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易卜生为妇女地位鸣不平而创作的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结局——“娜拉出走”所引发的人们对“妇女出走家庭之后会怎样”的问题的思考和讨论。针对“妇女出走家庭之后会怎样”的问题的探讨和思考，逐渐展现出的女性主义的诞生和进步以及女性解放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鲁迅先生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提出：“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出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娜拉出走”这一举动体现了娜拉身上所具备的自由女性主义，并为后世的女权运动提供了范本。
自父权制社会形成以来，女性一直被视为是男性的附庸，并且这样的观点牢牢地扎根在人类文明的集体无意识当中。祖先的远古典籍记载“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有礼义有所错，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而于夫妇之道中，女性的地位也就是她的家庭地位一生处于从属位置。“妇人，从人者，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1]
挪威作家易卜生为此发出感慨：“这个社会完全是一个男人的社会，法律是男人写的，起诉人和法官都是男人，他们从男人的立场出发判断女人的行为方式，在这样的设置下，一个女人不可能忠于自己。”[2]那么，妇女的地位就只可能或者就应该继续这样吗？关于这个问题，易卜生曾多次创作戏剧尝试回答。通过回答该问题，易卜生创作了不少作品批评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抑，同时希望唤醒更多的女性，来为自我争取与男性平等的更大可能性。《玩偶之家》就是在这样的动机下创作诞生的。“娜拉出走”这一举动体现了娜拉身上所具备的自由女性主义，并为后世的女权运动提供了范本。
《玩偶之家》是易卜生为妇女的社会地位鸣不平而创作的社会问题剧，其结局——一直被丈夫当宠物和小孩一样看待的娜拉摔门而出。“娜拉出走”所引发的人们对“妇女出走家庭之后会怎样”的问题的思考和讨论。针对“妇女出走家庭之后会怎样”的问题的探讨和思考，逐渐展现女性主义的进步以及女性解放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进展。鲁迅先生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提出：“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出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但笔者认为娜拉走后不止鲁迅先生所提到的唯二出路，下面试从“经济独立的可能、思想意识的觉醒、自由选择的能力”三个角度探讨娜拉走后的可能出路，以反驳鲁迅先生所言的娜拉走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的悲剧观点和尝试解答自由女性主义提出的“第二阶段”问题(女性出走家庭以后面临的新的问题，例如是否要孩子)。
一、经济独立的可能
娜拉出走以后，首先要面对的是物质方面的问题，解决经济条件的限制，是娜拉能在出走后在社会站稳脚跟的首要因素。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里提到“一个女人要想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要有一间自己的房子”[3]。即经济能力决定了女性能否有自己的独立意识和自由的思想。结婚前依靠父亲的供养的娜拉具有这样的经济能力吗？“林丹太太：从前咱们一块念书你就是个顶会花钱的孩子……”[4]
答案是肯定的，在易卜生玩偶之家的原文当中就提到了“婚后一年，丈夫患病急需用钱医治的时候，娜拉是冒用自己父亲的名字在银行贷到了款，为丈夫治好了病，后面也是靠自己编织、绣花和抄写偿还部分债务。”[5]由此可见，娜拉是具有生存的基本能力，哪怕当时的挪威只能用男性的名字才能贷款，但是依靠编织、绣花和抄写，娜拉还是可以基本解决生活的问题的。至于住所，原文提到了娜拉父母的房子，所以，基本的物质经济生存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二、思想意识的觉醒
接下来就是出走以后，娜拉要面对的来自社会和众人的议论，娜拉是否能承受来自社会的舆论而不被舆论击溃呢？这就要从娜拉是否具有独立的思想而不轻易被群体文化淹没的角度去讨论。但很显然娜拉是明白到“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在生理和心理或经济上，没有任何命运能决定女性在社会中的表现形象。决定这种介于男性与阉人之间的、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的，是整个文明。”[6]
原文中她与丈夫的对话“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我知道大多数人赞成你的话，并且书本儿也是这么说。可是从今以后，我不能一味相信大多数人的话，也不能一味相信书本儿里说的话……”牧师告诉过我，宗教是这个，宗教是那个。……我要仔细想想牧师告诉我的话究竟对不对，对我合用不合用”[7]而关于道德，娜拉指出“我只知道我的想法跟你的想法完全不一样，可是我不信那些法律是正确的”[8]。由此看出娜拉具有独立的思想意识和支撑这种意识的反叛精神的。
既然娜拉走后能完成经济上的独立和思想上的独立，那么鲁迅先生所说的“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出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悲剧观点是可以被反驳的。
三、自由选择的能力
