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鸿渐的人物形象分析提纲（分析方鸿渐的讽刺意义） - 原点资讯

方鸿渐的人物形象分析提纲,分析方鸿渐的讽刺意义(1)

第二章为小说故事创造主人公 第二章为小说故事创造主人公

你必须为你的故事创造一个中心人物及其行为。

——悉德·菲尔德《电影编剧创作指南》

小说是虚构叙事文学作品，所以，小说作者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找到一个自己喜欢而又能吸引更多读者的故事。然而如果只是讲述故事中轶闻趣事的事件，抑或致力于描绘奇异风情的场景，往往无法写成一部好的小说作品。要使小说故事吸引读者的叙事期待，抓住读者的阅读注意力，引起读者对小说故事的感悟和反思，作者必须为自己的故事创造一个故事主人公，一个故事的中心人物。电影编剧如此，小说写作也不例外。也就是说，在构思故事核与撰写故事大纲的过程中，作者应该首先明确故事的主人公，要通过主人公的行为所形成的事件来设计小说故事的中心人物。这不仅因为作者先要设定小说是叙述谁的故事，而且在于作者要搞清楚这样一个问题：小说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第一节　主人公应是什么样的人物

如果说确定小说主人公是设计故事核和故事大纲的基本前提的话，那么，从故事素材中找出了谁是小说故事的主人公之后，作者至少要考虑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让读者理解和接受自己塑造的故事主人公；二是，如何从主人公的视野来设计故事大纲；三是，如何通过主人公的行动来推动故事的变化。

一、主人公是一个异于常人的好人

无论性别、年龄、身份、职位等角色差异，小说故事中的主人公都应该拥有常人所不具备的东西，也许是人生经历，也许是身体特征，也许是性格偏好，也许是价值观念。可以说，异于常人的特性使作者能够为自己的小说创造一个独一无二的主人公，而好人的品质则使主人公能够在更广的范围内令人理解、引人同情或受人尊重。

1．主人公是一个身体上异于常人的好人

一般地讲，要使主人公身体上异于常人往往有两种策略，一是主人公身体上存在非常人缺陷；二是主人公身体上拥有超人异能。当作者把故事主人公设定为一个身体上既有缺陷又有异能的好人之后，小说的故事也许会变得充满传奇或神奇的色彩。

例如，美国作家温斯顿·葛鲁姆的小说《阿甘正传》叙述了一个智障男孩的励志故事。主人公阿甘先天弱智，智商只有75，他的腿也要用金属支架来矫正。所以，阿甘是一个智力和生理上都有缺陷的人物。可是上学以后，阿甘的身上却发生了奇迹。在遭到一些坏男孩欺负时，因女同学珍妮在边上的提醒，阿甘拼命逃跑，结果把金属支架弄散了，越跑越快，阿甘拥有了超越人类跑步速度极限的特异能力。因为这个身体上的异能，阿甘被大学破格录取，进了橄榄球校队。大学毕业后阿甘成了一名军人，因为阿甘只知道服从长官的命令，没有其他的杂念，被部队教官赞赏，并屡立战功。战后，阿甘成了英雄，还得到总统给他颁发的国会荣誉章。最后，阿甘欣喜地发现自己和珍妮有了一个漂亮的儿子。珍妮病死后，阿甘带着自己的儿子去搭上学的校车。

由此可见，阿甘是个身体上有特定缺陷的好人。他从小是个智障孩子，因双腿的疾病，要用金属支架来矫正。但阿甘又是一个心地善良、乐于助人、诚实进取的人。所以，阿甘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智力和生理上存在缺陷的好人。从小说的字里行间，我们不难感觉到作家用一种轻松而深情的笔触，在阿甘的第一人称“我”的调侃和诙谐的叙述中隐约地传递出作家对阿甘的同情和赞许。不仅如此，作家还给阿甘设计了一种超越人类跑步速度极限的特异能力，弥补其智力障碍上的缺陷。因此，阿甘是一个身体上异于常人的好人。

2．主人公是一个性格上异于常人的好人

人的性格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每一种性格特征都有其优势，也有其劣势。如果一个人有着性格缺陷的话，在现实生活中自然不会讨人喜欢。然而在小说故事里，作者却时常把自己的主人公设定为一个性格上有缺陷的好人，即一个性格上异于常人的好人，让主人公直面自己的性格缺陷，表现、回应或改变其性格缺陷，并以此为主人公的故事设置种种挫折、尴尬和苦难，引发读者的关注和同情或反思和批评。

例如，钱锺书的小说《围城》的故事主人公方鸿渐是一个有性格缺陷的好人。抗战初期，方鸿渐从欧洲游学回沪后住在已亡...

应该看到，方鸿渐是具有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特点的小说人物形象，虽然才气横溢、博闻强识，却有着性格的缺陷，诸如为人敏感懦弱、处事犹豫被动，缺乏男子汉的魄力和果断。但方鸿渐却又是个好人，善意待人，调侃他人的同时又不忘自我嘲讽。就是这样一个有着性格缺陷的好人，在回国的邮轮上被鲍小姐勾引和戏弄；回沪以后被自己所不爱的苏文纨追求，却又不敢直言回绝；与苏文纨的表妹唐晓芙一见钟情后，心里想着追求行动上却又不敢当面表白，结果因唐晓芙的误会而中途夭折；遭到三闾大学校方排斥而离校后，匆忙地和孙柔嘉结婚，把婚姻当成事业失败的避风港，又因夫妻之间鸡毛蒜皮的小事，与妻子争吵不绝，最后想要逃出婚姻之围城。正如作家借小说故事中的人物所言，“婚姻像一座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而方鸿渐却因为性格的懦弱和被动，两次婚姻几乎都是出于无奈和匆忙，前一次是父母包办的无奈，差一点不明不白地走进婚姻的围城，而未婚妻的亡故使他稀里糊涂地被抛弃在婚姻的围城之外。后一次是因个人事业失败的匆忙，跌跌撞撞地进入婚姻的围城，却又因琐事争吵，无奈地想要离开婚姻的围城。方鸿渐只有一次被爱神之箭射中，却又因自己的被动性格而被唐晓芙拒绝在婚姻的围城之外。

3．主人公是一个价值观上异于常人的好人

一个人的价值观念总是涉及其生活态度、价值取向和人生信念等多个方面，而作者也往往会在自己的小说故事主人公身上自觉或不自觉地传递出隐含作者的叙述声音。所以，主人公是一个价值观上异于常人的好人，不仅意味着作者可以从情感包袱或生活遭遇的故事层面上设计主人公的价值观念，而且也能够通过故事及其主人公的价值观传递出某种价值观主导的小说主题。

例如，在莫泊桑的小说《项链》中，故事主人公玛蒂尔德是个有着爱美虚荣价值观的好人。玛蒂尔德有着花容月貌的姿色，却因出生于小职员的家庭而无缘结识有钱有地位的男子，只得嫁给了教育部的一个小科员，过着简朴寒酸的生活，没有漂亮的衣服，没有珠宝首饰。所以，玛蒂尔德心里一直有个愿望：如何使自己身上的服饰能配得上自己的美丽容貌。显然，爱美是一种普世性的价值观念，本身无可厚非。但在玛蒂尔德看来，是自己的小职员的家庭和小科员的丈夫剥夺了她的美丽容貌所应得的东西。所以，她的内心深处总是期盼着有朝一日能拥有与自己容貌相配的穿戴，希望能够讨男人们的欢心，让女人们嫉妒。这样，作家巧妙地给玛蒂尔德的爱美*中掺入了虚荣的价值取向。于是，作家将爱美虚荣的价值观设定为玛蒂尔德的行动依据。出于爱美虚荣，玛蒂尔德向女友借了一条项链，才去参加丈夫单位的舞会；又因爱美虚荣，玛蒂尔德在舞会上得意忘形而丢失了项链；还是因为爱美虚荣，玛蒂尔德没有勇气跟女友说出丢失项链的实情，借高利贷去买了一条款式相同的项链，还给女友。所以，玛蒂尔德的借项链、丢项链和赔项链，都是其爱美虚荣的价值观使然。

当然，玛蒂尔德是个好人。她因为参加一次舞会，把女友借给自己的项链丢了。只好借了高利贷，用三万六千金法郎买了一条款式一样的项链，还给女友。为此，她辞退了家里的用人，自己做家务，还要外出打工挣钱，来还买项链的高利贷。整整十年，玛蒂尔德用自己的省吃俭用和辛勤打工所积攒的钱，付清了高利贷。但是，十年以后，当她的女友跟她说，自己借给她的那条项链是假的，最多值五百金法郎。作家这一神来之笔，无疑凸显了玛蒂尔德是个好人。玛蒂尔德虽然爱美虚荣，并因此受到生活的惩罚，但与其女友相比，玛蒂尔德的爱美虚荣却还表现出某种天真和质朴。在这里，我们可以感觉出作家通过小说故事主人公的价值观念与生活遭遇，以及通过主人公与其女友的叙事对比，隐约地传递出小说故事的主导价值观。这就是为什么读者看完小说作品后，对于主人公玛蒂尔德的爱美虚荣并不十分反感，反而会产生某种同情和怜悯。

