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讲到：
罗马帝国为“天下”提供秩序后，将普世正义与罗马本身结合在了一起。
可是，国与国，邦与邦是无所谓“正义”的。
只有人和人之间才有法律。
而国与国之间随时都可以发动战争，何谈“正义”呢？
正义和秩序，都是随罗马而来的，也是依靠罗马强大的武德来维持的。
在罗马不复存在后，罗马留下的习惯法仍然维持下来了。
即便罗马的政治架构已经不存在了，但罗马法体系仍然存在。
罗马遗产罗马灭亡后，罗马法的体系甚至比罗马灭亡前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因为在罗马灭亡之前，罗马本身宪法也在不断演变，而罗马灭亡后，罗马习惯法产生了一种没有有体物的主权观念，反而成为了当时欧洲法律的基础。
中世纪形成的国家体系，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罗马教廷制造了一种没有领土，但能够输出秩序的体系。
这种不需要划分领土，就能够形成秩序的体系，其本身就是从罗马遗产中演变而来的。
罗马灭亡后，从查理曼、奥托之后，没有罗马的罗马帝国，把整个欧洲基督世界的宪法体系，变成了一种没有固定主权，但是形成了一种多层次权力架构的体系。
这个体系类似于一个超级共和国，而这个共和国有着比当时世界上任何地区、城邦或国家都要复杂的宪法结构。
原则上可以容纳所有人，同时允许在宪法下存在各种特殊权利的邦国，而这些邦国又是多层次的。
这些次级政治实体也没有统一性和必然性，比如法兰西或西班牙，可以容许声称他们继承了罗马的一部分，也可以允许比如都铎英国宣布他们属于帝国，帝国的源泉来自于罗马法体系。
而继承帝国权力，也不需要撤销原习惯法，仍可以维护原有的封建制度多层次结构。
这种多层级结构变成了非常复杂的体系，因此无法贯彻罗马遗留下的习惯法，只能在新案件或事务中按照自己的偏好，再结合之前的先例，将自己的理解反馈形成新的判例。
这些新的判例本身又是非常局限的，局限的堆积又产生了新的效果。
所以在中世纪欧洲的大学中，法学成为了最重要的课程。
他们对待法学，和处理自然科学没什么不同，需要逻辑、方法论，这就是法理学的雏形。
于是欧洲基督世界形成了一种多层次的主权嵌套结构。
每个政治实体都是不完整的，但同时又允许嵌套下的实体，根据自己的原则，发展出新的规则。
这就形成了极端的复杂性，但如果从统治形式上看，欧洲本身并没有什么优越性。
但是单从层次和组织精细度看的话，中世纪欧洲政治基因多样性要比其他任何地区、城邦、国家都要复杂的多。
这些都是从罗马当留给中世纪之后欧洲的遗产。
如果没有罗马，那么欧洲各民族会形成什么样的结构是不得而知的。
也许各个族群会形成不同的权力结构，这样就无法形成笼罩整个欧洲基督世界的普世价值观了。
而罗马的混合政体，对比于其他政体，相对具有一定的优越性。
混合政体是君主、贵族、平民相互制衡的一种共和制政体，能够延缓其本身衰亡与腐败的过程。
这种政体影响了中世纪之后欧洲的政治观念，比如英格兰。
英格兰和罗马是相似的，都是经过漫长时间的自我生长，各个部分相互扶持与制约，最终形成稳定的架构。
而像是希腊各城邦，都是短时间破坏了平衡，从民主走向了僭主。
而中世纪欧洲唯一没有继承，或者说无法继承的，就是提供秩序与仲裁这种体系。
因为罗马的最后时节，核心诸侯国在相互斗争中消耗了大部分实力。
于是到了中世纪后，欧洲列国又回到了希腊时代，那种通过结盟不断博弈，从而维持相对的平衡。
这种状态下，是不需要一个像罗马这样的仲裁者出现的，这也是欧洲自由的一个保障。
