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背景：
2008年，在前一年发生的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危机加剧的形势下，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宣布*保护，两家最大的住房抵押贷款机构（房地美和房利美）及一家最大的保险集团（AIG）被“临时国有化”。华尔街金融海啸造成的全球经济危机大幕拉开了。
这次危机导致中国长期以来外国市场的出口经济遭受重挫，出口对中国GDP的拉动从2007年的2.6%下降到2008年的0.8%；同时，外国资本在次贷危机后纷纷涌入商品期货市场，推动了初级产品价格的上涨，使中国发生严重的输入性通胀。生产者价格指数（PPI）从2007年的5.4%上升到2008年4月8.1%，2008年的月度CPI最高也达到8.7%。这使得长期内需不足、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的中国经济立即受到影响。
从2002年下半年以来，随着世界宏观经济复苏和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产业重新布局，中国以远比一般发展中国家完善得多的基础设施，成为吸引外资直接投资规模最大的国家，推动了中国新一轮的经济高速增长。到2007年中国GDP增长达到峰值13%。
和以往相比，在这次经济危机爆发前，中国经济运行在发展模式、发展结构上都呈现出新的特点：
1. 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大循环。
2. 国内经济出现结构性矛盾——“三大过剩”（劳动力、一般制造产业、金融资本）与“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失衡加剧。
3. 地方政府“公司化”“以地套现”，城市化主导的“高投资 高负债=高增长”的发展模式逐渐形成。
危机发生后中国政府的应对：
在2003年经济开始高增长后，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农业就业人口从2003年的3.6亿人逐年减少到了2008年的3亿人。从2003年开始，中央召开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随后，中央接连出台“三农新政”，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工业反哺农业等措施，加大对农村的“反哺”力度。
史无前例的大量支农投入，客观上使“三农”领域吸纳了国民经济中的部分过剩资本和产能，农村的消费性需求增加，大量的资源投入农村，也让农民原来因经济关系紧张而普遍爆发的与基层政府的矛盾趋于缓和，变为一般性的农村内部的财产利益纠纷，整体上改善了农村的稳定状况。农村“资本池”和“劳动力池”的调节功能得到一定修复。
2008年中央出台文件，提出在2010年年底前新增投资4万亿元，同时，连续7次出台文件提高出口退税率，以此弱化国际市场需求下降对中国出口导向的经济体系的冲击。
早在2004年，温家宝总理就提醒各地在防止经济过热、占用耕地过多的同时，明确提出了调控意见。开始加大“中部崛起”和“新农村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调整。连续数年的以万亿计的大规模投资，带动了中西部和农村的基础建设以及数以千万的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在本次全球经济危机爆发，沿海外向型企业*、2000多万农民工失业的时候，已有一定基础的“三农”领域及时吸了这些回乡劳动力，纾缓了城市的就业压力和治安压力。这对于在农村不再有地可耕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尤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