老木微信群目前拥有群成员共计241人，2016年9月14日至2017年3月14日182天的时间发布了84666条聊天信息，平均每天465条的聊天信息，微信群内的互动传播较为活跃。少数活跃用户主导了微信群的交流，并且用户生产内容存在不平衡性。在241名群成员中，1%的人发言占比为15.7%；5%的人发言占比为40.5%；10%的人发言占比为57.4%。在微信中少数人的发言占据了微信群的主要交流，大部分的成员都在默默地“潜水”，这种社群交流的“舞台效应”不仅在阿乎老木微信群中存在，在其他的微信群中亦有发现（禹卫华，2016：62）。
2.微信群内的主要交流符号：文本、语音和表情包
微信群用户在群里交流使用的符号与一般的人际传播或者大众传播有所不同，从整体上看，阿乎老木微信群中前三位的交流符号主要是文本、语音和表情包，三者加起来的比重占到了97.59%。
阿乎老木微信群与一般微信群不同，语音使用所占比重仅次于文本位居第二，在陌生人群聊时，语音会戳破神秘感，将本来隐藏的个人真实属性曝光，阿乎老木微信群中语音聊天的大量使用恰恰从侧面佐证了该微信群的熟人圈子的属性。同时，在族群内部的传播过程中语音能够形成一个集体参与的、不可分割的世界，凭借语音符号进行传播能够使得族群成员形成以“听觉——触觉”的集体无意识，充满人情味的语音符号亦有助于推动了社会关系黏性化发展（张岩，李晓媛，2015：88）。
3.微信群信息互动中的强烈的民族自觉
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教授在谈到中华民族的形成时讲道:“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 王希恩，1995：6）”。这里提到的“自在”与“自觉”是民族存在的两种状态，前者是指民族成员并未明确意识到本民族的存在状态；而后者则是指民族成员深刻感受到本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差异，并有意识地将自己与其他民族区别开来。阿乎老木家族微信群的信息互动中也可以发现少数民族身份从“自在”到“自觉”的这种过渡。对于群里的成员而言，这个家族群已不仅仅只是一个基于血缘而连接起来的网络社交平台，而是一个确认自身彝族身份的重要场所。
4.基于“差异”对比下的民族身份认知
随着微信群成员的强烈的民族自觉的唤醒，微信群成员迫切地开始寻找与其他族群的差异来表征自我。在这种差异化表征寻找过程中，彝语成为了一个重要选择。阿乎老木微信家族微信群的名字——“阿乎老木”为该家族的彝族名称的汉文音译，在微信群中每一个群成员都被要求更改自己群里面的名字，以“彝族名字 辈分 居住地”这样的模式来标记自我。彝语发音/汉字、彝姓/汉姓。彝族与汉族的“差异”在这两组对比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两者“差异”为“这是一个彝族家族，我是一个彝族”的意义在含蓄意指层预留了位置，让群里的成员自然而然地联想家族的历史传承，并最终接受与认可自己彝族的身份。
（三）微信群中的亲密互动与民族身份意识的强化
1.微信群中的人际互动网络与亲密关系
在新型的互联网平台中个体和组织被高度节点化（喻国明等，2015：3），以各种社会性质的社会关系为节点形成一种普遍多元的传播机制（陈卫星，2016：116），在社交媒体中节点也由此成为信息、意义生产与传播的双重主体。所以在研究微信群的社会网络结构中需要考察节点之间的关系，进而才能构建社会网络图以确认群体信息传播机制。微信群的节点关系分析主要通过观察微信用户交流是否使用@功能，这种@功能可以直接确定用户之间的关系，依据阿乎老木微信群中的节点之间的两两关系构建出了节点之间的共现矩阵，并使用Netdraw生成了微信群的社会关系网络图。
