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陶渊明独爱菊，画家徐悲鸿独爱枫叶。这在文化界，可以说是人所共知。但很少世人只知道陶渊明爱菊的原因，却少有人知道徐悲鸿为何钟情于枫叶。
徐悲鸿的爱枫叶，并非天生，而是与后天的一段感情经历有关。
徐悲鸿
1930年，年仅18岁的的孙多慈进入中大美术系旁听。在此期间，孙多慈得以结识时任中大美术系教授、主任的徐悲鸿，并对其才华倾慕不已。
很快，清秀俊美、聪慧且极有绘画天赋的孙多慈也引起了教授徐悲鸿的注意。时年36岁的徐悲鸿，发现这个学生很有可能成为自己衣钵的继承人。于是，孙多慈进入中大后得到了徐悲鸿的亲授，徐悲鸿还将自己的素描让孙多慈带回临摹，另外还特地给她开“小灶”，殷勤指导、启发、 诱导，使她的学业飞快进步。
后来徐悲鸿还为这位女弟子孙多慈画了一幅肖像，题曰: “慈生学画三月，智慧绝伦, 敏妙之才，吾所罕见，愿毕生勇猛精进，发扬真艺。”
但此时两人一直是最单纯的师生关系，毕竟当时的徐悲鸿是有家室之人，两人又相差了整整18岁。而孙多慈，系书香门第出生，更是不敢有非分之想。
孙多慈画像
一切都在徐悲鸿妻子外遇后悄然发生了变化，徐悲鸿与妻子蒋碧薇结婚后本就有诸多摩擦，加之徐悲鸿婚后专注于画作，对妻子关怀不够，妻子遂与一位名叫张道藩（后来台湾立法院院长）的男子开始暧昧不清。徐悲鸿对此苦恼不已，于是无处倾诉的他便经常与孙多慈诉苦。
而当时，孙多慈一家正因为孙传芳的牵连而遭遇艰难。一个情场失意，一个落魄无依，很快两人便惺惺相惜，开始转入地下情阶段。
但纸是保不住火的，何况在妻子蒋碧薇眼皮子底下。悲鸿刻为了表达爱意和思念，在一印章刻“大慈大悲”，暗合二人之意。
不曾想，妻子蒋碧薇竟通过这枚印章察觉出两人的异样。这也不怪妻子，只怪这“大慈大悲”实在太明显，一个“慈”，一个“悲”。何况，“大慈”不就是“多慈”吗，太明显了。
发现端倪后的妻子大发雷霆，开始禁止二人来往，无奈，他们只得转入更地下的秘密交往：书信交往。
1932年，徐悲鸿的在新居徐公馆落成之时，孙多慈特地买了100株枫树苗，托人送来，说是用来点缀徐悲鸿的庭院。其实，这更是两人的约定，“枫苗成树之时，就是你我相合之日。”
但这事，虽然是秘密进行的，但还是很快被徐悲鸿妻子蒋碧薇知道了，蒋碧薇是个有才华且高傲任性的女子，听到风声后便怒不可遏。蒋碧薇随即命令佣人将100株枫树苗全部折断了。
徐悲鸿与蒋碧薇
折断后，蒋碧薇依旧觉得不解气，于是乎，她一怒之下又将这些枫树苗全部一把火烧了解恨。
悲鸿为此气恼不已，但一向怕老婆的徐悲鸿敢怒不敢言，只得忍气吞声。但妻子的闹腾，反而让徐悲鸿心里越发觉出孙多慈的好来，实际上，对比之下，一个泼妇样的耍闹，一个温柔隐忍，换谁都会更喜欢后者吧。
眼见枫树苗被毁的徐悲鸿，悲痛不已，于是，徐悲鸿干脆将其室命名为“无枫堂”，并刻了“无枫堂”印章以抒郁愤和不忘多慈。
也就是从蒋碧薇这番闹腾之后，孙多慈迫于舆论压力，中断了在南京中央大学的学业，全家一同迁到了桂林。
眼见心爱的人因自己连学都上不成了，徐悲鸿心里又恨又恼。不久后，徐悲鸿正式向蒋碧薇提出分手，幷托人向孙父提亲。但这一举动遭到了孙父母的极力反对。为了躲避徐悲鸿的“*扰”，孙家甚至再次由由桂林再迁至浙江丽水。徐悲鸿遍寻无果之下，只得绝望地放手了。
眼看着就能和相爱的人厮守了，结果，却又遭遇父母的“棒喝”，孙多慈在忧郁中大病了一场。
两年后，孙多慈父母作主，将她嫁给了比孙大二三十岁的浙江省教育部长许绍棣。婚后，因为心里始终装着徐悲鸿，夫妻一直貌合神离。
而另一头，失去心爱之人的徐悲鸿只得将全部心思都放在了画作上。所谓“手写心”，绘画同样如此，一心惦念孙多慈的徐悲鸿开始频繁以画枫树为景，徐悲鸿的整个中年，几乎所有画作都与枫叶有关。不仅如此，每次画完后，他还都要盖上“无枫堂”的印章，以示怀念这一隐痛。
徐悲鸿枫叶背景的喜鹊画作
得知孙多慈嫁人后，徐悲鸿悲痛不已，难掩思念的徐悲鸿为两人画了一幅《台城月夜》。这幅画，画的就是徐孙二人一同在高山上望月的画面。
但这幅画在成画不久后被蒋碧薇看到了，作为原配妻子，眼见这样的画作，该是怎样的妒火中烧啊。果然，气不过的将碧薇将这幅画藏起来，并对徐悲鸿说已经毁了。
或许是这幅画本就不该存在，因为藏画的地方有白蚁，日久后画作就被蛀坏了，再也修不回来。这也正如孙多慈与徐悲鸿的感情，再也回不去了。
没了画作寄托思念的徐悲鸿内心痛苦万分，于是，他提笔写下了一首怀念孙多慈的诗作：
急雨狂风势不禁，放舟弃棹迁亭阴。剥莲认识中心苦，独自沉沉味苦心。
这是徐悲鸿在隐痛中写的一首诗，但徐悲鸿知道，这样一首寄托情愫的诗作是不可能在妻子眼皮子底下“善存”的，于是，他转手在诗末加了“小诗录似，少陵道兄悲鸿”送给回来探望自己的好友王少陵。
王少陵回到纽约，将徐悲鸿的这首手迹诗悬挂在客室中。王少陵自然懂得这是一首爱情诗，但他一直替孙徐保留着这首诗，一如他经常为二人隔海传信。
孙多慈画作
这以后，已成长为“民国六大新女性画家”之一孙多慈，每次从台湾去美国见王少陵，每次见到挂在墙上玻璃框中的这首诗，都心酸落泪，她显然知道这是悲鸿写给她的。
1953年9月，孙多慈去纽约参加一个艺术研讨会，正在画友们见面高兴之时，突然收到徐悲鸿逝世的消息，孙多慈听后就昏厥过去，待清醒时痛苦不止，面色惨白。
得知噩耗后，孙多慈整整闭门三天三夜，期间不吃不喝。实际上，虽然她后来结婚了，但她她一生却只爱徐悲鸿一人。徐悲鸿死后，孙多慈，当着丈夫许绍棣的面，为徐悲鸿戴了３年孝。
之后，由于长期抑郁，孙多慈在不久也染病，后在美国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