由此可见，异于常人的好人使主人公成为一个有故事的人，一个读者能够理解和接受的小说人物，也为作者在小说故事中设置主人公的客观命运变迁和主观人物成长，提供了某种叙事空间和叙事想象的可能性。

二、主人公总是处在故事主线之上

故事主人公，顾名思义就是小说故事主线上的角色。所以，要使主人公成为名副其实的故事主人公，首先是要把主人公放置在小说故事的主线之上。基本的做法是，作者围绕主人公构思小说的故事核，并从主人公的视野来概述小说的故事大纲。

1．围绕主人公构思小说的故事核

笔者在第一章第二节提出了五个常用的小说故事核构思策略：遇到问题、人物变迁、引发事件、高潮转折和价值观主导。其实，每一个故事核构思策略都是围绕着故事主人公设计的，围绕着主人公面临的困境和采取的行动来构思的。

第一，遇到问题策略，是从故事主人公遭遇现实生活问题出发构思故事核。其中，客观问题策略是围绕主人公遭遇的外部问题来设计故事核，而主观问题策略则是聚焦于主人公遭遇的内在问题构思故事核，包括主人公的情感包袱等。

例如，小说《红与黑》的故事核是：主人公于连立志于改变自己卑微的社会身份，却始终纠缠于身份钻营的情感包袱之中。所以，整部小说叙述主人公于连是如何在自己的情感生活和理想生活之间处理其情感包袱的故事。最初，于连在市长家里当家庭教师期间，与市长夫人发生了肉体占有与身份钻营之间的矛盾冲突。后来又在担任拉莫尔侯爵秘书期间，与侯爵女儿发生了婚姻占有与身份钻营之间的矛盾冲突。最后，市长夫人以向拉莫尔侯爵递交匿名信件的方式，揭露于连欺骗并诱惑的卑劣行径，于连在男女情爱与身份钻营之间的矛盾冲突中，开枪击伤了市长夫人，并被送上断头台。由此可见，围绕着身份钻营的人生志向与现实阻碍的矛盾冲突所构成的情感包袱是主人公于连一生的主观问题，尽管他始终没有摆脱，并因此而葬送了性命。

第二，人物变迁策略，是从主人公的自身变迁或境遇变迁两个角度设计故事核。自身变迁通常表现为主人公在故事主线上的反转过程，而境遇变迁则往往在主人公没有变化的前提下，表现其现实的生活状况和人生命运发生了变异。

例如，小说《教父》的故事核是：主人公迈克尔因父亲险些被黑帮枪*而违背最初的愿望，卷入黑手党争斗的旋涡，最终接替其父亲当上了第二代教父。所以，小说故事侧重于叙述迈克尔的人物反转。而迈克尔远离家庭，大学毕业后报名参军等事件被处理成小说的故事背景，小说主线上叙述了迈克尔因父亲险遭黑手党的谋*，不得不卷入家庭的黑帮事务，最后接替年迈的父亲，做起了黑手党新的领袖，成了柯里昂家族的第二代教父。

第三，引发事件策略，是从主人公生活世界的日常平衡被首次打破来构思故事核，这些引发事件可以来自外部世界，也可以源于人物的内心世界；可以是偶发的，也可以是必然的；可以是重大的，也可以是细小的。但是，引发事件一定会给主人公的生活世界带来重要而不可逆转的冲击，把主人公送上小说故事主线的旅程。

例如，小说《复活》的故事核是：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因自我救赎而获得精神和道德上的复活。虽然，小说叙述了十年前后的两段故事。十年之前，大学生聂赫留朵夫暑期住在姑妈的庄园，认识并诱奸了姑妈家养女玛丝洛娃。十年以后，当聂赫留朵夫以陪审员身份出席法庭审判时，认出被告玛丝洛娃是自己曾经诱奸过的姑妈家养女，决定采取忏悔和赎罪的救赎行动。所以，小说故事有两个引发事件，一个是十年之前，聂赫留朵夫诱奸玛丝洛娃；另一个是十年之后，聂赫留朵夫以陪审员身份出席法庭审判时，认出被告玛丝洛娃是自己曾经诱奸过的姑妈家养女，并决定采取忏悔和赎罪的救赎行动。比较而言，前者是一个外在的偶发事件，后者则是一个内在的必然事件，是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内心深处产生的自我救赎*。我们已经知道，作家主要是从十年之后的内在引发事件来设计故事核，因为这个内在的引发事件直接导致主人公聂赫留朵夫走上了一条向玛丝洛娃主动忏悔和真心赎罪的人生之途。

第四，高潮转折策略，是从主人公的人物反转或发现反转来构思故事核。由于主人公是小说故事主线上的人物，所以，主人公的反转总是会导致故事主线的高潮转折，而主人公的发现反转一旦与主人公的利害相关，也会造成故事主线的高潮转折。

例如，小说《茶花女》的故事核是：主人公玛格丽特因对阿芒父亲的一个承诺而葬送了自己的爱情。这是主人公的反转导致故事的高潮转折。玛格丽特接受了阿芒的求爱，过起了二人世界的同居生活，并正在筹划两人的婚事。但是，当阿芒的父亲以一个长者的身份请求玛格丽特，为了阿芒妹妹的婚姻而离开阿芒时，玛格丽特却背弃了自己想与阿芒结婚的意愿，背弃了自己与阿芒的爱情。主人公玛格丽特虽然仍深爱着阿芒，但是，她却答应阿芒父亲的请求，跟阿芒不告而别。小说故事也因此而发生转折高潮，并直接导致玛格丽特爱情悲剧的结局。

第五，价值观主导策略，是从主人公的价值观念来构思故事核。通常的情况是，主人公不仅是小说故事主线上的人物，而且往往也是小说主题的代言人。所以，主人公的价值取向往往传递和引领小说故事的主题。

例如，小说《朗读者》的故事核是：主人公米夏用朗读者的方式怀恋曾经的爱情。十五岁的米夏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纳粹集中营的女看守之间因朗读而产生爱情，用自己朗读的录音带寄给狱中的汉娜的方式，怀念这段难以忘却的少年恋情，并希望汉娜能够悔悟自新。所以，作家通过主人公的价值观取向和具体行动传递出小说故事的价值观主题，进而创造性地解决了两种对立的价值观悖论：曾经的恋人与现在的战犯。

由此可见，五个常用的故事核构思策略，都是围绕小说故事主人公来设计的。这样，作者从核心叙事创意点上设定故事主人公应有的位置和价值，并通过主人公的行动及其具体的事件加以展现，自然就把主人公设置在小说故事主线之上。

2．从主人公的视野概述故事大纲

小说主要叙述主人公的故事，所以，在构思和撰写小说的故事大纲时，作者不仅要从小说的故事素材中找到故事主人公，要使小说的故事序列紧扣主人公的行动及其事件，而且应该尽可能地站在主人公的视野来概述故事大纲。

例如，《一枚戒指故事》的故事大纲由五个叙述句组成：

（1）购粮者见粮商不在家，便与粮商的妻子达成用一枚戒指作为情人礼物的协议。

（2）购粮者与粮商的妻子完成了性爱活动后，将自己的一枚戒指送给了粮商的妻子。

（3）购粮者后悔把自己的戒指送给了粮商的妻子，想要讨回那枚戒指。

（4）购粮者向粮商谎称，是粮商的妻子告诉他能用一枚戒指交换粮食，并使粮商信以为真。

（5）粮商很生气，叫自己的儿子回家去取回戒指，并还给了购粮者。

在上述故事大纲里，我们可以发现作者是如何用主人公的视野设计故事序列的。

第一，主语设定为故事主人公。在故事大纲的五个故事序列中，前四个故事序列的主语都是故事主人公购粮者，其结果是，故事大纲的句式是从主人公的主体位置来概述故事事件的。

第二，谓语动词设定为主人公的行动。故事大纲的前四个故事序列中，主句的谓语动词都是故事主人公购粮者发出的行动，诸如，达成……协议、送给、后悔……想要、谎称。所以，主人公在整个故事大纲的事件中充当了施动者，引领了故事主线的变化和转折。

第三，从主人公的视点设计叙事视角。故事大纲的第一个故事序列的开端写道“购粮者见粮商不在家”，“见”这一词确定了作者是从主人公的视点来设计该故事序列的。

由此可见，在用故事大纲的方式概述小说故事素材时，作者应尽可能地将主人公设定为主语，并为主人公配置相应的动词谓语，构成一种主谓结构的叙述句式。这样，作者才能从主人公的视野提炼和概述小说故事素材中的事件，进而确保主人公处于小说故事的主线之上。

三、如何配置主人公与小说故事之间的互动关系

把主人公设置在小说的故事主线之上，必然会产生主人公与小说故事之间的结构性关系问题，尤其是主人公的行为动机和行动目标在故事世界里发生改变或反转之后，作者就要考虑小说故事是否因此会发生变化，以及主人公的行为动机和行动目标又是如何发生变异的。我们将从主人公的施动功能与施受取向两个方面探讨作者如何配置主人公与故事之间的互动关系。

