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逝》人物：涓生和子君
《伤逝》和《娜拉走后怎样》实际上探讨的是同一个主题，都在试图为当时中国的“娜拉”们寻找到一条“新的生路”。
此外，根据鲁迅的老乡、曾与鲁迅密切交往十年的徐钦文回忆，《伤逝》原稿尚未完全结稿时，鲁迅曾把小说交给他看，并告诉他：“这一篇的结构，其中层次，是在一年半前就想好了的”。
按照鲁迅在《伤逝》末尾的标注，小说完成于1925年10月21日。按照时间点推算，这篇小说至少在1924年4月，甚至更早的时间就开始构思了。这与鲁迅先生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发表《娜拉出走怎样》的演讲，时间相差不远。因此更有理由揣测，作为小说的《伤逝》，是对演讲稿《娜拉出走怎样》中提出问题的文学化升华。
《伤逝》以独特的写作手法，将《娜拉走后怎样》提出的超越时人的理性思维，化为形象生动的故事，诱导读者深层次思考。
鲁迅先生演讲
当时的演讲，缺乏现在流媒体等跨越时空的技术手段，一般都是现场演讲的方式，受限于场地、人数和情绪渲染等，传播范围上并不理想。阅读说教式的演讲稿，也难免令人提不起胃口。小说则突破了演讲的局限性，具有较强的故事性和趣味性，容易调动读者的胃口，更易于接受，受众更广泛。
小说之文，寓言八九，蜃楼海市，不必实事；钩心斗角，全凭匠心；俾读者可以坐忘，可以卧游，而劝惩可以其间也。 ——焦木《小说月报》
在《娜拉走后怎样》演讲中，鲁迅开门见山：“我今天要讲的是‘娜拉走后怎样’”，然后异常理性、冷静的“反潮流”，却振聋发聩指出：“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要想出走后求得生存，就要有钱，“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
那么，《伤逝》是如何将《娜拉走后怎样》提出的问题，隐寓于小说之中的呢？
《伤逝》角色：涓生和子君
正如前文中提到的，涓生和子君均是“出走的娜拉”。《伤逝》开篇处处伏笔，“依然是这样的破窗，这样的窗外的半枯的槐树和老紫藤，这样的窗前的方桌，这样的败壁，这样的靠壁的板床”，五个“这样的”排笔短句，将涓生出走所面临的生存窘迫强有力的描写出来；“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空虚”，说明在思想上，涓生“出走”后也非常困惑迷茫。
而子君呢，没有考虑“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只是“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他的胞叔“气愤”到不再认她做侄女，子君失去经济来源。在两人租住到吉兆胡同时，“用去了我的筹来的款子的大半；子君还卖掉了她唯一的金戒指和耳环”，这些描叙，绝非是为了突出青年知识分子突破困顿生活而结合在一起的文艺范儿和乐观精神，而是为下文两人生活为何逐渐凄惨最终分手做好铺垫。这样呼应了《娜拉出走怎样》所提出的问题：“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
鲁迅并非反对出走，他是支持出走的。“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单知道仍然要战斗”“这就当然要有剧烈的战斗”，但是他始终反对在出走时做无谓的牺牲。
鲁迅雕像
鲁迅先生惯于用否定的、反讽的思维方式，将这种方式不自觉的融入到文学中去。如同孔乙己、祥林嫂一样，子君在鲁迅笔下也是一种否定性的存在，是反面的、无谓牺牲的典型。
《伤逝》以笔记小说的形式，借用激进涓生的片面性语言，将子君“出走”后结局徐徐推进，可谓将反讽艺术形式推向高峰。
他“不过三星期”就“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在涓生看来，“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但子君“似乎永远意识不到这一点”，而是逐渐开始回归封建式的“女主内”生活，每日只忙于家务，沉溺于涓生的感情之中，不再读书、不再思想。而这就是悲剧的开始。
在涓生被单位辞退后，开始逐渐“凄然”“变得很怯弱”。逐渐的，子君连感情上的自信也没有了，“逼我做出许多虚伪的温存的答案来，将温存示给她”，在谈起以往的“提到文艺，于是涉及外国的文人”，她也开始变得沉默。
慢慢的，子君失去了对涓生的吸引力，在听到涓生那句“因为，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后，出走后精神上最后一根稻草也戛然而断。最终被接回到家中，“在严威和冷眼中负着虚空的重担”，走向死灭。
仔细阅读《伤逝》，在鲁迅营造的哀婉语气之外，会惊奇发现，小说绝大部分的篇幅并非在抒发“伤”，或者感叹“逝”，而是将子君“出走”后的变化一点一点呈现在读者面前，将涓生对子君的感情转变徐徐铺开，实际上就是为了从反面警醒人们，没有经济权的“出走”，终将是回归或毁灭。
鲁迅先生的高明之处不仅在于超前意识到“娜拉”出走后的时代问题，更将这个问题以小说形式形象表现出来警醒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