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禅寺彩塑
唐开元十三年(725)，玄宗与皇后率诸臣僚在山东成武县的一座高僧舍利塔地宫门扉上，供养了“新样文殊”，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先例。山西五台山南禅寺的大殿重建于唐建中三年(782)，因其位置偏僻而躲过唐武宗的“会昌法难”，其殿堂有同时期的文殊塑像，正是有于阗王牵狮呢。四川地区也有中晚唐至宋代的“新样文殊”造像。从图像的普及度来说，晚唐五代大概是“新样文殊”的兴盛期，而8世纪初应可视为于阗王为文殊菩萨御狮图像的起点。同光二年(925)，沙州曹氏归义军与中原有了首次的交往，来年“新样文殊”就完整地出现于莫高窟壁画中，也是合理的。在敦煌一带，新样文殊变的出现或许是与莫高窟第61窟“文殊堂”有关，在归义军曹元忠时期所建立的敦煌“五台山主题洞窟”，正是以绘塑一体的新样文殊变为中心佛坛主人的，而当时曹氏家族与于阗王的关鲧又是很密切的。相同的新样图像在英、法、俄和北京图书馆等地藏经洞出土版画中，也多能见到，可见其流行之普遍。
西夏黑水城出土新样文殊菩萨像
新、旧样文殊之间最大的不同，主要在于御狮者从昆仑奴变换成于觐王。特别选择由于猎王来扮演牵狮的御兽者，或也跟80卷《华严经》的新译，以及华严宗的开展有着一定程度的关联性，毕竟《华严经》梵本是从于阗国请来的，于阗王亲自为文殊菩萨御狮，也是一份殊胜的荣耀。与华严宗五祖宗密禅师交游甚密的宰相裴休，是许多宗密著作的撰序者，他的佛学熏陶以及对于华严境界的追慕是可以理解的。在许多高僧与善信的心目中，于阗国确实是个佛法圣境，或许也是对于往生于念的欣羡，才会有如《北梦琐言》所记录的“裴休转生于阗王子”传说在民间流傅。
五台山佛光寺彩塑
另一方面，善财童子出现在文殊群像之中，反映的是《华严经•入法界品》日益受到重视的现象。文殊菩萨在“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故事中，扮演着不可取代的主体性。我们看到了一个生来福慧资粮充足的童子，如何找到他自己的求道之路，也看到文殊作为一个启发菩提觉性的善知识，是如何苦心引导善财童子完成他的一生成佛之旅的。
日本醍醐寺藏镰仓时代《文殊渡海图》
此处必须再提到沙宾国(今克什米尔)沙门佛陀波利会见老人的因缘，这是记载于《广清凉传》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序》的故事。唐高宗仪凤元年(676)，佛陀波利来到中国朝礼五台山，自以生逢八难、不睹圣容而感叹，向山顶礼，伏乞文殊尊仪。举首忽见一位说婆罗门语的老人，指引他唯有回天竺取得《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东来，始能得见文殊，为灭众生一切恶业。在佛陀波利还国取经再来时，已经是永淳二年(683)。高宗皇帝感念其遭遇之奇特，遂协助翻译，然而却不让流通。再启皇上，得向西明寺僧顺贞求助，以圆满其流通之愿。之后，佛陀波利带着《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梵本向五台山走去，不知其终。这个故事的真伪无从确知，却提供给后人无限的想象空间。到了宋代，民间遂确定佛陀波利是在金刚窟终老圆寂的。有趣的是：推广五台山神异信仰的法照，也同佛陀波利一般地不知其终。据传，唐大历年间，法照与佛陀波利有一段奇妙的相遇，地点就是在金刚窟。传说金刚窟位于楼观谷左崖畔，是三世诸佛的秘密花园，入谷二里处有个白水池，常饮可长生。这个圣迹故事提供了日后新样文殊三尊像(文殊、善财、于阗王)发展属五尊像(三尊加上老人和佛陀波利)的养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