1．施动功能：驱动主线与驱动主题

施动功能是要探讨主人公的行为动机和行动目标改变或反转之后，作者如何配置小说故事变异的问题，其中，驱动故事主线或驱动故事主题发生变异是两种常见的配置策略。

首先，驱动主线，即主人公的行为动机和行动目标的反转导致小说故事主线转向相反的方向。例如，在《一枚戒指故事》的故事大纲里，在第二个故事序列中，主人公购粮者用自己的一枚戒指作为情人礼物赠送给粮商的妻子，并与其发生性关系，第三个故事序列是，购粮者后悔了，想要讨回那枚戒指。从整个故事框架上看，情人礼物由失去到复得的故事反转是由这个故事序列开始的，并因此带来后续故事序列中主人公的反转行动，结果是，粮商轻信了购粮者的谎言而把那枚戒指还给了购粮者。也就是说，主人公后悔并想要讨回赠送给粮商妻子的那枚戒指的事件，直接引发小说故事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并直到故事的结局。虽然，主人公的行为动机和行动目标的反转通过驱动故事主线的转折，也使小说故事的主题发生变化，从购粮者与粮商妻子的偷情变为惩罚粮商的愚昧和自私。

其次，驱动主题，即主人公的行为动机和行动目标的反转没有改变小说故事的基本方向，却改变了小说故事的主题。例如，在《两百个金币故事》的故事大纲中，薄伽丘虽然采用了“失而复得的情人礼物”的叙事母题，却与《一枚戒指故事》不同，主人公古尔法多的行为动机和行动目标的反转，主要改变了小说故事的主题。在第二个故事序列中，古尔法多发现友人妻子安勃罗佳索要两百个金币作为发生性关系的筹码后，改变了自己爱慕并试图占有友人妻子的动机，并决定要惩罚友人妻子，于是，古尔法多先是向友人加帕罗洛借了两百个金币，并作为情人礼物给了安勃罗佳而与其完成了性爱活动的交易，最后，古尔法多当着安勃罗佳的面告知加帕罗洛，两百个金币的借款已还给了他的妻子。所以，作家并没有改变由“得而复失的情人礼物”的故事核规定的小说故事框架，而是改变了小说故事的主题，由原来的古尔法多与友人妻子的偷情变为惩罚友人妻子唯利是图的贪婪本性。

如上所述，主人公行为动机和行动目标的改变往往会驱动小说故事主题发生变化，然而这种故事主题的变化有时可以在不改变故事框架的条件下完成。也就是说，从驱动功能上讲，在主人公行为动机和行动目标发生改变后，作者可以不改变小说故事框架，只是对故事框架内的故事序列做出相应的调整，同样可以驱动小说故事主题的变异[1]。

2．施受取向：主动驱动与被动驱动

与驱动功能不同，施受取向要考虑的是，作者如何找到主人公的行为动机和行动目标发生变异的源头，即是什么导致了主人公的行为动机和行动目标发生变化。我们可以从主动驱动与被动驱动两个方面探讨作者如何配置施受取向。

首先，主动驱动是指主人公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改变其行为动机和行动目标，进而在主人公与小说故事的互动中处于主动地位，即主人公的自身变化带动小说故事主线的变异。

例如，在小说《红与黑》上卷第九章“乡间一夜”中，作家设计了一个主人公于连与市长夫人德·瑞那在后花园握手的场景。夏日之夜，市长离家外出，德·瑞那夫人找了女友德尔维尔夫人一起，在自家的后花园里聊天。于连参与两位夫人的闲聊过程中，想要偷偷地握住德·瑞那的手。虽然从想要偷偷地握住市长夫人的手到最终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疯狂的握手举动，于连经过了激烈的思想争斗和情绪纠结，他甚至用城堡的时钟敲响十点作为自己采取握手行动的最后信号，但是，想借助夜色偷偷地握住德·瑞那夫人之手是于连自己想出来的疯狂念头，并且，用身份钻营的人生志向挣脱世俗的男女情爱也是在于连的内心矛盾冲突中完成的。所以，这是一个主人公主动驱动的施受取向，推进了小说场景中的故事序列，使于连与德·瑞那夫人之间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使于连的身份钻营人生志向跨出了关键的第一步。

其次，被动驱动是主人公受制于小说故事世界的外在力量而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行为动机和行动目标，因而在主人公与小说故事的互动中处于被动地位，即主人公是被故事中的人物或事件牵着走的。

例如，莫泊桑的小说《羊脂球》叙述妓女羊脂球乘坐的驿车经过普鲁士哨卡前后的故事。普法战争时期，一辆法国的驿车驶离敌占区时，被一名普鲁士军官扣留，军官要车上的一个绰号叫羊脂球的妓女陪他过夜，否则驿车不能通过。羊脂球出于对法兰西祖国的热爱和对自己的人格尊重，拒绝与普鲁士军官的一夜性交易。然而随后发生的情况是，许多同车的乘客为了能尽早离开，想方设法劝说羊脂球答应普鲁士军官的要求。最后，羊脂球在众乘客的劝说下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最初信念，答应了普鲁士军官提出的一夜性交易要求。所以，羊脂球与普鲁士军官的一夜性交易，从拒绝到答应的转变是一种被动施受的结果，主人公羊脂球是在小说故事世界的外部力量劝诱下改变自己的行为动机和行动目标，小说的故事主线也因此而发生了重要的转折。

由此可见，主人公与小说故事之间存在着互为施动的可能性。作者既可以通过主人公主动驱动的方式，在主人公的内心世界里找到其行为动机和行动目标变化和反转的源头，进而推进小说故事主线的变化，也可以通过主人公被动驱动的方式，在主人公的外部故事世界里找到其行为动机和行动目标变化和反转的源头，进而使主人公被小说故事中的叙事要素牵引而发生变异。也许，主人公与小说故事之间的互为施动是一种文学写作的常识，甚至也是人们的生活常识，然而在构思故事核和撰写故事大纲时却往往被忽视甚至曲解。因此，笔者之所以用施受取向的文案分析加以强调，不只是一个回到文学写作常识的话题，也涉及作者如何为小说故事创造主人公的问题，是如何配置主人公与故事的结构性互动关系的叙事技术问题。

注释

[1]笔者曾以小说《三国演义》第四回为例，分析了曹操在小说故事世界中改变了自己的*人动机而使相同的行动目标具有不同的叙事意义。第一次是误*，曹操误以为有人要*他，就把吕伯奢在家的八口人都*死了；第二次则是故意*人，在逃跑路上遇见买酒回来准备款待他和陈宫的吕伯奢*死。这一文案说明，人物的行为动机往往决定其行动目标的叙事意义。因此，在主人公与小说故事之间的结构性互动关系中，作者可以通过改变主人公的行为动机来改变小说故事主题，甚至可以不改变主人公的行动目标和小说故事主线框架，只要改变主人公的行为动机，就可以改变小说故事主题或者改变主人公行动的叙事意义。陈鸣．小说创作技能拓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152-153．

第二节　撬动主人公的行动意愿

要使主人公成为小说故事变异的第一驱动力，就需要设计主人公在小说故事世界的行动*和行动意愿。因此，在为小说故事创造主人公的时候，作者应该考虑如何撬动主人公的行动意愿。我们将从*强度与困难层级两个方面探讨作者如何撬动主人公的行动意愿。

一、增加主人公的*强度

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把人的需求依次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这五种需求之所以被依次排列为逐级递升的价值和意义，主要的原因是，人们在每一种需求的变化中加入了对事理、情理和义理等价值观方面的判断。因此，在设计小说故事的主人公*时，作者可以从人物的行动目标上设定主人公的*强度，也能够通过添加某些价值观判断的方法来提升主人公的*强度，进而有效地调控主人公在小说故事世界里的行动力度。

1．低度*：主人公追取其不曾有的东西

*的本义是指人们想要达到某种目的而产生的行动意愿，因而时常表现为一个人想要获取某种东西。可是，作者一旦把主人公的*定义为追取其不曾有的东西，只是为自己小说的故事主人公设定了一个低度*。也就是说，这种*驱动主人公行动的力量是较为弱小的，需要植入相关的价值判断作为催化要素，才能使主人公的*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和叙事的冲击力。

例如，在小说《红与黑》中，主人公于连有一个身份钻营的人生志向，一心想要跻身法国的上流社会，改变自己贫贱的家庭出身和低微的社会身份。所以，于连的身份钻营的人生志向实际上是一个低度*：他想要追取自己不曾有的社会地位。为了增强于连的行动*的力度，作家在这个身份钻营的深层*中加入了一个异性情欲的表层*，一是对市长夫人女性身体的占有欲，二是对侯爵女儿贵族门第的占有欲，并且，在小说故事里，这种异性之间的情欲不只是于连的单方面*，也表现为后者的呼应，一是市长夫人的积极响应，意欲和于连保持婚外情，二是侯爵女儿的主动引诱，在情书中邀请于连半夜爬到自己的闺房。

因此，作家在于连的身份占有的低度*中加入了合乎情理的催化剂，表现了*的追取者与被追取者之间的两情相悦，从而使于连的低度*在小说故事的境遇中被赋予了价值判断上的合理性。也就是说，于连试图借助于市长夫人和侯爵女儿的渠道跻身法国上流社会，这种想要获取自己不曾拥有的身份是一种低度*，却因与这两名上流社会女性之间两情相悦的表现而变得合乎情理。