图中显示在阿乎老木微信群中，WPM、WM、ALHD、LZ、WYJ、WX均为微信群中通过@功能与其他人交流较为频繁的核心节点，多数热点话题的讨论大都与这几个核心节点有关。从社交网络关系图中各个节点之间的联系紧密和互动程度可以发现处于中心位置的节点这几位用户是微信群中的主要的信息生产者以及意见领袖。
2.微信群中的共识话题、社群结构与现实关系
节点和平台所形成塑造的关系网络决定了微信群中的信息互动的基本形态与群内的生态格局。在阿乎老木微信群中由于现实的家族关系、民族关系以及家乡关系的支撑使得微信群讨论的热点主要集中在家族、家乡和彝族有关信息。可以说该群所拥有的这种民族和家族认同感是其它微信群中所不常见的，阿乎老木微信群中文本聊天记录的词频分析也从侧面佐证了这一点。
3.意见领袖影响下的民族身份意识的强化
在微信群中，尽管每一个用户似乎都可以随时自由与群内其他成员进行信息的共享，但是由于每个用户所掌握的社交资源是不同的，所接触的信息也不一样，在微信群中位于信息生产与发布的中心节点的用户凭借自己所拥有的知识背景和社会关系进行着信息的生产与发布成为了微信群中的“意见领袖”。
以阿乎老木家族微信群的创始人LZ为例，由于其父为后寨支系的先生（主要从事宗教祭祀活动的人士），在LZ年幼时其父便重视对其的水西彝族文化的教育，因此相对于其他群里的家族成员而言，LZ更为了解水西彝族的祭祀文化方面的知识，而且是群中所有成员里唯一一个懂得且能熟练使用水西彝语的人。正是凭借其在水西彝族文化方面深厚的底蕴，LZ获得了在家族群中较高的威望与话语权。他在微信叙述中俨然是一个水西彝族历史文化的宣传大使和代言人，他所发布的内容大多都是和水西彝族文化相关的。仅2016年10月半个月的时间，LZ就发送了有关水西彝族的历史、丧葬、嫁娶等文化风俗介绍的微信数十条，还自发每日在微信群中义务教授群成员水西彝语。
LZ作为一个意见领袖控制着本群的话题交流动向以及对民族历史文化信息的解释权，其对这个家族微信群主要功能的界定是“唤醒大家的民族意识，对自己的民族有一个全新的认识。而不是以前别人强加给我们的，蛮子，倮倮之类的称呼。让大家知道我们是一个有文化的民族”。通过LZ的引导和群内其他活跃分子的积极跟进，在微信群中对民族文化信息的不断传播也强化了群成员对自身彝族身份的认同。
四
微信群中的
共同体想象与民族认同建构
（一）家族历史的集体记忆建构与共同体想象
通过集体记忆的选择性记忆和遗忘，少数民族群体的认同受到不断影响，在对过去所作出的合理化的解释中族群共同体的认同得以形成并确立。
2017年1月4日，微信群创始人LZ发布了《祭阿纳老祖文》：
吾祖阿纳，缝山开路，遇水建桥，披荆斩棘，风餐露宿，披星戴月，历尽艰辛，历经数月，终于抵达皇都，道明水西与朝廷之误会。明皇大喜，于后花园设晏款待吾祖阿纳。并赏金近百，赐银过千，绫罗绸无数。吾祖阿纳不为之所动，唯青睐身旁银杏。明皇见状，遂知吾祖之心意，并赠其银杏两枝。并诰封吾祖荣禄大夫之职。吾祖回乡，将银杏枝插于木佬垮，今白果村。时过600余年。今吾祖所植银杏，树干冲天，枝繁叶茂，如家枝族人。繁荣昌盛，人才辈出。感念吾祖，永感其恩。
这段正史中并未有记载的传说，通过在微信中被润色成一个真实丰满的故事而成为微信群成员关于自己来源的重要记忆。集体记忆与固有的民族想象和自我想象相联系在一起，在不同的语境下得到不同的理解，在此通过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下对集体记忆的理解，个体得以赋予集体记忆不同的意义，并将其内化为自己身份认同的重要参考。家族历史记忆的重建唤起了群里成员关于祖先与自己民族身份的共同想象。
（二）家族认同与民族认同的重叠与民族认同强化
“祖先认同”是民族认同的重要内容和工具，一方面利用其客观存在的“根基性”成为民族内部链接的纽带和外部边界的标记（雷翔，2010：28）。从阿乎老木微信群的信息互动来看，微信群不仅通过寻找祖先认同来强化家族成员的同根同源以获得一种先天的群体归属，同时对于自身家族身份的认同也会与民族身份的认同重叠起来进一步强化着民族身份认同。在群成员的认知中，家族常常和民族是混在一起的，在群里面“家族=彝族”“阿乎老木家族后人=彝族后人。”