自由女性主义（liberal feminism）又译自由女性主义。从18世纪到20世纪60年代，女性运动的主导倾向是跟随着自由主义传统的，它关注女性的个人权利和政治、宗教自由，女性的选择权与自我决定权。法国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美国革命的人人生而平等口号是女性运动的主导思潮，天赋人权，主要是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的诉求也是女性运动的主要诉求。
美国全国女性组织的创建人和主要*、自由女性主义核心代表人物弗里丹发现：50年代美国医务界注意到家庭妇女就诊人数增加，患有头痛、失眠、精神压抑和神经衰弱等症状的家庭妇女比单身妇女多，医务界把年轻家庭妇女中常出现的难以诊断的症状，如出血泡、周身不适、神经质、疲惫感等称为“家庭主妇综合症”。从这些患病的妇女可知，美国当时所谓“幸福的家庭主妇”形象，并不符合当时中产阶级妇女的现实生活，她们有着无尽的困惑，实际上当她们带着美妙的憧憬走进婚姻，成了家庭主妇，陷于无穷无尽的家务之后，感到极度空虚和苦闷，又苦于看不到前途，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那么这些美国妇女该何去何从呢？
针对“美国女性幸福的困惑”弗里丹撰书论述美国妇女的困境，号召妇女走出家庭。提出了“第一阶段”问题和“第二阶段”问题。弗里丹的“第一阶段”问题就是号召女性走出家庭，“第二阶段”问题即出走以后妇女的自由选择的问题。美国妇女走出家庭就是新一代的“娜拉”，这些“娜拉们”与1879年的挪威娜拉之间，是可以相互借鉴经验的。上文已经讨论出娜拉出走以后是有经济独立的可能和支撑他逃离群体文化的独立的思想意识。吉娜拉的出走是成功的。既然在1879年娜拉就能出走成功，那么1960年的美国妇女同样也能出走成功。当美国的“娜拉们”能意识到自己的困境并且愿意打破那个“无名的问题”幸福的困惑，把意识付诸于行动，“美国女性幸福的困惑”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家是女性被派定的归宿同时也是牢笼，将她与世界隔绝蛰居于被动驯服的无自我意识的状态。”[9]工人的解放应当是工人自己的事情，同样，女工的解放也应当是女工自己的事情。”[10]很多时候女性之所以有女性的特质，大多都是社会教育和社会角色对她们的期待造就的，女性的“唯一梦想就应当是当个无可挑剔的贤妻良母；最大的奢望就是生五个孩子并拥有一幢漂亮住宅；唯一的奋斗目标就是找到中意的丈夫并保持稳定的夫妻关系。”[11]这其实是集体无意识把女性培养成了男权社会要求她们应当的样子。为此女性要解放自己，应该理智地评判这些社会制度对她们的束缚。将自己从这些集体无意识中解救出来。女性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必须付诸于行动。第一步的行动就应该像一百多年前的娜拉那样敢于摔门而出，走出家庭。
但弗里丹还提出“走出家庭之后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虽然提高了，有事业可做了，但是她们又面临新的问题：在选择是否要孩子与在追求事业的成功时，她们感觉到冲突、恐惧和无奈，以及与此有关的具体问题。[12]上文已经讨论出娜拉出走以后是有经济独立的可能和支撑他逃离群体文化的独立的思想意识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讨论第三个问题，就是关于自由选择的问题。这也是弗里丹针对“美国女性幸福的困惑”提到的“第二阶段”的问题--走出家庭以后，在男女真正平等的基础上重塑我们（男性和女性）的制度，以使我们（男性和女性）能够生活在对生活和爱的新的肯定之中，能够选择要孩子。
是否要孩子与追求事业的成功是不矛盾的，在走出家庭，社会地位提高，拥有独立的经济能力和思想意识的时候，女性就拥有了自由选择的能力，可以与男性即自己的丈夫进行平等对话。男女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是割裂的，而是相互成就的。女性若选择要孩子，那么可以与丈夫协调好夫妻双方各自在培育孩子时所付出的时间，女性还是可以兼顾事业的。当女性因为要孩子可能影响自己的事业而恐惧时，女性应将这个问题归纳为集体问题，而不是个人问题，把问题归因为不可控的外在因素，与自身个人能力关系不大，女性就会减少自怨自艾。同时心理承受能力将会逐渐加强，鼓励更多的女性培养走出家庭做起事业的能力。只有当敢于出走并拥有自己的事业的女性越来越多，才有可能够冲击男权社会对女性固定的束缚模式。
总而言之，女性主义是可以参照娜拉的模式的。一百多年前的女性在走出家庭之后依然有养活自己的可能和支撑自己走下去的独立思想意识。二战后的美国女性的自由度远远高于一百多年前的娜拉，她们可以成为新一代的娜拉，走出家庭，拯救自己，解放自我，治愈心理病，活出自我。自由是指可以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女人，是跟男人一样的人，而不是附庸。
参考文献：
1、易卜生著，潘家洵译. 《易卜生文集》（第5卷.玩偶之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5月版.
2、贝蒂.弗里丹著，程锡麟等译.《女性的奥秘》 广东经济出版社 2005年5月版
3、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
4、《列宁全集》（第37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5、西蒙娜.德.波伏娃著，郑克鲁译.《第二性》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9月1日版.
6、黄慧《成功冲出家庭禁锢的玩偶—探析《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出走以后》 阴山学刊 2015年4月 第28卷第2期.
7、齐快鸽 《女性解放之梦的幻灭—解读耶利内克戏剧<娜拉出走以后>》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9月 第14卷第5期
8、付萱《“娜拉”们的出走和出走以后—新时期女性文学中关于婚姻情感问题的文化研究》 苏州大学 2009年 文艺学（二十世纪中国文论与批评）硕士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