2．中度*：主人公争取自己应该有的东西

中度*是指作者将主人公的行动*设定为想要争取自己应该有的东西。显然，这个*已在主人公的低度*（想要自己不曾有过的东西）基础上，添加了一种理智判断：主人公想要得到的东西，不只是不曾有的，并且是应该拥有的。

例如，在小说《项链》中，女主人公玛蒂尔德的*是爱美虚荣。显然，爱美是女性的自然*，本身无可厚非。作家给玛蒂尔德的爱美*中掺入了虚荣的意向，并使之成为主人公的情感包袱。结婚之后，玛蒂尔德内心深处总是希望能穿上美丽的服饰，博得男人们的欢心，引起女人们的嫉妒。应该看到，玛蒂尔德爱美虚荣是一个低度*，玛蒂尔德想要追取其婚后不曾有过的东西，并且，此类*在现实生活中也较为普遍。因此，作家为玛蒂尔德爱美虚荣的低度*提供了合理的缘由和动机。那就是，玛蒂尔德有着花容月貌的姿色，却因出生于小职员的家庭而无缘结识有钱有地位的男子，只得嫁给了教育部的一个小科员，过着简朴寒酸的生活，没有漂亮的衣服，没有珠宝首饰。所以，玛蒂尔德心里一直有个愿望：如何使自己身上的服饰能配得上自己的美丽容貌。

也就是说，在玛蒂尔德眼里，爱美虚荣的*与美丽容貌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的逻辑关联，漂亮的女人应该穿戴漂亮的服饰，所以，玛蒂尔德的爱美虚荣不只是想要得到自己不曾有过的东西，而是要争取自己应该有的东西。显然，作家在玛蒂尔德的爱美虚荣欲念中加入了自我评价的价值判断，主人公的*层级也由此进阶为中度*。

3．高度*：主人公夺回自己曾经拥有的东西

高度*是指主人公夺回自己曾经拥有的东西。显然，这已经不只是要不要获取什么的*，也不只是该不该拥有什么的*，而是定要夺回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的*，因而是一种基于主人公的意志和信念而产生的行为动机和行动目标。

例如，小说《静静的顿河》开篇不久，故事主人公葛利高里爱上邻居司契潘的妻子婀克西妮亚，并在与年轻貌美的娜塔莉亚新婚不久就与婀克西妮亚离家私奔。我们已经分析，作家如何用一系列非常态的事件将小说男女主人公的传奇爱情故事设计成奇观型故事核。我们也可以从主人公的*强度上进一步探讨女主人公婀克西妮亚的行动*。

从社会伦理上讲，婀克西妮亚与葛利高里的爱情触犯了一系列社会习俗和个人行为的道德禁忌，首先，婀克西妮亚是司契潘的妻子，一个有夫之妇爱上同村的青年单身汉葛利高里已是违背了为妻之道；其次，婀克西妮亚乘丈夫外出军事集训，约葛利高里来自己的家里偷情，也属伤风败俗的行径；最后，当葛利高里的父亲知道并加以阻止两人的荒唐行为时，婀克西妮亚居然当面说出“葛利高里是我的”的话，更是挑衅了老葛利高里的长者尊严。以此而言，婀克西妮亚确实是在追取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并且逾越了社会伦理和个人道德的边界。其*强度是负的。为此，作家为婀克西妮亚近乎疯狂的欲念行为设计了两个重要的*反转动力，一个是婀克西妮亚的少女贞洁被自己的亲生父亲夺去了；另一个是婀克西妮亚的幸福婚姻被丈夫司契潘夺走了。新婚第二天，司契潘发现婀克西妮亚婚前的家庭丑闻后，非但没有同情之心，反而殴打新娘，并每夜出去酗酒，把婀克西妮亚关在家里。所以，葛利高里的热烈追求，不仅冲破了婀克西妮亚的情感之堤坝，而且激活了婀克西妮亚的女性之渴望。她要夺回被亲生父亲剥夺的少女贞洁，她要夺回被丈夫剥夺的幸福婚姻。也就是说，婀克西妮亚的灵魂深处爆发出一种高度*：夺回自己曾经拥有的东西，夺回曾被自己不幸的命运所剥夺的东西。

由此可见，婀克西妮亚的欲念之所以能由低度*甚至负面*，转变为一种极具爆发力的叙事动力，原因在于，作家在婀克西妮亚的欲念中注入了事理上和情理上的合法性依据：夺回被非法或非人性方式剥夺的东西。所以，婀克西妮亚要真正拥有并实施这种高度*，就必须具有这样一种意志和信念上的价值判断，一种凌驾于常情和常理之上的合法性判断力。

总之，作者可以通过设定主人公的*强度的方式，诱导或逼迫主人公动起来，促使主人公为了特定的*目标而采取相应的行动。比较而言，主人公的低度*主要是面向目标的行动欲念，瞄准欲念的情感判断合理性；主人公的中度*是包含了某种情理与事理上的智力意愿，符合欲念的理智判断合理性；主人公的高度*则超越世俗观念的合法性，指向意志和信念合理性。所以，低度*、中度*和高度*的区分，旨在帮助作者准确而有效地设定故事主人公的*强度，并通过引入相应的价值观判断，操控主人公的行动力度。

二、推进主人公的困难层级

要使主人公行动起来的简单方法是，把主人公放入某种利害关系的情景之中，并且，“人物性格真相在处于压力之下做出的选择时得到揭示——压力越大，揭示越深，其选择便越真实地体现了人物的本性”[1]。也就是说，作者可以通过小说故事世界里不断恶化的困境来倒逼主人公采取回应或抗争的行动，甚至导致主人公在人生成长或迷失自我的过程中发生人物变迁。所以，与*强度不同，困难层级主要是探讨如何从小说故事的客观方面撬动主人公的行动意愿。其中，困境、险境和绝境是三个依次递进的困难层级。

概括地讲，困境是主人公在人物主线上遭遇的第一个重大的困难；险境是主人公在回应困境过程中遭遇的重大挫折；绝境是主人公在抗争险境过程中陷入的致命境地。我们可以从境遇变迁与人物变迁两个方面探讨作者如何配置依次推进的困难层级。

1．主人公境遇变迁的困难层级

我们已经知道，境遇变迁是人物的客观变迁。所以，主人公境遇变迁的困难层级是指主人公在自己的生活境遇或人生命运的重大变异或反转过程中遭遇的困难境遇。

例如，小说《项链》的故事主线是借项链、丢项链和赔项链。实际上，作家正是通过故事主线的三大环节，为故事主人公玛蒂尔德依次递进地配置了三大困难层级及其相应的行动。

（1）困境，玛蒂尔德因参加舞会而遇到没有得体服饰的问题，后通过向女友借一条项链的方式，摆脱困境。

（2）险境，玛蒂尔德遭遇丢失女友借给她项链的问题，后通过借高利贷购买一条项链偿还女友的方式，解决险境。

（3）绝境，玛蒂尔德遭遇偿还高利贷借款的问题，后通过辞掉用人和外出打工的勤俭劳作的方式，用十年的时间还清了借款，走出了绝境，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所以，从借项链、丢项链到赔项链，既是小说故事主线的三个环节，也是作家为玛蒂尔德的境遇变迁配置的三大困难层级。因一场舞会引发了玛蒂尔德没有得体服饰的困境；因舞会上得意忘形而使玛蒂尔德遭遇丢失女友项链的险境；因偿还高利贷又使玛蒂尔德陷入赔项链的绝境。虽然所有这些都出于玛蒂尔德爱美虚荣的*，但是从小说故事的开始到结局，玛蒂尔德的爱美虚荣并没有变化，变化的是其生活境遇：从困境、险境到绝境。小说正是通过依次递进的困难层级，撬动了玛蒂尔德的行动意愿，或者说，玛蒂尔德爱美虚荣的*因其遭遇三大困难层级的现实境遇，不得不采取相应的行动：借项链、丢项链和赔项链。

2．主人公自身变迁的困难层级

主人公自身变迁的困难层级是指主人公在自身的价值观念、生活态度和个人性格等方面的前后变化或反转中遭遇的困难境遇。

例如，在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故事里，我们可以从主人公安娜的自身变迁过程中找到依次递进的三大困境及其相应的行动。

