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戊戌维新的贡献还在于经济上倡导民营企业，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已经出现了工厂、矿山、铁路等近代企业，但数量较少，而且大多是官办、官督商办、官商联合，民营企业则得不到保护。
戊戌变法实行的第一天，光绪帝就下谕各省设立商务局。这是御史王鹏运提出的意见，“请于各省会设立商务局，由各商公举殷实稳健，素有声望之绅商，派充局董，驻局办事”。不久，光绪两次谕令刘坤一、张之洞在上海、汉口试办商务局，创立商会。
不仅如此，光绪帝在上谕中还鼓励士民著作新书，创行新法，制作武器，准许专利，甚至民间还可以兴造枪炮各厂。连枪炮厂都允许民间设立，其他民营企业就更不在话下了。
后来光绪帝又在北京设立农工商局，命各省设分局“分别制造，以扩利权，而资民用”。这一系列保护和鼓励民间工商业的谕旨，虽由于守旧派的阻挠拖延大多未能实现，但民营企业的合法地位已不可动摇，对于私人创办工商业起到了重大的鼓舞作用。
因此戊戌变法以后，中国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洋务运动期间创办的近代企业，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作多达80%以上。而戊戌前后三年中（1897-1899）中国创办的厂矿54个，资本额621万元，其中商办占70%，民间企业已成工商业的主流。
三，戊戌维新的贡献还在于废除了八股文，改革科举制，提倡学习西方，实行近代教育制度和文化措施。
维新派十分重视人才的教育，康有为强调：“欲任天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急于教育。”梁启超认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
科举制和八股文是禁锢心智、脱离现实的典型。知识分子只去读古代的儒家经典，按固定的格式写文章，就可得到高官厚禄。维新派对此作了猛烈抨击。严复说：“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蓄。”变法期间，类似这样的抨击科举八股的尖锐言论比比皆是。
维新派在反对科举八股的同时，又提出讲求西学，学以致用的主张。他们在教育文化方面，一是主张开办新式学堂，光绪帝在“明定国是”诏中特别提出“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并令各地筹设大中小学堂和各类专业学堂。
二是科举不用八股文，改试策论。“嗣后一切考试，均以讲求实学实效为主，不得凭楷法之优劣为高下”，同时开设经济特科。
三是鼓励创办报纸，谕改《时务报》为官报，派康有为办其事。“各报体例，自应以胪陈利弊、开广见闻为主，中外时事，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此外还鼓励译书，选派出国留学生，许士民上书言事，开放舆论。
在朝廷的大力倡导下，社会风气日新，学堂、报馆、学会纷纷创立，如雨后春笋，一发而不可遏制。戊戌维新后七年，延续了一千数百年的科举取士制度终于被废除，近代教育制度取代了传统的封建教育，报刊等大众媒介也日益普及。
戊戌维新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上动摇或部分改变了封建制度的某些方面，为中国近代化开辟了道路。但同时也要看到维新派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康、梁等在维新运动中表现的幼稚、脆弱、动摇、冲动、盲目乐观，又缺乏远大的规划，切实的行动。很多应该做和必须做的事，他们想不到去做，或者不能做，不愿意做。维新派当时的种种失误、缺点和短见，需要用阶级和历史的分析，求得理解，而不能苛求于前人。
戊戌维新时期，新旧力量的对比很悬殊，守旧势力力量强大。戊戌维新的骨干力量大多是青年知识分子，或为举人、秀才，或为中下级官吏，没有地位、权力与声望。他们有感于国家的危急，人民的贫穷，怀着救国安民的理想，挺身而出，以天下为己任。
维新派力量薄弱，他们寄希望于光绪皇帝，以为只要说服皇帝本人，同意实行新政，就可以冲破一切阻力。他们低估了盘根错节的守旧势力。而守旧派，上有慈禧太后高高在上，专横揽权，下有廷枢诸臣、封建大吏顽固不化，墨守成规。
光绪帝百日维新所下的新政诏谕，守旧派不执行，不办理，推诿拖延。而他们对维新派人士则忌恨怨妒，公开为敌，势如水火。故慈禧太后一声令下，光绪帝便束手就擒，六君子坐待诛戮，变法维新的大厦，突然倾倒，土崩瓦解。因此，戊戌变法的失败悲剧有其深刻的根源，也是历史的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