但是两次世界大战对欧洲核心区的破坏，罗马世界最后一个遗产，又重新回到了现代世界。
就是美国对欧洲乃至世界的武断权力，而形成这个局面，只能通过其本身内发演化，是无法预见或被设计出来的。
西方的衰落现代欧洲的衰落，不仅是经济上的损失，而是宪法结构、民意、武德及追求霸权的意志受到了无法挽回的损失。
这个局面和希腊晚期是非常相似的，甚至丧失了保卫自己的意志。
国内极端民主化，原有贵族被无限挤压，直到微不足道的地步。
如果只是一个邦国，极端民主化必定会产生僭主，破坏自身的平衡，使自身无法维持。
但在多国体系中，那么就有方法维持下去。
就像希腊，希腊在最后时刻，之所以没有崩溃，就是因为有罗马的干预。
如果希腊出现了僭主夺权，那么罗马就会出面仲裁。
希腊人没有保卫自己的意志，那么罗马可以替希腊保护自己。
那么此时的希腊已经不用再做什么事了，只需要分好自己的福利，再把先人遗留下的遗产作为旅游资源，同时向比较边缘的土鳖邦国出售文化。
这正是现代欧洲所做的事，他们的工作似乎只剩下维持本国的福利制度了，其他工作例如保卫自身安全都通过北约交给美国。
毕竟欧洲是美国的历史源泉，正如希腊是罗马的源泉。
罗马可以对埃及这种国家实行武断权力，但对希腊还是要手下留情的，毕竟罗马的文化根源、宪法源泉在希腊。
不论希腊衰退到什么地步，罗马也是没办法抛弃他的。
在《罗马帝国的崛起》一书中，作者波里比阿认为，罗马兴盛的是因为其混合政体。
罗马没有腐败，但希腊的官员们总是为自己的党派或自己私利服务。
这是无法从宪法中看出来，只能从人民的德行或历史发展阶段看。
近现代的欧洲，政治制度和美国并没有明显的区别，都是议会制民主国家。但是欧洲政党，已经习惯于把国家当做分赃机构了。
但希腊在伯利克里时代，并不是这个样子的，那时的希腊还是有血性、有武德的。
战士们也是强悍的，福利也是少见的，只是限于有功的伤残战士。
而罗马的到来，让希腊习惯于失败，习惯被征服，如果罗马强迫希腊人出钱，则希腊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
如果说希腊还有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一个博物馆。
罗马富豪去希腊，就像美国人去佛罗伦萨一样。即便你再有钱，也是需要文化熏陶的，也要去希腊见见世面的。
尽管希腊人已经穷的快要饭了，只能依靠这些土豪的打赏维持生活，但他们的先祖绝对是值得尊重的。
雅典还是雅典，但雅典的居民已经堕落了。
他们希望的，就是出售他们的历史资源，以此博得罗马人的欢心，利用罗马为希腊人提供秩序和资助。
我们可以看到，二战之后的欧洲，逐渐走向了希腊这个状态。
搭便车冷战对美国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胜利，但对欧洲则意味着完全不同的结果。
冷战实际上是暴露了欧洲自身的衰弱，苏联还存在的时候，欧洲相对衰弱并不明显，苏联的存在还对欧洲有一定的刺激作用。
苏联解体后，欧洲连对自身安全都不放在心上了，欧洲本身的事情，像是科索沃战争、南斯拉夫的冲突，都基本上是美国出钱出力。
欧盟按照他们的想法去调解和仲裁南斯拉夫之间的纠纷，可真到需要执行的时候，还是美国出手。
形式上是北约执行裁决，但北约之中最有行动力还是美国，欧洲其他各国最多只是象征性的出些兵，和美国人走一走罢了。
这种搭便车的形式，和是希腊和罗马之间的关系一模一样。
这很可能是一种不可逆的过程，欧洲就像古老的希腊，只剩下历史，变成一种只能够依附于美国或者罗马的一个体系，只是充当博物馆或参照物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