（1）困境，安娜发现自己爱上了渥伦斯奇以后，她的情感生活遭遇了困难，安娜试图通过向丈夫提出离婚的方式脱离困境。

（2）险境，安娜的丈夫不愿签署离婚协议，更不愿把儿子抚养权交给女主，她的婚姻生活遭遇困难，她通过与渥伦斯奇同居的方式走出险境。

（3）绝境，安娜无法摆脱牵挂儿子的为母之心，同时又怀疑渥伦斯奇有新的相好，不得不以卧轨自*的方式在绝境中放弃了自己的生命。

所以，从安娜遭遇婚外恋情后，试图摆脱没有爱情的夫妻关系的困境，却因丈夫拒绝离婚而陷入险境，只好选择与渥伦斯奇婚外同居，直到在恋情和亲情中迷失自我的绝境之后，走上了卧轨自*的悲剧命运。作家为主人公安娜设置了一种人物自身变迁的轨迹。在小说故事最初，安娜是一个优雅而自信的上流社会的妇人，然而却在与渥伦斯奇一见钟情之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尤其是在故事结尾，一方面，因怀疑同居后的渥伦斯奇有了新的相好，安娜追求自由爱情的价值观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另一方面，因长久未能与亲生儿子相处，安娜内心深处的母子情感也遭遇严重的伤害，结果是，安娜的人格发生了重大的变迁，从优雅而自信的上流社会的妇人，变为一个充满嫉妒、迷茫和绝望的出轨女人，最后走上告别生命的悲剧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经历从困境、险境到绝境的递进式困难层级的过程中，安娜的价值观念和个人性格等方面发生了重要的变迁，并最终选择卧轨自*的人生结局。

需要指出的是，困境、险境和绝境，是作者撬动主人公行动意愿的叙事策略。这并不意味着，每一部小说的故事主人公，都需要配置依次递进的三种困难层级，作者要根据人物自身的变化节奏、故事中事件的复杂情况，以及小说的篇幅和容量，有针对地给故事主人公配置困难层级。但是，将主人公的困难层级设置为逐步递进的方式应该是作者配置主人公困难层级的基本策略。

注释

[1]罗伯特·麦基．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99．

第三节　处理好主人公行动结构中的三个要素

一般说来，主人公的行动主要涉及三大结构元素：目标、动机和路径。或者说，作者可以通过目标、动机和路径来配置主人公行动“做”的情感动作线。其中，目标（what）是指主人公行动所要达到的客观目的，即主人公行动做什么；动机（why）是指主人公为达到目标而预设的主观缘由，即主人公为何要采取行动；路径（how）是指主人公为达到目的所选择的具体行动方案，即主人公达到行动目的的方式及其所需要的条件。因此，作者可以通过目标、动机和路径之间的关系设计主人公的行动结构，进而叙述主人公行动的结构性变异而形成主人公的情感动作线。

我们将从行为动机制导下的行动目标、行动结构的简单模式与复杂模式三个方面，探讨作者如何通过目标、动机和路径的三大要素来设计和调整主人公的情感动作线及其行动模式。

一、主人公行为动机制导下的行动目标

我们已经知道，俄国学者普洛普的“功能说”把故事中的事件界定为由人物的外部行动构成的情节内事件。其原因在于，普洛普探讨的是童话故事，因而注重故事中的人物在实施其行动目标过程中的外部表现和外在结局。其实，在小说作品中，人物行动的目标与动机是人物行动结构中相对独立的两个方面。并且，作为人物行动的意向性活动，主人公的行为动机往往是一个自变量的叙事要素，而主人公的行动目标则是一个因变量的叙事要素，作者往往会通过主人公行为动机的变化来设计或调整主人公的行动目标。所以，在设置小说主人公的行动结构时，作者应首先将聚焦点设定在主人公的行为动机之上。

1．通过主人公行为动机的变化揭示其行动目标变异的动因

在小说的主人公由扁平人物向圆形人物转换的过程中，往往会伴随着主人公原有的行为动机发生变化和转折。因此，作者可以通过主人公行为动机的转折入手，挖掘出主人公改变或修正其行动目标的深层原因。

例如，在小说《带小狗的女人》中，契诃夫便是抓住了小说主人公古罗夫的人物行为动机的变异，叙述了他试图修改自己原有的行动目标。古罗夫是个情场老手，因过早结婚，四十岁不到就有了三个孩子。但在婚后的家庭生活中，古罗夫对自己的妻子产生了反感，认为她智力有限、胸襟狭隘、缺少风雅，而他的妻子也瞧不起他。所以，古罗夫背着妻子不止一次地跟别的女人私通。就是这样一个情场老手，在雅尔塔公园里结识了一个名叫安娜的女人之后，却在爱情与婚姻的观点和态度上发生了变化。

从人物行为上看，古罗夫最初认识安娜时，他的行动目标依然是寻找婚外性伙伴，其行为动机是满足自己的性欲需求。但与安娜发生一夜情之后，古罗夫原初的行为动机开始动摇，以至于其行动目标也出现了逆转。作家主要从以下四个叙事序列来叙述古罗夫的行为动机的变化轨迹：

（1）与安娜一夜情之后，古罗夫与安娜坐在海边的长凳上，眺望着晨雾中的雅尔塔，以及山顶上漂浮的云，听着树上的知了声和下面的海水声。古罗夫在安宁的心境中表达出对人的尊严的渴望。小说写道：

古罗夫跟一个在黎明时刻显得十分美丽的年轻女人坐在一起，面对着这神话般的环境，面对着这海，这山，这云，这辽阔的天空，不由得平静下来，心醉神迷，暗自思忖：如果往深里想一想，那么实际上，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唯独我们在忘记生活的最高目标，忘记我们人的尊严的时候所想和所做的事情是例外。[1]

（2）古罗夫回到莫斯科的家后，原本想忘却与安娜在雅尔塔的艳遇，然而一个多月过去了，仍无法摆脱对安娜的思念。于是，古罗夫有了去彼得堡找安娜的行为动机。小说写道：

可是一个多月过去，隆冬来了，而在他（古罗夫）的记忆里一切还是很清楚，仿佛昨天他才跟安娜·谢尔盖耶芙娜分手似的。而且这回忆越来越强烈，不论是在傍晚的寂静中，孩子的温课声传到他的书房里来，或者在饭馆里听见抒情歌曲，听见风琴的声音，或者是暴风雪在壁炉里哀叫，顿时，一切就都会在他的记忆里复活：在防波堤上发生的事、清晨以及山上的迷雾、从费奥多西亚开来的轮船、接吻等等。[2]

（3）古罗夫在彼得堡找到安娜后，两人便每两三个月来莫斯科的旅馆里幽会。古罗夫为自己的婚外偷情寻找到了新的行为动机。他想，每个人都有着两种生活：一种是公开的，用伪装来遮盖真相的外衣；另一种生活则是在暗地里进行的，真诚地去做那些没有欺骗自己的事情。小说接着写道：

他（古罗夫）根据自己来判断别人，就不相信他看见的事情，老是揣测每一个人都在秘密的掩盖下，就像在夜幕的遮盖下一样，过着他的真正的、最有趣的生活。每个人的私生活都包藏在秘密里，也许，多多少少因为这个缘故，有文化的人才那么恓恓惶惶地主张个人的秘密应当受到尊重吧。[3]

（4）与安娜在莫斯科的旅馆幽会时，古罗夫发现自己生平第一次真正地爱上了一个女人，于是，古罗夫有了改变自己的婚姻现状的行动意向，因而产生了修正其原有行动目标的*。小说写道：

直到现在，他（古罗夫）的头发开始白了，他才生平第一次认真地、真正地爱上一个女人。[4]

由此可见，作家没有简单地叙述古罗夫与安娜之间发生婚外情的事件经过，也没有从行动目标上叙述古罗夫是如何从一个寻找婚外性伙伴的情场老手变为痴情的婚外恋人并试图改变自己的婚姻现状，而是抓住了古罗夫的行为动机，并从行为动机的转折中揭示其行为目标变异的内在依据。与安娜在雅尔塔的相识和一夜情，唤醒了古罗夫内心深处对人的尊严的渴望，并产生了关心和同情他人的意愿。于是，作家主要从情绪和观念两个方面为古罗夫的行为动机引入变化的动因，使他由最初的满足婚外性欲需要变为婚外恋式的情爱追求。首先是情绪层面上带来的动机变化，回到莫斯科的家以后，古罗夫原本想要忘掉安娜，然而在雅尔塔与安娜相处的日日夜夜却一直萦绕在他的眼前，如饥似渴的思念情绪迫使他不得不去彼得堡找安娜；其次是观念层面上带来的动机变化，与安娜在莫斯科旅馆幽会后，古罗夫为自己的婚外幽会找到了一个自以为是的理由。他认为，公开生活是虚伪的，而隐秘生活却是真实的，所以，有文化的人会尊重个人的隐私。这样，婚外恋情的秘密幽会便绕开了社会正统道德观念的质疑，被置换成应受文化人尊重的隐秘生活，进而在行为动机上获得了合理性。而在小说结尾时，古罗夫也产生了想与安娜结婚的念头，追求“一种崭新的、美好的生活”，一种建立于互相尊重与真实爱情基础之上的婚姻关系。因此，在叙述古罗夫在雅尔塔公园认识牵小狗的女人安娜的故事中，作家通过叙述古罗夫的婚外行为动机的两次变化，促成他的行动目标也由最初的寻找婚外性伙伴变为试图改变现有的婚姻状况。

