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于2013年6月3日，斯诺登安排珀特拉斯和格伦·格林沃德在香港的一家酒店秘密会面，以便为他们提供有关美国国家安全局非法间谍活动的文件。《卫报》也派调查人员埃文·麦卡斯基尔参加会议，以审查这位不知名的告密者。
现在我们进入电影最有趣的部分。我们通过劳拉·珀特拉斯的眼睛看到了一切，她在酒店房间里摆弄着相机，而格林沃德和麦卡斯基尔在与斯诺登沟通，了解了他要说些什么。珀特拉斯从不向她的观众讲授隐私问题；她的电影真实主义风格让斯诺登和其他关键证人为自己说话。这部电影引发的大规模争论并非来自电影摄影（包括剪辑和音轨），而是来自呈现的真实事件。
斯诺登强调，他不想如一些媒体那样，把自己掌握的所有信息都公之于众，因为他掌握的一些信息可能会让现任政府特工处于危险之中。相反，斯诺登选择把他拥有的东西交给负责任的记者，让他们自己决定什么是适合发表的。我相信，这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明智决定。
斯诺登表面上的背景是29岁的高中辍学生，这可能让人觉得他是个幼稚的梦想家。考虑到他所冒的危及生命的风险，以及环绕在他周围的极端而无情的压力，他给我的印象总体上是冷静、泰然自若的，是一个彻底的专业人士。更重要的是，他的风度和行动使他成为一个真正无私地为公众的利益工作的英雄。
格林沃德在任何时候都显得睿智、谈吐得体、原则性很强。他的银幕时间几乎和斯诺登一样多，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个次要但重要的主角。格林沃德知道斯诺登随时都有可能被抓，于是立即开始在《卫报》上发表有关美国国家安全局违法行为的报道，这在全球新闻媒体上引起了轰动。
在他们在香港酒店房间的谈话过程中，讨论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一些监控工具和程序，包括“恒星风”、“棱镜”和“XKeyscore”。XKeyscore是一个搜索系统的前端，它可以收集和搜索与几乎所有人的电子交互相关的内容和数据。斯诺登还表示，2011年有20个这样的XKeyscore模块，其中10个位于美国境内。但他警告称，考虑到该项目规模的不断扩大，即使在2013年，这个数字也可能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斯诺登还提到，英国情报机构GCHQ的TEMP·RA项目甚至比NSA的还要糟糕。它是世界上第一个“全面”监控仪器。
《卫报》、《华盛顿邮报》和其他一些知名新闻媒体每天都在披露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相关消息，这引发了广泛的关注。然而，斯诺登在与格林沃德和珀特拉斯的首次沟通中就表示，他不想成为关注的焦点。有新闻价值的故事应该是信息，而不是信使。6月9日，斯诺登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媒体们立即聚集在香港寻找他。
因此斯诺登知道他必须离开，在人权律师乔纳森·曼和罗伯特·提博的帮助下，他向联合国申请并获得了难民身份。但香港当局可能会被迫默认美国政府的引渡令，这只是一个短期的问题。于是斯诺登向格林沃德和珀特拉斯道别，离开酒店，转入地下。至此，所有与斯诺登的面对面接触已经结束。
与此同时，麦卡斯基尔和《卫报》驻伦敦的工作人员正在审阅斯诺登的文件，并对那些不应该公开的内容进行了修改。但他们还是继续报道了GCHQ备受争议的TEMP·RA项目。
6月21日，美国政府指控斯诺登犯有三项重罪，其中两项是根据1917年颁布的《反间谍法》，该法最初是为战时罪行制定的，但最近被用来吓唬告密者。该法案被用来起诉乔纳森·波拉德。波拉德向以色列泄露了一些美国机密，而以色列是美国的盟友，而不是美国的敌人。
为了显示像这样的爱国主义问题在美国有多么分裂，就连因揭露美国在越南的军事暴行而出名的西摩·赫希，也对波拉德1985年被判30年监禁表示了坚定的赞赏。令人遗憾的是，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和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等自称自由派的人士呼吁根据《反间谍法》对斯诺登进行全面起诉。
2015年6月23日，据相关报道斯诺登逃离香港。
斯诺登乘飞机抵达莫斯科，但当他的美国护照被取消时，他被困在机场航站楼内。在没有窗户、没有淋浴的莫斯科机场中转室里呆了40天后，他终于获得了俄罗斯一年的政治避难签证，在那里，他的女友林赛米尔斯也来到他身边。
电影的其余部分展示了一些对斯诺登揭露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反应。2013年9月，欧盟在布鲁塞尔开始调查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监控活动。拉达尔·利维森就是其中一名证人，他创建了Lavabit，这是一种加密的网络邮件服务，提供安全（不受监视）的电子邮件服务，爱德华·斯诺登曾使用过该服务。当美国联邦调查局命令他秘密交出他所有掌握的数据，并对此保密时，他觉得他别无选择，只能关闭他的公司。他在欧盟大会上说：
“因为它的破坏性，侵犯别人的隐私应该是很不容易的。如果我们没有隐私权，我们如何进行自由开放的讨论？如果言论自由不受保护，那又有什么好处呢？从某种意义上说，你不能就你不同意的事情在私下讨论。”
在影片的结尾，格林沃德和斯诺登从一个不知名的新消息来源讨论了有关另一项政府行动的新的监控爆料。
这部电影关注的是隐私的基本问题，似乎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它对人类的基本生存有多么重要。有些人觉得他们不得不屈从于“大数据”的时代，习惯于一个没有隐私的世界。他们已经放弃了战斗。此外，许多关于隐私的严肃讨论都是在法律和权利的法律层面上进行的，他们问，隐私权有多重要，以及如何将其登记为法律？所以很多人认为整个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技术上的法律问题。诚然，隐私权或多或少在美国宪法的第四修正案得到强调，但一些法律学者甚至承认并辩称，不存在一种完全可以理解和连贯的隐私权。
但是，隐私的真实而重要的本质在于人类存在的一个比法律层面更基本的层面。它涉及到人类自身的本质。正如学术哲学家迈克尔·林奇不止一次指出的：“拥有隐私的能力是独立人格的必要条件。”
因此，不管信息隐私的概念是不是现代的产物。就像人权的概念一样，它的价值根源在于自治和人格本身的交集。隐私对于人类自我的实现至关重要。
考虑到，在我们与世界的交往过程中，我们需要向外就具体情况发出无数个信息。因此信息被“管控”有时候是无法避免的。但监视改变了我们信息的叙述背景。因为如果我们受到严密监视，我们所做的每件事的详细信息都被提供给他人，那么我们就会不情愿地陷入非我们自己制造的、或我们无法施加影响的环境之中。我们成了别人的棋子，而不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棋子。这是对人格的生存威胁，也意味着自由社会的解体。