另一方面，家族认同的主观选择性和对身份认同建构的“工具性”作用又使其成为民族认同的重要促进力量。对于一个微信群而言，如果将其视为一个封闭的场域，那么被赋予进入场域的权利本身就是一次对场域界限的反映。2016年11月23日，该家族群一成员的小姨子在微信群内发了一条“折翼的天使需要您的帮助——轻松筹”的微信，类似这种轻松筹的信息在微信和朋友圈中时常出现，一般情况后续的信息互动多数集中在对信息真假的界定、转发或者不予理睬等。在这条信息发布在阿乎老木家族微信群之后，群成员所作出的反映却是“不是家族人请自动离开”“是家族的事情吗？”“这个群是我们的家族群、不是亲戚群”，大家群起而攻之的不是信息本身而是发信息的人的身份，其被攻击并不是因为散布不良、不实信息，而仅仅是因为“我们这个群只能是我们阿乎家族陈龙王松高五姓的人可以进，其他的都不行。”
由此可见，阿乎老木微信群的建立本身就是少数民族民众对自身的民族身份认知的呈现，代表着一种基于共同语言、血缘、宗族、文化的一种群体身份认同。这种对于本民族身份的认同不仅有助于少数民族微信群的内聚力的巩固与强化，而且有助于维护自身群体的同一性，甚至形成群体的规范进而影响群体的决策和行为，群体目标和群体规范的统一、群体感情和群体归属的和谐稳固、群体凝聚力和向心力由此体现（许孝媛，孔令顺，2017：29）。
（三）微信群中的日常互动与民族认同的强化
微信群中的日常闲聊作为一种即时性的交流实践对于离散的少数民族群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交往方式，它使得分散于各地的少数民族成员能够回到“熟人社会”的场域中来。阿乎老木微信群里的聊天内容中常常有很多积极分子每天主动地发布一些有关彝族文化的图片或者网页等，促进了群体内部对于彝族的文化观念、风俗习惯和起源信仰的认同。
微信群中的彝语教学作为典型的日常仪式性的互动，对于群体少数民族身份认同也具有重要意义。阿乎老木微信群的绝大多数成员其实并不懂彝语，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用不上彝语，但是当他们意识到自己归属于彝族这一特定的群体的时候，他们就会采取群体成员的标准来构建自己的身份认同从而努力地呈现出与群体中其他成员相类似的特征。
五
结语
借助微信搭建起来的全新的流动空间中，人们既在一个与自身生活情境高度融合的空间中理解和表现自我，同时他们又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现实时空的限制，努力在网络上营造一种理想的“自我”和“别样”的文化情境（孙信茹，2016：17），在这一过程中共同的族缘、地缘、血缘等与生俱来的社会关系又得以在微信空间中呈现出一种新的可能性，即一种基于民族共同体的空间想象和文化表达。
微信群为阿乎老木家族的家族成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民族认同构建的场景，阿乎老木家族的后裔们加入到家族群中，利用自己在家族中的身份，通过回溯家族血缘传承、历史沿革及彝族文化，唤起自身对于彝族身份的共同记忆。微信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交平台成为少数民族成员寻求自己民族身份来源的重要根据地。而随着线上与线下的勾连，在微信群中所构建的民族共同体认同感也延伸到了现实世界，少数民族的民族身份认同也得以凝聚。通过社交媒体的构建民族身份认同，将为大众媒体在构建民族身份认同，尤其是对多民族聚居区域农村少数民族的民族身份认同的构建提供有益的补充，也将有利于缓解存在于这些地区的农村少数民族个体对于自身民族身份的认同危机。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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