2．用激活主人公深层动机的方式展示其行为动机与行动目标之间的戏剧性矛盾冲突

小说人物的动机与目标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在于，一方面，人物的行动目标涉及载体与标的两个方面，其中，行动目标的载体是指目标所依托的媒介，如，爱情的目标载体可以是男人或女人，以及现实或想象中的爱慕对象，行动目标的标的是目标所指向的内容，比如，爱情、友谊等的对象化愿景；另一方面，人物的行为动机也具有结构性层次，往往表现为一个与肉体相关的、偶发的表层动机与一个与灵魂相关的、持续的深层动机。因此，作者可以表现主人公行为在动机与目标之间的矛盾，也可以将主人公的行为动机区分为深层动机与表层动机，进而用激活主人公深层动机的方式展示其行为动机与行动目标之间的戏剧性矛盾冲突。

例如，在小说《红与黑》中，主人公于连的人生*是身份钻营，他试图通过跻身法国的上流社会来改变自己的低微身份。然而面对严酷的现实生活，于连只得凭借着年轻、英俊和良好的文学修养等个人特长，通过当家庭教师和私人秘书的方式，从上层社会的女性人物那里找到通往人生目标的途径。所以，在于连与市长夫人和侯爵女儿的情爱关系上，作家为于连的人物行为分别设计了一个行动目标与两个行为动机。其中，一个行动目标是占有，而具体的标的则因目标载体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在市长夫人那里是身体占有，而在侯爵女儿那里则是拥有婚姻。两个行为动机是：一个是男女情爱的表层动机，另一个是身份钻营的深层动机。司汤达的基本方法是，在于连的表层动机（男女情爱）与行动目标（身体占有或拥有婚姻）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中，通过激活其深层动机中的身份钻营而使于连找到人物行动的驱动力量，进而表现于连的人物行动在动机与目标之间的戏剧性矛盾冲突。

（1）在于连与市长夫人德·瑞那的情爱关系上，表现于连的行为动机与身体占有（行动目标）之间的戏剧性冲突。在小说的上卷第九章“乡间一夜”中，作家通过于连与市长夫人在后花园握手的事件，表现于连的行为在动机与目标之间的戏剧性冲突。夏日之夜，于连和市长夫人，以及市长夫人的女友德尔维尔夫人一起，坐在市长夫人家的后花园里聊天。当时，于连想借助夜色偷偷地握住德·瑞那夫人之手，却又怕市长夫人拒绝。小说写道：

城堡的时钟已敲过九点三刻，他（于连）还是不敢有所作为。于连对自己的怯懦感到恼怒，暗自决定：“十点钟声响过，我得做我一整天里一直向自己保证要在晚上做的事。否则我就回到房间，一枪打碎自己的脑袋。”

在焦炙的等待中度过了最后的时刻。于连由于过度紧张，精神几乎崩溃。终于，他头顶上的时钟敲响了十点。这生死攸关的钟声，每一下都在他心中回荡，使他不由得心惊胆战。

最后一记钟声余音未了，他便伸出手去，一把握住了德·瑞那夫人的纤手。但她立刻抽了回去。于连连自己也不知哪来的勇气，又握住了她的手。虽然激动不已，他握住的那只冰也似的手还是令他吃了一惊。他使劲地握着。德·瑞那夫人曾最后一次试图把手抽回，但那只手还是留在了他的手里。

于连的心中涌动着幸福的暖流，不是因为他爱德·瑞那夫人，而是一次可怕的折磨终于结束了。[5]

最初，于连想要偷握市长夫人的手，然而在实施这个身体占有的目标时，于连却迟迟不敢动手，原因在于，当时的他正沉迷于男女情爱的表层动机之中，却又无法以情人的方式去偷握德·瑞那夫人的手。但是，当于连把自己的行动时间设定在时钟敲响十点之后时，实际上激活了潜藏在于连深层动机之中的身份钻营人生志向，所以，于连才有勇气去握住德·瑞那夫人的手，并最终涌动起幸福的暖流。由此可见，于连起初的心理矛盾表现为男女情爱的表层动机与身体占有的行动目标之间的矛盾，后因深层动机中的身份钻营人生志向的觉醒，才使他鼓足勇气，并完成了身体占有的行动目标。

（2）在于连和侯爵女儿玛蒂尔德的情爱关系上，表现于连的行为动机与拥有婚姻（行动目标）之间的戏剧性冲突。由于家庭背景和社会身份上的悬殊差异，作家采取了反向施受的方式，让侯爵女儿主动向于连发出情爱和婚姻的诉求。但是，对于自己能否成为侯爵女儿的情人，是否能与这位贵族小姐并肩踏入婚姻的殿堂，于连本人却一直处于怀疑和犹豫之中，甚至当侯爵女儿来信约于连午夜一点钟爬到她的卧室时，于连还在怀疑这是一场阴谋。在小说的下卷第十五章“莫非是个圈套”中，作家写道：

“如果这不是圈套，那她为我干出的事也太疯狂了！……如果这是愚弄，那么，先生们，是否把事情闹大，那就全在我了，我可不是让他们随意耍弄的。

“但要是我一进去便被他们捆住了胳膊怎么办呢，他们可能已经装了什么巧妙的机关！

“这像是一场决斗，”他（于连）笑着自语道，“我的剑术教师说过，有进招就有破招，但是仁慈的天主希望有个了结，就让两个人中的一个忘记招架。再说，我有东西回敬他们。”他从口袋里掏出两把手枪，尽管火药还有效，他还是换上了新的。[6]

侯爵女儿写信约自己午夜爬到她的卧室，于连怀疑是一个阴谋，因而内心十分矛盾。这显然是个机会，侯爵女儿主动向于连伸出了爱情的橄榄枝，于连可以通过与侯爵女儿的婚姻而跻身法国的上流社会，进而实现于连内心深处的身份钻营动机。但是，身为贵族小姐的玛蒂尔德为何要向木匠出身的于连主动示爱呢？如此悬殊的社会身份又怎么可能喜结良缘呢？于连思前顾后，无法在男女情爱的行为动机与拥有婚姻的行动目标之间获得平衡。于是，作家从于连的深层动机中找到了身份钻营的人生志向*冲动，与侯爵女儿的半夜约会不只是男女情爱的行为，而是于连试图通过与贵族小姐玛蒂尔德的婚姻来摆脱自己的平民身份、踏入贵族社会的难得良机。因此，即使是个圈套，于连最终还是下定决心前去赴约，甚至把半夜赴约视作一场决斗。

值得注意的是，于连与市长夫人德·瑞那和侯爵女儿玛蒂尔德之间的行动目标诉求不同，前者是身体占有，后者则是拥有婚姻，但是，作家都是通过激活潜藏在于连深层动机中的身份钻营动机，使之取代或者说掩盖其表层动机中的男女情爱的意欲，进而找到了真正的行为动机，并最终采取了行动。因此，在于连的行动结构中，作家不仅表现了于连的行为动机与行动目标之间的矛盾，更揭示了于连的表层动机与深层动机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深层的行为动机驱使于连行动的内在动力机制。

二、主人公行动结构的简单模式

如上所述，目标、动机和路径是人物行动的结构性元素。如果用谓语动词“做”与情态词“要做”“能做”等加以表述的话[7]，人物行动“做”的结构便可以表述为“要做”——行动目标、“为何做”——行为动机、“如何做”——行动路径三个方面。在人物行动“做”的结构中，人物行动的动机与路径是较为活跃的变量参数，往往充当诱发、改变或驱使人物行动的策动力量。所以，作者可以从人物的行为动机（“该做”“敢做”等）与路径（“能做”“可做”等）的变化来配置人物行动“做”的结构模式。

笔者认为，简单模式是指单一对应的人物行动元素的结构性模式。基本的方法是，作者通过人物的行动路径与行动目标的组合，或者人物的行为动机与行动目标的组合，在人物行动要素的单一配置中设计主人公的情感动作线。

1．主人公行动的路径与目标组合的情感动作线

“能做”与“可做”是人物行动条件方面的规定，因而是主人公行动路径（“如何做”）上的要素。作者可以将主人公行动路径上的“能做”或“可做”与主人公的行动目标（“要做”）组合起来，设计主人公行动“做”的简单模式。

（1）“要做”与“能做”的组合。作者通过改善主人公行动路径上“能做”的主观条件，实现或推进主人公“要做”的行动目标。

例如，在小说《项链》中，女主人公玛蒂尔德的行动目标是想按照自己的要求与丈夫一起参加舞会。起初，丈夫把舞会请柬拿回家，请妻子一起去参加舞会。这本来是件令玛蒂尔德高兴的事情。但是，作家却为玛蒂尔德设计了两个行动目标：一个是要做一件自己在舞会上穿的礼服；另一个是她要佩戴首饰去参加舞会。这两个行动目标是玛蒂尔德的主观能力所无法达成的。所以，玛蒂尔德用丈夫的积蓄定做了一件舞会礼服，并向女友借了项链。也就是说，玛蒂尔德依靠外部力量的帮助才获得了“能做”的主观条件，这才心满意足地与丈夫一起去参加舞会。因而丢失项链后，玛蒂尔德只得为赔偿项链而借高利贷，后来又在还高利贷的过程中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玛蒂尔德因爱慕虚荣而招致的不幸遭遇，作家给出了一个反讽式的故事结尾，即玛蒂尔德从女友那里得知，借给她的那条项链是假的。于是，读者突然发现，与她的女友相比，玛蒂尔德似乎有些许的天真和憨厚。

