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无逸
资本市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990年建立沪深交易所以来，中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地位持续增强，对于提高宏观调控效率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实践表明，一个国家的市场体制越是发达成熟，越有利于提升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随着我国直接融资比重的不断上升，建议更加重视和发挥资本市场的多重基础功能，加强对资本市场的引导和规范，积极服务于政府宏观调控工作。
首先，要充分重视资本市场“晴雨表”的信息预警功能。要着重发挥资本市场的信息搜集、监控、统计和分析功能，切实服务政府宏观调控工作，优化社会预期管理机制。经过30年发展，中国资本市场已经全面覆盖国民经济各地区、各行业和各类所有制企业。据统计，2020年，4200多家上市公司合计实现营业收入52.39万亿元，占当年全国GDP的51.56%。目前A股市场4000多家上市公司和近7000家挂牌公司多是各细分领域的优秀标杆企业，具有突出的行业代表性，相关数据及变化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实体经济的全貌，以及市场结构、产业结构、地区结构的发展趋势。从二级市场看，进入新时代以来沪深股市的交易功能更为灵活和高效，交易规模持续快速扩张。2021年A股市场成交额257万亿元，沪深两市连续49个交易日成交额破万亿，双双创下历史之最。随着注册制的全面推进，信息披露机制持续优化，公开数据更为完整、及时和准确。对于政府宏观调控和预期管理来说，来自资本市场的公开信息、市场动向和分析报告具有关键性的风向标作用，需要予以高度重视。
其次，要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政策传导功能。要着重丰富资本市场背景下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区域政策的具体内涵，形成更加畅通的宏观调控政策传导机制。首先，作为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资本市场上的各类金融工具吸纳了大量货币，社会融资正在向银行信贷以外的体系不断扩展，与此同时，资本市场的资产价格丰富了通货膨胀的多层次定义，并间接影响各类通胀指数的变化；第二，资本市场与市场利率曲线密切相关，构成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实际运行的基础性工具，特别是国内债券市场的持续扩容，为保障政府支出提供稳定的流动性，并为深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第三，股债市场的各项政策规定和窗口指导，为资本设置明确的“红绿灯”，充分体现国家意志和产业政策。随着国内资本市场的发展，宏观调控的具体手段与运行效率也将不断改进。
第三，要充分重视资本市场的风险管理功能。1929年股市大危机直接促成宏观经济学的产生。2008年大危机之后，金融稳定成为宏观调控的新目标，宏观审慎与货币政策随之成为金融稳定目标下的双支柱政策。在此背景下，对资本市场的金融监管必须予以高度重视：一是随着股票债券市场规模与交易量的不断扩大，国际化程度的持续提高，股市的短期波动引发系统性风险爆发的可能性日益增大，因此，加强对资本市场监管、确保经济金融秩序稳定已经构成当前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内容；二是随着混业经营的深入，跨市场、跨监管的资本流动与风险积聚日趋复杂，不仅央行牵头的宏观审慎监管需要关注证券市场的资本异动，银保监会的微观审慎也必须紧密结合证监会的市场监管，形成宏微观的纵向穿透与跨市场的横向穿透相结合的金融稳定体系；三是随着大数据和金融科技的发展，各类新型量化衍生工具组合不断涌现，宏观和监管层面的管理模式必须跟上业务创新的实践脚步，未来资本市场的风险预警与自我纠错功能要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和提升。
第四，要全面完善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作为要素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本市场的主要职能在于引导储蓄转向投资。政府部门除了通过出台宏观政策间接引导市场配置，还会通过各种市场工具和市场主体完成资源优化配置。比如成立百亿乃至千亿级别的政府引导基金和产业基金，发挥母基金的杠杆作用带动更多社会资金投入科技新兴产业，并与公开市场紧密衔接、相互呼应。据投中研究院统计，截至2019年6月底，国内共成立1311支政府引导基金，引导基金自身总规模接近2万亿元，母子基金群（含引导基金规模 子基金规模）总规模大约超过8.2万亿元。除此之外，资产规模庞大的国有企业构成市场融资端的主导力量，发挥着维护一二级市场秩序、引导资源配置方向的支柱作用。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在券商、信托、保险、基金、理财等行业已经涌现出一大批经营业绩和能力出众、法人治理结构健全的大型国有和国有控股机构，各类国有金融机构已经占据市场中介服务和投资端的主导地位。因此，资本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功能的过程，不仅是“看不见的手”在发挥作用，政府部门通过实际控制人地位影响国有企业战略决策，同样也在完成国家投融资的战略使命，而这也都是资本市场功能的具体表现。
（作者系银河证券研究院战略研究员、博士）
（编辑 孙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