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不仅是政治制度与教育制度，也是一种社会制度，多数学者认为，科举制自隋发轫，经过唐的发展，到了宋代，它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进入“科举社会”——人的社会地位和阶层的划分以科考功名为依据，世家大族除非有考取功名的子孙不断涌现，否则难以保持家族超然的社会地位。
科举对于社会最明显的影响体现在促进社会流动方面，“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一俗谚正是社会阶层流动的真实写照。
唐代时，录取比例低，世家大族对于朝政还有一定影响力，科举在促进社会流动方面的作用还不算明显，但到了宋代，出身平民得中进士者占录取总人数的53%，明代为46.7%，到了清末，科举家族地位稳固、买官卖官之风盛行，但考中功名者仍有35.5%为祖上三代无功名或者功名为生员。
虽然很多学者认为，科举仕进需要金钱与社会地位作为支撑，家境贫寒者在争取高等级功名、获得官职这方面不占优势，但没有人否认科举考试本身的自由开放与公平竞争的属性，对于家境贫寒的人来说，就算只是考取最低等级的功名，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他的阶级地位，科举在促进阶层自下而上流动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科举对于社会的另一重要影响是士绅阶层的产生和壮大。秀才虽然是最低等级的科举功名，但成为秀才，就等于跻身“士”阶层，这不仅是身份的荣耀，更能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赢得人们的尊重。
清代的秀才见到知县只行礼而无需下跪，犯法后需要报请学政革去功名后才能用刑，经济上也能免除一些赋税，举人已经有了任官的资格，不仅可以免徼丁税，而且特权可以惠及家族。
这些获得了科举功名而没有担任官职的人，组成了庞大的地方士绅阶层，他们虽然不从事物质劳动，但是创造了许多精神财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地方上拥有很强的影响力，费孝通认为“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传统中国以乡村为基础，这些乡村以血缘为纽带，聚族而居。
在这里，国家行政力量与乡村士绅势力结合，共同约束乡民，保证乡村社会的正常运转。士绅的文化素质、经济实力、政治特权使他们在地方获得极高的声望和地位，成为乡村政治的核心，州县在选拔乡保时，往往要过问士绅们的意见。
在平时的履职中，“州县办理编查，乡保多不知书写，又未谙条款，必须绅士协导”，士绅阶层凭借其在地方的影响力，就算不直接出任基层职役，也能将自己的势力渗透进去，间接控制乡里组织，稳固自己的地位。
科举对于社会的深层次影响还在于科举相关之社会风俗的形成及广泛流传。
科举的激烈竞争，让很多士子在屡试不第、痛感希望渺茫之时选择相信“科名前定论”，“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他们将能否考中功名归因于命运、风水、祖上的阴德，最后才是自己读书如何，相信在冥冥之中有神明在安排自己的命运，于是通过解读梦境、求神问卜来判断自己仕途如何。
考试前后抽签问卜成为各地流行的社会风俗，二月初三拜会文昌帝君甚至成为节日，在科举考场中，也有开考前三天请和尚打醮做法事的习俗。
除了士子，由于科举高中、跻身仕途的影响力太大，敦促子弟进学应举成为每一个家族的重要事业，“科举考试演化为一种惯例式的全民动员，已接近于一种宗教行为。
它将考试演化为程序、规则、禁忌及庆典仪式，使其彰显为民众生活的中心，也淡化了一切与其无关的活动选择”，祈盼子弟高中的愿望演化为习俗，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饮食上苏州的状元糕、状元茶、状元红等食物以状元为名，玩乐方面有名为状元筹的博弈游戏，逐渐演化为中秋节博状元饼的游戏，具体的玩法是在中秋节制作一块大面饼，上面有红字写一个“元”字，“用骰子掷四红以夺之，取秋闱夺元之义”。
二、科举制的国际影响科举制不仅对中国有重要意义，也对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才选拔制度产生深刻影响，其中最显著的是中国周边越南、韩国、日本等国，它们曾将科举制作为先进文化制度引进到自己国家。
韩国的科举制从公元958年开始，持续到1894年，一共存在了936年，是中国以外实行科举制时间最长、制度也最完备的国家。据《高丽史》记载：“高丽太祖，首建学校，而科举取士未遑焉，光宗用双冀言，以科举取士，自此文风始兴。大抵用法，颇用唐制。”
高丽科举一开始模仿唐代科举的模式，以十韵排律、八义赋、时务策等为考试内容。
李朝代高丽而立后，继续实行科举制，考试分三场，依次考察中国经学、诗赋和时务策，除三年一试的“大比之年”外，李朝还时常根据需要临时加科，且每十年开一“重试”，考试频率高，录取难度低，“国家用人之道，只在于科举，”科举在韩国历史上同样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人才选拔作用。