（2）“要做”与“可做”的组合。作者通过改善主人公行动路径上“可做”的客观条件，实现或推进主人公“要做”的行动目标。

例如，在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主人公安娜与渥伦斯奇一见钟情之后，安娜“做”的行动目标是，告别没有爱情的婚姻，与渥伦斯奇相爱成婚。但是，作家在安娜的行动路径上设置了一系列“可做”的障碍，一是安娜的丈夫不愿意离婚；二是安娜无法使儿子在自己的身边；三是渥伦斯奇没有做好与安娜结婚的准备。这样，安娜的行动目标与行动路径的客观条件之间发生矛盾冲突。最终，安娜没有能够解决行动路径上的诸多障碍，甚至怀疑起自己“做”的行动目标，不得不选择卧轨自*，结束了自己的悲剧性命运。

2．主人公行动的动机与目标组合的动作线

人物行为动机是人物行动结构中较为活跃的自变量要素，所以，作者通常会通过主人公行为动机的变化来设计或调整主人公的行动目标。由于“敢做”与“该做”是人物行动在意志和态度方面的规定性，决定了人物“为何做”的内在条件，因而是人物行为动机“为何做”上的要素。作者可以将人物动机中的“敢做”与其“要做”组合，或者用“该做”与其“要做”组合，设计主人公动作线的简单模式。

（1）“要做”与“该做”的组合。表现为，作者通过改变主人公行为动机中“该做”的观点，调整或改变其“要做”的行动目标。

例如，在小说《羊脂球》中，主人公羊脂球原初的行动目标是拒绝与普鲁士军官的一夜性交易，其行为动机是出于对法兰西祖国的热爱和对自己的人格尊重。然而为了能使驿车通过普鲁士哨卡，同车的乘客都施展出各种伎俩，劝说羊脂球答应普鲁士军官的要求。于是，羊脂球原有的“该做”动机被逐渐消解了。作家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时段叙述的：

●在午饭的餐桌上，众人列举出许多古代的事例，借以阐述女人慷慨献身的意义。小说写道：

讲到最后，简直会叫你认为：女人来到尘世的唯一任务，永远是牺牲自己的肉体，没完没了地任大兵们为所欲为。[8]

●在晚餐席间，伯爵夫人与修女谈论起宗教方面的崇高事迹。小说写道：

她（伯爵夫人）继续问这位修女：

“这么说，嬷嬷，您是认为：只要目的正确，走哪条路天主都允许；只要动机纯洁，怎么做都能得到天主的谅解喽？”

“谁能怀疑这一点呢，夫人？一个仅就事实来看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往往只因出发点是好的，就变成可歌可颂的事哩。”[9]

●第二天午后，伯爵挽起羊脂球的胳膊去散步，并以父辈的身份亲切地与羊脂球交谈。小说写道：

他单刀直入就触及问题的要害：

“这么说，您宁愿让我们在这里待下去，等普鲁士军队吃了败仗，跟您一样任凭他们宰割，也不肯将就一下，做一次您生活里经常做的事喽？”

羊脂球一言不答。[10]

在第一天的午饭餐桌上，羊脂球听到了众多有关女人献出自己身体的合理性事例。接着，在第二天晚餐的时候，羊脂球又听了伯爵夫人的宗教观念：只要动机纯洁，怎么做事都能得到天主的谅解。最后，在第二天的午后散步时，伯爵又婉言劝解羊脂球，为了众人的利益而去做一次自己生活里经常做的事。于是，羊脂球终于招架不住了，她的行为动机中的爱国热情和人格尊严的意识被消解了。尤其是伯爵夫人所散布的伪善的宗教观念，以及伯爵为众人的求情劝诱，迫使羊脂球改变了自己原初的行为动机，进而也背离了自己最初的行动目标，答应了普鲁士军官提出的一夜性交易要求。那一天的晚饭餐桌上，羊脂球一直没有出现。隔天早晨，羊脂球露面时，似乎有点心绪烦乱，面带羞色。大家仿佛没有看见她，也不认识她。然而“沉重的马车摇晃起来，旅行又开始了”[11]。

（2）“要做”与“敢做”的组合。表现为，作者通过改变主人公行为动机中“敢做”的态度，清除其行动路径上的障碍，并最终实现“要做”的行动目标。

例如，在小说《红与黑》中，主人公于连做了侯爵秘书之后，接到侯爵女儿玛蒂尔德的情书，并主动约于连半夜时分爬到自己的卧室会面。于连收到玛蒂尔德的信件后，内心十分纠结。他知道，玛蒂尔德是贵族家庭的女孩，而自己却是木匠的儿子，两人的社会地位差异悬殊，更重要的是，于连并不爱玛蒂尔德。因此，于连最初没有想要与侯爵女儿结婚的打算，即使收到侯爵女儿的情书之初，也没有准备与玛蒂尔德半夜幽会。但是，小说的下卷第十五章“莫非是个圈套”中，作家为于连引入了一个“敢做”的动机。于连想到，侯爵女儿写信约自己午夜爬到她的卧室，也许是个阴谋，但转念一想，这又是个机会，于连可以通过与侯爵女儿的婚姻而跻身法国的上流社会，进而实现身份钻营的目标。因此，即使是个圈套，于连最终还是下定决心前去赴约，甚至把半夜赴约视作一场决斗。由此可见，于连最初并不想跟侯爵女儿半夜赴约，只是植入了“敢做”的动机之后，才使于连把那次半夜赴约的行动目标由最初的男女幽会，变成于连实现其身份钻营的一场决斗。

三、主人公行动结构的复杂模式

复杂模式是一种复合对应的人物情感动作线。与简单模式不同的是，作者通过主人公的行动目标与两个以上行动路径的组合，或者与两个以上的行为动机的组合，在人物行动要素的复合配置中设计主人公的动作线。

1．“要做”与“能做”“可做”组合的主人公动作线

在主人公的行动目标与行动路径上，主客观条件之间组合而成的主人公动作线，即“要做”与“能做”“可做”组合。作者通过消除主人公行动路径上“能做”与“可做”的主客观条件方面的障碍，进而调整或实现主人公“要做”的行动目标。也就是说，作者可以通过人物在“要做”的行动目标与“能做”“可做”的行动路径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冲突来设计主人公行动“做”的复杂模式。

例如，在小说《简·爱》中，主人公简·爱与罗切斯特相爱和结婚是小说情节框架中的核心叙事线条，因而也是作家为小说主人公设置的行动目标。但是，在叙述简·爱与罗切斯特由互生好感、互相爱慕至相爱结婚的过程中，作家却设置了一系列的障碍。除了罗切斯特比简·爱年长二十岁外，这些人物行动路径上的障碍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两人的社会身份差异所带来的“能做”上的障碍；二是罗切斯特妻子的存在所带来的“可做”上的障碍。最初，简·爱的自信和智慧赢得了罗切斯特的好感和信任，从而打消了两人因主仆身份差异所带来的阻碍，尤其当罗切斯特放弃了与贵族小姐的婚事，主动提出想要娶简·爱为妻之后，简·爱就接受了与罗切斯特结婚的行动目标。所以，作家主要是通过简·爱与罗切斯特克服两人之间的社会身份差异，消除了爱情婚姻路径上的“能做”障碍。但是，当简·爱发现罗切斯特的妻子后，就毅然地提出要离开罗切斯特。当时，罗切斯特极力劝简·爱做自己的妻子，但实际上是名义上的罗切斯特太太，小说写道：

他（罗切斯特）的声音和手都发抖了，他的大大的鼻孔又扩大了，他的眼睛发出亮光，然而我还是敢讲话：

“先生，你的妻子还活着，这是你今天早上还承认的事实。要是我像你所希望的那样跟你住在一块儿，那我就成了你的情妇。不这样说就是诡辩，就是虚伪。”[12]

所以，罗切斯特家里有一个疯了的妻子，是简·爱与罗切斯特在相爱婚姻路径上的“可做”障碍，并直接导致简·爱改变其原有的行动目标，选择了离开罗切斯特。

总之，在简·爱与罗切斯特的爱情婚姻道路上，两人的社会身份差异是一种“能做”方面的障碍；而罗切斯特妻子的存在则是“可做”方面的障碍。作家最初通过消除因社会身份的差异而造成的障碍，使简·爱与罗切斯特走进了婚礼的殿堂，接着通过罗切斯特的妻子在一场火灾中死亡的事件，扫清了两人在爱情婚姻道路上的最终障碍。所以，当简·爱回到桑菲尔德庄园，发现罗切斯特的妻子去世之后，简·爱主动提出并最后实现了与罗切斯特相爱结婚的行动目标。

2．“要做”与“能做”“该做”组合的主人公动作线

作者通过消除主人公行动路径上“能做”的障碍，确立行为动机上“该做”的行为动机，最终选择“要做”的行动目标。也就是说，作者可以通过人物在“能做”的行动路径、“该做”的行为动机与“要做”的行动目标之间的结构性张力来设计主人公“做”的复杂模式。

例如，在小说《牛虻》故事里，当蒙泰尼里以主教大人的身份来监狱探望被捕的牛虻时，牛虻向蒙泰尼里说出了自己是亚瑟的真实身份，蒙泰尼里非常震惊。然后，作家在蒙泰尼里与牛虻之间的对话中分别设置了两组“要做”的行动目标：

●牛虻“要做”的目标——要蒙泰尼里帮助自己越狱，放弃上帝的信仰。

●蒙泰尼里“要做”的目标——帮助牛虻越狱后自*。

●牛虻“要做”的目标——要蒙泰尼里参与武装革命活动。

●蒙泰尼里“要做”的目标——坚守上帝的信仰，看着自己的亲生儿子被处死。

在上述人物“要做”的四个行动目标中，最初，牛虻向蒙泰尼里提出了第一个行动目标，蒙泰尼里却不愿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所以他选择了第二个行动目标。显然，牛虻并不希望自己的父亲帮自己越狱后自*，所以，牛虻提出了第三个行动目标，要蒙泰尼里参与武装革命活动。但是，蒙泰尼里无法参与武装革命活动，因而不得不选择了第四个行动目标。因此，在人物“要做”的两组行动目标中，只有帮助牛虻越狱是蒙泰尼里“能做”的，也是两人可以共同达成的目标。但是，牛虻并不满足于自己越狱的目标。于是，这对亲生父子的争议焦点实际上已从行动路径上的“能做”，转移到行为动机上的“该做”问题。一方面，牛虻要蒙泰尼里放弃天主教的信仰，这是超出蒙泰尼里的行为动机中“该做”底线的，所以，蒙泰尼里无法接受这一行动目标；另一方面，蒙泰尼里提出自己帮牛虻越狱后自*，这也不是牛虻的行为动机中想要蒙泰尼里“该做”的愿望，所以，牛虻也拒绝了这一行动目标。因此，作家通过两人在帮牛虻越狱的认同基础上，将矛盾冲突由两人的“能做”转移至“该做”的层面上，进而表现了两人在宗教信仰与武装革命抉择上的对立交锋。

值得注意的是，在叙述牛虻与蒙泰尼里的狱中交谈时，作家巧妙地通过在人物的行动目标“要做”与行为动机“该做”之间的双向冲突，设置了人物行动的结构。一方面，帮牛虻越狱后自*，是蒙泰尼里“要做”的行动目标，却是牛虻“该做”的行为动机中所否定的；另一方面，帮牛虻越狱后一起参与武装革命活动，是牛虻希望蒙泰尼里“要做”的行动目标，却与蒙泰尼里“该做”的行为动机大相径庭。最终，两人选择了并非自愿却又不得不“该做”的第四个行动目标：蒙泰尼里坚守自己的宗教信仰，亲眼看着自己的亲生儿子被处死；而牛虻则坚持自己的武装革命信仰，用选择死亡的方式告别自己的亲生父亲。因此，作家在两人对话结束时写道：

他们都沉默了，一种异样的沉默，那么长久，那么深沉，而又那么突如其来。在黄昏的灰色微光中，他们互相注视着，他们的心的跳动由于恐怖而停止了。

“你还有什么说的吗？”蒙泰尼里低声说，“还能给我任何——希望吗？”

“不。除了跟教士们战斗之外，生命对于我已毫无用处。我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把刀。如果你让我活下去，那你就得承认我们这些短刀。”

蒙泰尼里转身向着十字架。“上帝呀！听他说的话……”

他的声音消失在一片空虚的静寂中，毫无反响。只是牛虻身上那个嘲讽的魔鬼又醒过来了。

“对他喊……喊得响些呀，也许他是睡……睡熟了。……”

蒙泰尼里像挨了打一样地惊跳起来。他站在那儿向前凝视了一会——然后在草荐边沿坐下来，双手掩面，开始哭泣了。牛虻不住地战栗，一身冷汗。他知道这一场哭是什么意思。[13]

3．“要做”与“能做”“敢做”“该做”“可做”组合的主人公动作线

人物行动的目标与动机、路径之间的组合而形成的人物情感动作线，即“要做”与“能做”“敢做”“该做”“可做”的组合。作者通过消除主人公行动路径上“能做”“可做”的障碍，确立“该做”“敢做”的行为动机，最终实现其“要做”的行动目标。也就是说，作者可以通过人物在“能做”的行动路径、“敢做”或“该做”的行为动机与“要做”的行动目标之间的结构性张力来设计主人公行动“做”的复杂模式。

例如，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叙述了主人公盖茨比试图与昔日情人黛西重温旧梦的故事。作家通过人物在“能做”的行动路径、“敢做”和“该做”的行为动机与“要做”的行动目标之间的结构性张力，设计盖茨比的人物行动“做”的复杂模式。

第一，作家为盖茨比要与黛西重温旧梦的行动目标设置了“能做”的条件。小说采取了从故事中间写起的方式，将小说的初始情节设定在盖茨比已从一个穷中尉变为富豪，并在纽约市郊的长岛上盖了座豪华的大别墅，招引着纽约城里的各界名流纷至沓来。

第二，作家为盖茨比要与黛西重温旧梦的行动目标设定了“敢做”和“该做”的行为动机。小说通过一系列叙事序列来表现盖茨比主动地实施与黛西重温旧梦的行动，诸如，盖茨比请尼克安排他与黛西会面；盖茨比请黛西去自己的别墅幽会；盖茨比亲口向黛西的丈夫汤姆挑明，黛西爱自己；盖茨比要黛西当面说自己从来没爱过丈夫；等等。而盖茨比之所以如此“敢做”，不仅因为他与黛西曾经相恋过，而且在于他始终怀着这样的“该做”动机：他深信黛西一直爱着自己，即使在她嫁给了汤姆之后。因此，盖茨比在与黛西重温旧梦的行动目标上拥有“敢做”和“该做”的行为动机。

第三，作家以隐含作者的声音揭示了盖茨比在要与黛西重温旧梦的行动目标“要做”上的致命症结。“了不起”的盖茨比怀着美好的理想、真诚的爱情和炽热的勇气，想要与昔日的恋人黛西重温旧梦，然而，他非但没有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理想，也没有找回五年前失去的爱情，却因黛西开车撞死人而被误*致死。更为可悲的是，黛西非但没有出席盖茨比的葬礼，还与丈夫一起去欧洲旅行了。显然，盖茨比的悲剧既不在于他的行为动机，因为他确实爱着黛西，也不在于他的行动路径，因为他确实有迎娶黛西的物质基础，而在于他的行动目标，因为他错误地把实现自己理想的希望寄托在了那个“话音里充满了金钱”的黛西身上。于是，小说便传递出隐含作者的叙述声音：盖茨比的理想超出了黛西所能承载的，或者说，黛西无法理解盖茨比的理想，更不能与盖茨比一起实现和分享那个梦幻般的理想。

【本章概要】

本章主要探讨作者在设计故事核和撰写故事大纲过程中如何创造小说故事主人公的问题。

首先，笔者从主人公的身体、性格和价值观三个方面阐释了小说故事主人公应是一个异于常人的好人的观念。并指出，异于常人的特性使作者能够为自己的小说创造一个独一无二的主人公，而好人的品质则使主人公能够在更广的范围内令人理解、引人同情或受人尊重。然后举例分析了作者如何切实有效地将小说故事主人公设置于故事主线之上，以及如何配置主人公与小说故事之间的互动关系，目的在于探寻小说故事主线走向的驱动力量及其来源。

其次，如何撬动主人公的行动意愿是作者创造小说故事主人公时必然面对和必须回应的问题。本章先从增加主人公*强度的意义上分别探讨了主人公行动意愿在低度*、中度*和强度*方面的基本表现，以及作者通过添加某些价值观判断的方法来提升主人公的*强度，进而有效地调控主人公在小说故事世界里的行动力度。接着，本章从推进主人公行动意愿的角度，举例分析了作者如何在主人公的境遇变迁或自身变迁过程中经历的困境、险境和绝境三个困难层级，进而使作者有效地调控小说故事主人公的*强度，并为小说故事主人公设计一条渐入绝境的人物故事序列，迫使主人公的身体和灵魂在小说故事世界里的拷问和锤炼进程中激发出挣脱各种险阻和诱惑的智慧与勇气。

最后，本章指出，在目标、动机和路径为标志的主人公行动结构中，主人公的行为动机往往是自变量的叙事要素，而主人公的行动目标则是因变量的叙事要素。所以，作者往往通过主人公行为动机的变化来设计或调整主人公的行动目标。根据主人公行动的结构性关系的原理，本章举例分析了作者如何用主人公的行为动机改变主人公的行动目标，抑或用激活主人公深层动机的方式展示其行为动机与行动目标之间的戏剧性矛盾冲突，并通过阐释主人公行动结构的简单模式与复杂模式，具体探讨作者如何在人物行动要素的配置中设计主人公的情感动作线。

【思考题】

1．举例说明故事主人公是一个异于常人的好人。

2．举例说明故事主人公的*强度。

3．举例说明故事主人公的困难层级。

【练习题】

1．根据故事主人公的*强度，修改小说的故事大纲。

2．根据故事主人公的困难层级设计，修改小说的故事大纲。

【推荐阅读】

1．曹雪芹，高鹗．红楼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2．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注释

[1]契诃夫．契诃夫小说全集：第10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