韩国科举主要以中国儒学为考试内容，它的实行，一方面为韩国选拔了大批优秀人才，提高官员群体素质，推动文官政治发展，维护国家中央集权；另一方面也推动中华传统儒学在韩国的传播，促进韩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除韩国外，越南、日本等中国周边国家也曾在历史上实行过科举制度，“科举制在古代东亚世界曾经变得‘国际化’，形成了一个东亚科举文化圈。”
越南、韩国等国作为中国的藩属国，学习中国的科举制度推动自身政治制度的建设，在科举制的实行过程中也推动中国文化在本国的发展，扩大儒家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有力促进了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形成。
东渐之外，科举制还曾“西传”，被西方各国借鉴，与现代文官考试制度有深厚的渊源关系。
1941年，邓嗣禹发表了《中国对西方考试制度的影响》一文，全文3万字，旁征博引，以丰富的文献资料论述科举制对英国等国考试制度的影响，最后得出结论：“中国的科举是西方制定类似制度的蓝本”。
在西方汉学界引起巨大影响，影响西方学术界对于考试制度起源的看法。
早在17、18世纪，西方英法等国将中国的科举制介绍到本国，言谈之间多为赞美之辞，他们认为中国的科举制度是值得学习的，比如英国的麦杜思，他曾在1842年到过中国，归国后出版《留华札记》一书。
其中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呼吁建立面向全体英国人开放的“公职竞争的考试制度”，他说“中国的国脉之所以历久不坠，纯粹地完全地是由于政治修明，政治之所以修明是由于能起用贤能有学识的人”。
大量介绍中国科举制的文章在社会上流传，引起西方思想家们的关注，他们高度赞扬科举制，并在社会掀起一场崇尚中国文明的热潮。伏尔泰认为中国的政体“实际上是最好的”，皇帝世袭制代表着帝国的秩序，官员由科举选拔，代表着一种理性。
1967年，魁奈出版《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他认为中国的科举制度具有公平竞争的属性，没有世袭的贵族，人的社会地位由科举功名而定，可以流动，堪称选才制度的典范。
1853年，马考莱接受英国政府任命，组织委员会考察印度的文官制度，在他的报告书中，提到了考试制度需要一个“具有权利的中央考试委员会议来推行”要采用笔试的办法，同时对考生的年龄、健康状况以及品格进行考察，高等级的文官考试需要与国家高等级的教育水平相合，低等级的文官考试则可以在各地举行，便于考生参与。
报告书中提出的原则显然与中国的科举制度所体现的原则有很强的一致性，而这些原则都被英国当局采用，成为英国文官考试制度制定的重要依据。
1855年，英国开始实行的文官考试制度，考试内容方面选择实用性更强、关联性更高的数学、法律、历史等学科知识，考试原则方面则保留了科举制“公平竞争”的精神内核，可见中国的科举制与西方文官制度的建立与实行产生了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一直到今天都没有消失，是科举制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科举原为选拔官吏而设，逐渐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政治制度，因其造成的影响广泛而深刻，宋代及其以后的社会被称为“科举社会”。
政治方面，科举通过考试选拔国家最优秀的人才补充官僚队伍，推动官僚政治发展，维护政权稳定统一；同时，以科举仕进的知识分子在官场中不免结为同年，甚至发展成朋党，成为政坛不可忽视的力量，在政治斗争中相互倾轧，影响国家正确政策的颁布与实施。
文学方面，科场是知识分子求取功名难以回避的场域，科举取士标准引领文坛风气，知识分子为迎合主考官的喜好，获得优异成绩，不断变换自身文风。
这一方面吸引人们求学仕进，在社会上形成读书应举的风气，另一方面也限制了知识分子自由发挥的空间，阻碍他们在文学方面取得更大进步。
文坛如此，教育亦如是，教育是培养人的机构，科举是选拔人的机构，教育自然居于科举的从属地位，学校成为科举的储才之地。社会方面，科举的广泛推行也造就了获得功名的“士”阶层，其中包括获得秀才、举人等低等功名的士绅阶层，这些士绅虽然功名不高，没有获得官职，但是在地方受人尊敬，有很大的话语权。
他们与官府统治一起，维系整个地方的稳定；科举社会，因科举入仕而改变社会地位的人屡见不鲜，科举促进了社会自下而上的流动；同时，科举高中的吸引力与屡试不第的现实使很多读书人相信了“科名前定论”，希望子弟高中的愿望被寄托在衣食住行的生活物品上，因科举而兴的习俗蔚然成风。
国际影响方面，科举实行初期，就作为先进的政治制度输出到韩国、越南、日本等周边国家，形成东亚科举文化圈；此后，科举制被介绍到西方，与西方文官考试制度的建立有深刻渊源关系。
科举作为一种考试制度，能够在中国古代存续一千多年，究其根本，是因为它蕴含着公平、公正的精神内核，这种能力本位的人才选拔原则仍适用于现代的考试制度，这也是科举最重要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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